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漩涡中的小人物形象与叙事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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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杨遥老师的新书《隐疾》，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是，它是新时代文学晋旅山西中青年实力作家中篇小说代表作系列书目之一。而之所以将这个系列命名为“新时代晋旅”，我想大概是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文坛曾经出现过蔚然大观的“晋军崛起”现象，山西作家成一、张石山、韩石山、李锐、张平、赵瑜等相继成名。新时代以来，尽管山西文坛仍然有一批活跃的中青年作家，却难以形成集束现象，或者更进一步说，在全国的影响力还有待提升。此次系列丛书的出版，是对山西中青年作家代表作品的一次有意图、有目标的整合，是展现山西中青年作家创作成果的一张靓丽名片。而杨遥作为山西文坛70后作家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作品自然也要收录其中。这里还暂且未论杨遥的短篇小说《二弟的碉堡》早在2005年就已入选《小说选刊》，《闪亮的铁轨》在2007年便已荣登《人民文学》，2009年其凭借《硬起来的刀子》获得第9届《十月》优秀短篇小说奖，2016年中篇小说《流年》在《收获》刊登后，获得全国各大选刊的关注……从发表第一篇处女作《病孩》开始到今天，杨遥已经创作20年有余。最近，他在一篇访谈中提及关于文学创作的话题时坦言：“文学是场马拉松，文学创作首先要有天赋，对于有文学天赋的人来说，勤奋又特别重要。”可以说，在以文学为事业的长跑中，他坚持下来了，熟悉杨遥的朋友都知道，他常常在早上五点开始写作，也就是说，在不耽误自身工作的前提下，他要比别人更勤奋，以此来保证创作的时间。案牍的劳形也好，丝竹的乱耳也罢，都没有动摇他写作的决心。正是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精神以及对文学理想的赤诚之心，使他在文学的园地里持续耕耘了这么多年。眼前的《隐疾》就是一个见证，这是杨遥中篇小说创作的硕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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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和我的时代》《隐疾》《英雄李育民》《北京刮大风》《入海口》《流年》，共同组成了这本将近260页的中篇小说集，从整体容量上看并不算多。通读这6个中篇，会发现杨遥在写作中所特别关注的人物分别有：迈入新时代的父亲，怀抱理想的大学毕业青年安永哲，去北京当保姆的陈继清，在恋爱和婚姻生活中沉浮的凌云飞和聂小倩、李育民以及发出意义追问的朱青。杨遥有意让这些小人物成为故事的主角，探索他们的精神世界，写他们的迷惘和困惑，成长和觉醒，也通过他们来透视生活的千姿百态，表现人生的悲苦与温情。在对小人物的书写和关注中，彰显着杨遥的悲悯情怀。

小人物形象有着深厚的文学根基。1830年，俄国作家普希金以伊凡·彼得罗维奇·别尔金为笔名发表了《别尔金》小说集，开拓了俄国文学史上描写小人物形象的先河。中国古代文学史中的小人物则可以追溯至中晚唐时期，与传统诗文中所关注的士大夫不同，这一时期的文学倾向于描绘普通人物的世俗生活，这一文学旨趣的转变对后来的文学史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而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为著名的小人物则是鲁迅笔下的阿Q，可以说，小人物虽然籍籍无名甚至人微言轻，却是最能洞悉时代的人。

先从《父亲和我的时代》说起，在小说中杨遥塑造了“我的父亲”这一形象，通过“父亲”这个十里八村闻名的“裱匠”传递时代的信号。众所周知，随着国家精准扶贫政策的有序推进，在乡土小说创作领域出现了一批反映乡村变化的作品。因此如何规避同质化倾向，防止机械地落入“解读政策”的窠臼，就成为每个作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杨遥巧妙地运用人物的身份转变，也即“父亲”的电商之路来呼应乡村面貌的改变，展示脱贫攻坚的成果，是新颖而独特的。具体来说，“父亲”踩着时代的节拍做起微商，是作为父亲儿子的“我”未曾想到的。而“我”之所以感到意外，乃是因为早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就像失去精气神儿一般，变得一蹶不振。“他不再用洗衣粉洗头发了，衣服脏了也不再换洗，人变得非常邋遢，也不再和人到处开玩笑了，与人在一起半天不说一句话，整个人黑乎乎脏兮兮的，看上去比六十岁的人都老。”对于一只脚在乡村，另一只脚拼命钉进城市的“我”来说，和父亲的交集也越发少了。昔日里守旧、固执而且邋里邋遢的父亲，怎会做起微商呢？事情是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变化的。父亲先是问“我”要了一部智能手机，之后便申请了微信，继而通过微信发布了很多关于绿色农产品的小视频。其实彼时的“我”并没有把父亲的这一举动挂在心上，反倒因为短视频中父亲被放大的黝黑面孔以及破旧衣衫感到格外窘迫。“我”的父亲真的要做微商吗？他能坚持下去吗？通过多方了解，这才知道一切都是村里的第一书记在积极推进。为了脱贫，第一书记一方面组织培训发放培训补贴，另一方面则和“雁门沃土”合作，旨在打造无公害、不施肥的健康产品。于是，在这样一种外在环境的推动之下，“父亲”的故事顺理成章地成为千万个扶贫故事中的一个。假设沿着这样一条叙述逻辑推演下去，读者可能会看到“父亲”精神和物质上的更大改变。但请注意，杨遥并没有这样做。他将一定的笔墨回溯到“裱家”这个行当上，也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作为儿子的“我”身上。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条贯穿于整篇小说的线索，关于“我”一直想要创作出的那部小说《隐疾》。半年前的一丝心得和遐想，使我立志要完成一部小说《隐疾》。“我，我的这些朋友，大街上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别人一眼能看出来，有的看不出来，但当事人自己都意识不到，有时还把它当成优点，我把它称作“隐疾”。正是在构思和修正这个稿子的过程中，我数次返乡。因此得以目睹父亲的改变，也开始和父亲有了真正深入的交流。“我”发现，虽然父亲显然是跟着时代奔跑起来了，他搭乘科技的快车，将农产品销出国门，但仍然对装裱手艺念念不忘。与此同时，一些烦恼也开始出现在“我”的身上，面对父亲和时代的紧密联系，“我”不禁感慨“我觉得以前的视野太狭隘了，而父亲，我认为远远落后于这个时代的人们，竟然跟着时代奔跑。”在这里，我们应该注意到，父亲那辈人流露出对传统技艺没落的深切担忧，而“我”则陷入了深刻的自我怀疑，这样的怀疑来自对时代发展的无从把握。杨遥在小说中，通过父与子两代人的心理暗流，除了要表达所谓主旋律的脱贫以外，想要阐述的至少还有其他两个方面，一个是要展现“传统技艺（文化）”的命运，再一个则是要突出表现人与时代的关系。从当下来看，城镇化已然成为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在这样的趋势之下，传统技艺和文化在很大程度上难逃衰败的厄运，其发展与保护的矛盾相伴相随。而作为构成历史的每一个普通个体，虽然每时每刻都在“历史”之中，却也会时常困惑。时代究竟在哪里，如何在时代中寻找自己的坐标，这是时代的精神症候，“我”对时代的感觉，或许就是每个当代人的心理现形记。换句话说，时代的些微动向，在普通小人物那里就是惊天波澜，能改变个人的命运，使人或上天堂或下地狱，个人就像一个不停运转的齿轮，而到底能不能楔入社会的大机器中，找准自己的位置，还不得而知。

《隐疾》与《父亲和我的时代》，两个中篇小说具有强大的互文性。在这个小说中，杨遥把叙事的重心放在了知识青年朱青身上。故事以朱青的“隐疾”作为切入点，对其精神世界进行深度开掘。阿普尔比曾言“一个故事的迷人之处在于它的结尾。结尾令我们好奇，于是便生发出问题，这才从头讲起。”从这个意义上说，《隐疾》这个小说的迷人之处或许也在结尾处———当朱青转圜许久后，在书中找到了追寻已久的答案。“他在书中发现许多问题不是一个人有，一个单位有，一个国家有，是许许多多人共同有的毛病。”我们不妨在《父亲和我的时代》再找找《隐疾》的创作动因，就会发现前者抛出问题，后者寻找答案。依我愚见，就是这样一个困惑的解开，或者干脆说自我和解的达成，驱动着叙述者的叙事决心，从生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将问题悬置），到承认问题的普遍性，以此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叙事链条。朱青作为省城的一位普通工作者，时常感到生活的无意义，准确点说是“没劲”。作为现实生活重要构成的工作已经无法带给他满足感，他甚至发现所有的事情干到最后都大同小异。在觉察到这样一种本质后，他便不自觉地滑入了虚无之境———在这个冬天，他开始关注女性的脚踝，去关心那些冬天露着脚踝的姑娘到底冷不冷。为了得到这个答案，他甚至在一次醉酒后，鬼使神差地走进了闪着粉色灯光的按摩房。而当他得到答案后，却并没有感到多么开心，反倒是更大的虚空向他袭来。由此可见，在朱青不断向内坍塌的过程中，一直没有找到突破自我的自由之径，也没有找到一种为自己所真正认同的意义。不可否认，在对虚无的苦涩品味中，他多次想从现状中逃离出来，他想过重新学一门手艺来养活自己，也想效仿石彬伦那样做长城的研究。特别是在一次冬泳之后，他愈加发觉身体像一座监狱，将他围困起来，四周彷佛都是铜墙铁壁，“对于一个真正体察到生命虚无的人来说，他思想中的根本问题不在他相信这个世界的日益进步与他对整个现实世界的彻底否定之间，而在于他如何建立起自己与一个是否进步的世界的价值联系中”。显然，朱青属于这个范畴。在他对自身“虚无”的透视中，或者说在他积极抵抗虚无的过程中，他并不想去做陈寅恪、王小波那一类彻底的特立独行的人，却也不甘心维系现状，他所提出的种种想法都因某些顾虑而打消了。其实，归根结底，他还是无法真正从公共世界中穿梭出来，而彻底抉择出作为主体所真正信奉的价值原则，他在与既定世界的价值联系中左右摇摆，犹疑不前。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认为，前现代和现代时期机制的最大不同在于，以“展布”为目的的肉刑被以“重塑”主体为目的的规训所替代，朱青的遭遇虽然不能简单地归咎于某种惩戒机制，但我们至少应该看到他的“主体性”在现实中不断被更改和确认。他的迷茫和彷徨就像被困铁屋的人，虽然终究会醒，但醒来后又该往何处去呢？带着现实镣铐跳舞的朱青，看似找到了一种“自洽”的方式，去承认所有问题的普遍性、以读书和爬长城为精神指引，努力将“自我”纳入当下的洪流中，但或许恰恰是这种“自我启蒙”“自我规训”是值得引起警惕的，更进一步说，杨遥所勾勒出的朱青这一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象征着当代一部分知识分子真实的心灵历程和价值选择。

《英雄李育民》的主人公是“我”的邻居李育民，他是一位平民英雄。一提到“英雄”这个词，我们马上就会联想到战争，认为只有在战火纷飞之中，才能涌现英雄。其实不然，如果抛却固有的思维定式，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和平年代也有英雄，或者说在非战争的和平年代要产生一个超乎一般人以上的英雄甚至是难能可贵的。在“我”上小学时，李育民是电线杆厂的一名工人，在那时他就一心想做个英雄，这也为整个小说走向奠定了基本的叙事基调。我们知道在共和国历史上，工人阶级一直是被歌颂的对象，工人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着共产主义的共同理想，而杨遥将一个当代英雄的形象赋予工人李育民，或许也有这方面的考量。李育民为人正直，见义勇为，他常常为不公之事打抱不平。其中，最让他出名的事件是协助警察上山抓捕逃犯。然而那次的抓捕看似成功，却给他的身体留下了颇多隐患。等到“我”去县城上高中直至去外地上大学时，他的生活状况便愈加艰难。直到在一种历史巧合之下，他临危受命，被推举为村委会主任。而与此同时，因为学校地皮的开发与否，各方利益开始激烈角逐，作为村主任的他也被迫卷入其中。在巨大的利益引诱面前，李育民动摇了，险些堕落为开发商利用的筹码。但就在地皮将要被开发的千钧一发之际，他选择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保全集体、捍卫集体的尊严。“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是社会主义、集体主义道德原则的基石。从集体利益的内涵来看，它指向着集体内部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和整体利益，而不单单是某一个人的具体利益。因此，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特别是个人利益的取得会妨碍和损害集体利益的发展时，出于道德的平衡，个人利益往往要服从于集体利益。但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仅仅是出于道德体系的提倡，而非法律上的强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繁荣发展的当下，权力和金钱如连体婴儿般捆绑在一起，金钱带给权力者巨大的诱惑，权力因为金钱而滋生腐败。基于此，个人的道德选择在本质上就进化为一种自省行为，也就是说牺牲个人利益而保护集体利益就显得格外珍贵，李育民用自己的生命捍卫集体，是当之无愧的当代英雄主义的代表。杨遥用这样一位小人物寄托着对当代英雄主义的赞扬和讴歌，同时也昭示着市场经济条件下可贵的价值取向。

《北京刮大风》的焦点在于进城务工者陈继清。在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风中，陈继清辞去了在京的保姆工作。其实，她从事这份工作的时间很短，满打满算也至多两个月。这份工作和她以往从事的月嫂、看护等职业比起来任务并不繁重，她的雇主自称是北京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外表光鲜靓丽且生活体面。那么她究竟是何缘由要辞去这份看似轻松又高薪的工作呢？一个关键原因是，陈继清在与雇主陈幂的交往中深刻体会到了城乡间的隔膜，她渴望得到来自城市人陈幂的认同却无疾而终。在她做保姆的第一天，便被陈幂要求帮忙脱鞋，这一举动让作为劳动者的陈继清感到自己受到了轻视，“她的脸涨红了，除了给小时候的女儿和喝醉酒的丈夫脱过鞋，她从来没有给别的人脱过鞋”，“自己是来当保姆的，不是来当老妈子的”。对陈继清的这段心理描写诠释了她作为一个靠自己双手生存的劳动者的尊严，她愤懑于陈幂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驱使她。当初，她怀揣着改善物质条件以及对女儿未来的希冀走进北京，不料却在陈幂那里遭到了迎头痛击，参加过职业培训，掌握了劳动技能的她，好不容易从农村的那片黄土地中解放出来，但恍惚间又变为城市人的“奴隶”，这是一种十分戏剧化的心理嬗变。小说中她从女儿同学口中无意间听到的那句“贫穷压制了她高贵的胸襟”，在之后成为她持续的心灵回响或许也是一种十分恰切的呼应。导致陈继清辞职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她踏入大都市后所遭遇到的孤独和冷遇。“这个世界如同一扇开启的大门，而门外却是无垠的荒寒大漠”，陈继清就是荒寒大漠上的一个孤独跋涉者，她在北京几乎没有朋友，活动范围狭小，看跳舞是她仅有的消遣，而当她把唯一的朋友也就是跳舞的疯女人带回家后，又恰巧被雇主陈幂撞到。一时间，疯女人的发狂、陈幂的歇斯底里以及陈继清的忍耐都在那场大风中达到了极限。此时故事被推向了高潮，陈继清的辞职也演变为一种必然，她亟需返乡去寻找某种心灵依靠和道德尊严。其实，我们可以从陈继清身上看到当下一部分进城务工者的现状，体会和咀嚼务工者的苦涩和心酸，他们如同候鸟般迁徙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走入城市时，他们是异质的漂泊者，而返乡后又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乡村给了他们低贱的身份，却不能给他们富足的物质，城市给了他们低廉的财富，却不能给他们证明身份的绿卡”，丁帆如此说，杨遥如是写，他用自己的方式写出了在城市化进程中一部分卑怯无助的务工群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