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 论明代中期“理学名臣”丘濬的佛教观

主持人语（南炳文）：本期推出的第一篇文章《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论明代中期“理学名臣”丘濬的佛教观》，是明史与佛教史专家何孝荣教授等二人关于明代中期思想史甚有创新意义的力作，文章简练而深入地分析了明代高官兼学者丘濬，既尊奉程朱理学，又赞扬佛教，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的矛盾现象，并且很有见地地指出了这种矛盾现象之所以存在的社会原因。此文对于了解明代中期官员、士人的思想和生活实态甚有帮助，学术价值甚应重视。本期推出的第二篇文章是明清史专家刘正刚教授等二人撰写的《嘉靖朝〈军政事例〉性质新探》一文。该文是通过对国内外现存有关文献进行深入调研后，对多年以来学术界未能解决的嘉靖时期有无国家军政条例产生之悬案，给予了明确的令人信服的解答：嘉靖三十一年

霍冀所辑《军政事例》就是这样一部重要文献。此文之出，使明朝此类文献的前后传承与演变更加清晰，大大有利于有关研究的深入，其意义不可低估。作者对此部《军政事例》特点与地位的分析亦很到位。（廊坊师范学院特聘教授、南开大学资深教授）

收稿日期：2021－12－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明代北京佛教研究” （22AZJ002）

作者简介：何孝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外文明交叉科学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中国佛教史、故宫学；陈文博，昆明学院人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明清史。

摘 要： 丘濬是明代中期的“理学名臣”、宰辅高官。他尊奉程朱理学，视佛教为“异端”，要求禁绝佛教，强调抑制佛教势力，去除日常生活中的佛教习俗，同时他也赞扬、信奉佛教，宣传慧能及广东地区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与僧人交游，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丘濬的佛教观建立在理学根基之上，因此杂糅矛盾，官职、身份地位以及社会大环境、地域小环境等都发挥着形塑作用。丘濬的佛教观是明代中期官员士人佛教观的缩影。

关键词： 明代；丘濬；程朱理学；佛教

丘濬（1421—1495），字仲深，号琼台，广东琼山（今海南省海口市）人，景泰五年（1454）进士。景泰至成化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编修、侍讲学士、国子监祭酒、礼部右侍郎等。明孝宗即位后，丘濬升礼部尚书，掌詹事府事，不久加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机务”。弘治七年（1494）八月，他升少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丘濬廉能有为，两广用兵，他“陈方略数事”，军帅“多其策”。他主国子监，“鼓舞诱掖，以兴士类”。及入阁，丘濬“上二十余事，陈时政之弊，且请访求遗书”，明孝宗“皆嘉纳”。［《明孝宗实录》卷九七，弘治八年二月戊午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1775-1776页。］他著有《大学衍义补》，明孝宗褒称“考据精详，论述该博，有补致治”，［《明孝宗实录》卷七，成化二十三年十一月丙辰条，第135页。］

又有《朱子学的》《家礼仪节》《世史正纲》《琼台诗文会稿重编》等，［参见李焯然：《丘濬著述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编：《明史研究论丛》第六辑，黄山书社2004年版，第99-124页。］

今人合编为《丘濬集》。作为当时的“理学名臣”、宰辅高官，丘濬视佛教为“异端”，要求抑制佛教势力，同时他也赞扬、信奉佛教，出入理学与佛教之间，思想和生活呈现出杂糅矛盾状态。迄今尚无专文探讨丘濬的佛教观，仅个别论文有所提及。［学术界目前只有郑朝波《论丘濬的宗教思想》涉及丘濬的佛教观，但未作专门论述。参见郑朝波：《论丘濬的宗教思想》，《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本文试图考察丘濬出入理学与佛教及其杂糅矛盾的佛教观，揭示丘濬以及明代中期的官员士人的思想和生活实态。

一、尊奉程朱理学，视佛教为“异端”

儒学自汉代为董仲舒改造后被尊为统治思想。魏晋以后，佛教、道教迅速传播，对儒学主导地位形成一定冲击。北宋程颐、程颢等人进一步改造儒学，南宋朱熹集其大成，创立了理学。明初，明太祖宣布“一宗朱氏之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 （清）陈鼎编：《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14页b。］确立程朱理学的官方哲学地位。永乐年间，明成祖编定《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汇集程朱等人的“四书”“五经”传注以及性理论述，作为士子习业的经典和科举考试的标准，“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 （明）胡广等：《性理大全》卷首附明成祖《御制序》，国家图书馆藏明内府抄本，第4页a。］这样，程朱理学居于独尊地位。

丘濬出生于明初，通过寒窗苦读，由科举入仕，因此他服膺程朱理学。他以“诚”为世界本原和最高范畴，“天下万事万物之理，不出乎一诚。诚者何？实理也”。［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首《诚意正心之要·审几微·察事几之萌动》，《丘濬集》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6年版，第26页。］丘濬提出“诚”就是“理”，与程朱并无二致。他也认同程朱的天理、人欲之别，“天下之理二，善与恶而已矣。善者，天理之本然；恶者，人欲之邪秽。所谓崇敬畏者，存天理之谓也；戒逸欲者，遏人欲之谓也”。［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首《诚意正心之要（补）》，《丘濬集》第1册，第13页。］不过，丘濬并非一位理学理论家，他没有就“理”“气”“性”等理学范畴做更多的论证和探讨，而是遵从程朱之说。［ 参见郑朝波：《丘濬哲学思想辨析》，《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他引宋儒真德秀话说：“孔孟之道，至周子而复明。周子之道，至二程而益明。二程之道，至于朱子而大明。其视曾子、子思、孟子之传，若合符节，岂人之所能为也哉？天也！”［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朱子学的·道统第二十》，《丘濬集》第7册，第3430页。］将程朱理学定为儒学正传。他尤其尊奉朱熹，其学“以紫阳为宗，读书穷理，以究极圣贤之精蕴”。［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首附（明）郑廷鹄《刻琼台会稿后序》，《丘濬集》第8册，第3695页。］他“汇朱子微言，仿《论语》作《学的》”，［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首附（明）叶向高《丘文庄公集序》，《丘濬集》第8册，第3678页。］即辑录朱熹思想论述而编成《朱子学的》，弘扬程朱理学。因此，后人称其为明代“理学名臣”。［ 嘉靖《广东通志》卷六一《丘濬》引《理学名臣录》，陈建华、曹淳亮主编：《广州大典》第三十五辑“史部方志类”第四册，广州出版社2015年版，第9页a。］

儒学与佛教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作为和影响等方面都截然不同，因此前贤往儒斥佛教为“异端”。丘濬尊奉程朱理学，自然也将佛教视为“异端”。但他对佛教为“异端”不再做学理上的重复论证，只是偶尔引述并阐发前人有关言论。如，他在指出佛教与儒学的区别和佛教危害时说：“佛之道，吾不得而知之也，所谓因果，所谓缘业，彼之深于其道者，亦在所不取，况吾儒哉！”僧人出家，“其于世间一切纷华声利、美好端丽之物，视如土苴。虽其君亲眷属有所不顾，头目手足有所不惜”。［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七《重修杭州石屋寺记》，《丘濬集》第9册，第4288-4289页。］他引述宋高宗反对鬻牒度僧之言：“一人为僧，则一夫不耕”，并进一步阐发道：“一夫不耕，则国家失一人之用。非但吾不得其人一身之用，而吾之子孙亦并不得其子若孙用焉。”［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三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鬻算之失》，《丘濬集》第2册，第557-558页。］

丘濬经常引述前人关于佛教为“异端”的论述。如，他引述孔子“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再引用程朱派学者指后世佛教为“异端”之言：“程颐曰：佛氏之言，比之杨、墨，尤为近理，所以其害尤甚”，“史伯璿曰：……佛氏之学，能弃君父，灭纲常，立教之初，便有此害也”。丘濬评论说：“战国之时，异端之大者在杨、墨。秦汉以来，异端之大者在佛、老。必欲天下之风俗皆同，而道德无不一，非绝去异端之教不可也。”［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七八《治国平天下之要·崇教化·一道德以同俗》，《丘濬集》第3册，第1216-1217页。］也就是说，佛教、道教为最大的“异端”。在《大学衍义补》中，丘濬反复斥责佛教为“异端”。如谈及丧礼，丘濬说：“礼废之后，人家一切用佛、道二教，乡里中求其知礼者盖鲜”，朝廷须行“古礼”，“而异端自息矣”。［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五一《治国平天下之要·明礼乐·家乡之礼（上之下）》，《丘濬集》第2册，第833页。］

永乐年间，太子少师姚广孝抄传所著《道余录》，批驳程朱等人“攘斥”佛教之言，“逐条据理，一一剖析”，［ （明）姚广孝：《逃虚子道余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集部第28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146页。］护持佛教。姚广孝即释道衍，为“靖难”第一功臣，深得明成祖宠信。时朝廷独尊程朱，饶州儒士朱季友“上书专诋周程张朱之说”，被明成祖斥为“儒之贼”，“命有司声罪杖遣，悉焚其所著书”，［ （清）陈鼎编：《东林列传》卷二《高攀龙传》，第14页b。］但明成祖对姚广孝及《道余录》并未批判和惩罚。至宣德年间官修《明太宗实录》，则斥姚广孝“尝著《道余录》，诋讪先儒，为君子所鄙”，［ 《明太宗实录》卷一九八，永乐十六年三月戊寅条，“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年版，第2073页。］指其为官方哲学之敌。［ 参见何孝荣：《论姚广孝与新明朝的建立》，《史学集刊》，2019年第3期。］丘濬在朝，时有人以《道余录》见示，请“为之分析”。丘濬作诗回复说：“儒生不读佛家书，道本无亏岂有余？请问前朝刘太保，西来作用竟何如？”［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四《王初阳尚书致政家居，以姚少师〈道余录〉见示，意欲予为之分析。书此复之》，《丘濬集》第8册，第3853页。］意思是，作为儒生是不读佛家书的，程朱理学之道圆满完备而“无亏”，没有姚广孝可以商榷批驳之处；请问元朝太保刘秉忠（刘秉忠先以僧人辅佐元世祖，而后还俗为官）治国究竟是用佛法好，还是儒学好？丘濬仍是指斥姚广孝《道余录》为“异端”。

二、反对皇帝佞佛，要求抑制佛教势力

魏晋以后，佛教迅速传播，很多民众出家，大肆修建寺院，佛教势力膨胀。对此，丘濬指出，“佛之教行乎中国，中国之人所以崇奉之者无所不至，广其寺宇，严其像设，而又累木石以为浮图”，“下至偏州小邑，无不建之，以为标表焉”。［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七《延祥寺浮图记》，《丘濬集》第9册，第4287页。］僧人冗滥，“今世所谓高者，往往华服用，精饮馔，居则侈屋宇，出则盛骑从，甚至争总摄之位，购住持之檄，终讼以告讦，持梃以相向。至于犯戒律，违规约，则又其日用常行事耳”，不真实修行，乃至逾戒越律，“举世皆然”。［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一七《重修杭州石屋寺记》，《丘濬集》第9册，第4289页。］

丘濬赞同禁绝佛教。他高度赞扬后周世宗的禁佛，表示“世宗毁佛像以铸钱，毅然不惑，可谓刚明之主”。［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二七《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铜楮之币（下）》，《丘濬集》第2册，第489页。］他引欧阳修提倡的修补儒学以抑制佛教，及韩愈禁绝佛教之论，指出：“其法行乎中国千余年，其势已坚牢不可动摇，其言入人心也已深，而其像设屋宇在人耳目者已稔熟。一旦欲去之，其势诚有不易然者。欧阳氏欲吾修补吾政教之缺废者，诚反本之论”，“英君谊辟，有志于扶世教、辟邪说者，出于其间，举韩子所谓人人、火书、庐居之说，乘其衰而去之，则中国三代道德之教、礼义之俗，顿然复矣”。［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七八《治国平天下之要·崇教化·一道德以同俗》，《丘濬集》第3册，第1223页。］

不过，丘濬也看到，佛教为民众广泛信奉，历代并不能真正将其去除，因此他提倡切实可行地抑制佛教，避免佛教势力过度膨胀。他说：佛教“已入中国千有余年，世之英君巨儒，非不欲去之。但习俗已成，深固盘结，终无可去之期”。［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三二《治国平天下之要·制国用·鬻算之失》，《丘濬集》第2册，第557页。］为此，他反对皇帝佞佛。他引梁武帝事例说：“古之帝王好佛者无如梁武帝”，“考之史鉴，武帝饿在台城，子孙自相鱼肉，以至于亡”。［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琼台诗文会稿》卷七《论厘革时政奏（弘治壬子四月十日上）》，《丘濬集》第8册，第3973页。］梁武帝“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本欲儌福于己，而反有以致祸于人，所谓求福不得，而祸已随之者也。佛教之不足凭信如此，后世人主其鉴之哉”。［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一一三《治国平天下之要·慎刑宪·戒滥纵之失》，《丘濬集》第4册，第1761页。］丘濬反对僧道入宫。他引述《周礼》注疏“潜服、贼器不入宫”云云，评论说：“成周以宦者掌门禁，其严也如此。我朝禁僧道非朝见由前门，不许入皇城门，及无牌面，并凶服、异服，有持寸铁者，皆不许入禁门，亦周人意也。”［ （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一一八《治国平天下之要·严武备·宫禁之卫》，《丘濬集》第4册，第1848-1849页。］ 他抨击元朝皇帝佞佛，“元人至遣西番僧入宫持咒，每岁元正，命所谓佛子者张白伞盖，遍游都城，此何理也！”［（明）丘濬著，周伟民等点校：《大学衍义补》卷六四《治国平天下之要·秩祭祀·祭告祈祷之礼（下）》，《丘濬集》第3册，第10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