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舍得米

一

我正在对着体检报告上的“糖尿病”三个字发呆，手机响了。掏出来一看，是从小和我一起玩尿窝长大的胖哥打来的。

胖哥说，今年的第一波松茸出山了，下午约几个好友一起聚聚。

我再三推辞，胖哥不客气了，多大个糖尿病？不给面子啊？

弟兄情谊，割不断的长腌菜，我只好答应。

胖哥多年来一直做野生菌买卖，是我们老乡中在这座城市有头有脸的“松茸大王”，他邀约吃饭的地方，就在他经营餐饮住宿的“松茸大酒店”，也是我们老乡隔三差五聚会，打牌聊天吃吃喝喝的“根据地”。

如约，以胖哥为圆心的人陆续到达，好多都是老朋友，也是我想见的人。一桌香喷喷的饭菜，松茸唱主角，酒也是胖哥泡制的松茸酒，服务员按程序依次斟酒。给我倒酒时，我摇手示意，解释自己患有“三高”不能喝酒。就在此时，胖哥从洗手间打完“肚皮针”出来，落座我身边，见我酒杯空空，发号施令了：“老兄，哪个吃了五谷杂粮不生病？我血糖高了十多年，天天打针，酒照样喝，男人不喝酒，白来世上走，来来来，少喝点，少喝点。”一边劝说，一边抢过服务员手里的酒瓶，唰唰唰就把我面前的分酒器满上。接着，胖哥开杯，大家举杯，杯杯相碰，杯杯亲嘴，饭局开场，酒局开仗。

有人提议，就有人附和，你起我落，一轮一轮轰炸，真是酒逢知己杯杯小，不喝不喝又喝了。酒过三巡，服务员端上来一盘“大丰收”，为了拼酒，我顺手抓起一个苞谷棒子啃吃。吃着吃着，母亲做苞谷饭的细枝末节随之而来……

母亲把黄灿灿的苞谷粒用石磨嚼成瓣，差不多有米粒大，煮饭时，掺一部分在大米里，混合淘洗下锅煮，用筲箕过滤米汤后，倒入甑子，蒸熟后就成了苞谷饭。米饭白，苞谷黄，由于苞谷粒比米饭硬，吃进嘴，就像米饭里有沙子。但谁敢挑嘴，就要挨饿。

另一种苞谷饭是苞谷面。母亲用石磨把苞谷磨成面，筛去麸皮，然后放在米饭上面蒸，看似黄金白银，吃进嘴却满嘴钻，嚼来磨去，就像喉咙比原来细了似的，难以下咽。但不论好吃难吃，每个人必须先舀一碗苞谷饭吃完，才可以舀一碗米饭吃。每逢吃苞谷饭，我要么用菜汤泡，要么用米汤泡，“稀里哗啦”泥石流滑坡似的就完成了任务。

“来，兄弟俩干一杯。”胖哥轻轻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还没等我反应过来，酒杯已经满上。喝还是不喝？我只好屈服于酒。放下酒杯，胖哥翘起大拇指：“不愧是好弟兄，感情深，不怕打吊针。”

在酒面前，我一直是个老脸羞红的弱者，为了抵抗酒这个侵略者，我一会儿跑洗手间，一会儿假装接电话，想尽办法躲酒。酒，一人一圈轮流打通关，酒潮一浪过一浪，酒精在我的肠胃里燃烧。服务员端来一份干巴菌炒饭，我多想吃一碗填填肚子压压酒，可医生一再嘱咐我，要少吃大米饭，少吃碳水化合物。服务员朝我走过来，我犹豫了一下，摇摇手。胖哥接嘴说：“老兄，喝了酒，多多少少要吃一嘴饭，不能亏待自己的肠胃。”并示意服务员给我添半碗干巴菌炒饭。我只好客随主便，埋头吃了起来。

二

服务员添饭，又让我想起了乡村添饭的场景。在老家，不论哪家操办男婚女嫁的喜事，婚宴都由“总管火”唱主角，父老乡亲们按照“总管火”的分工，逐一落实。最忙碌的要数母亲她们那班操刀掌勺的火夫头，无论炒的煮的、花色品种、麻辣香甜，每一道菜都关乎到主人家的脸面。

上菜时，在主厨的统一指挥下，帮厨的一碗一碗出菜。在唢呐声声引领下，手舞红色毛巾的“引菜人”出场，抬菜的人手握托盘，从厨房里出来，两人一对，一对紧跟一对，时而用头顶，时而用肩头抬，时而一只手把托盘举过头顶，一边唱，一边跳舞。抬菜的人在表演，“八大碗”肉菜随着高超的技艺在跳舞、在旋转。随后，依照长辈，先左后右，肉菜才一碗一碗摆上桌。这种上菜方式叫“跳菜”，集民间音乐、舞蹈、饮食为一体，既为主人家增添了喜气，又给客人们带来了快乐。我身临其境，仿佛是看了一场很过瘾的乡村杂技表演。客人就是看客，既饱眼福，又饱口福。长大以后，我见过一些世面，才渐渐明白，乡村的“跳菜”由来已久，是唐朝南诏国彝族人敬奉帝王时，在宫中表演的一种舞蹈。后来，村村寨寨效仿，流传至今，成了彝家人招待客人的最高礼仪。

添饭也是乡村喜事中有趣的风俗。主人家一年到头再困难，操办喜事时，勒紧裤带也要摆开饭甑子，让客人放开肚皮吃饭。而且，还要由帮助主人家操办喜事的“总管火”安排，添菜、添饭，各负其责，全力以赴把客人招待好。于是，添饭的人往往盯住来做客的同辈年轻异性，在人家吃饭时，趁人不防，多添一些。吃不完就是“作残饭”，不给主人和添饭人面子；全吃光了，一旁的人反过来倒打一耙：“饭胀老憨包。”所以，做客入席，有经验的一般都选择靠墙的座位，预防“押饭”的人冷不防从身后介入。或先吃半饱，迎合人家来添饭，合情又合理。

我在乡村供销社购销店工作的那些年，去参加过不少彝家婚宴，但不管自己怎样防范，总是被添饭的姑娘盯梢。花枝招展的姑娘从主人家厨房里提着一锅肉汤，在席间转悠。突然间，早已藏在锅里的饭就随着汤勺伸进碗里，随着一声亲切的称呼：“老表，我给你添一勺热乎汤。”还不等自己反应过来，饭就押入了碗中，两个添饭的姑娘默契配合，一勺汤紧跟泡上，另一个姑娘又添来辣椒蘸水。面对一碗满当当的饭，吃饱即将离席的我很尴尬，只好顺水推舟：“表妹，添满些，用脚跺跺吧。”两个姑娘笑口如铃：“老表，多吃点，等下才有力气跳脚（左脚舞）呢。”紧接着，添饭姑娘的山歌就随口而出：妹家门前一丘秧/太阳照田亮汪汪/无心栽秧无米吃/有心恋妹恋成双。一粒谷子一粒米/不想别人只想你/只要表哥和妹好/酸汤更比肉汤香。刹那间，一个个添饭挑逗的人随之跟上，青棚下、宴席间，到处洋溢着喜气盈盈的说笑声。

媳妇熬成婆的母亲，年轻时就是喜事场上的添饭高手。改革开放后，农家过上了不愁吃的日子，隔三差五就能吃上肉。若是逢年过节，或亲戚登门，猪、鸡、牛、羊、鱼肉，至少也有两三个品种上桌，母亲依然习惯给别人添饭搛肉，行使她的“专利”和“分配权”，总是说：“再接一嘴饭，饱饱吃，莫饿着，再吃一块肉，不肥、不肥。”母亲那种近乎强迫的热情，总是让人受不了，甚至产生反感。可是，下次吃饭时，母亲爱添饭、搛肉的“老毛病”还会犯。

母亲进城和我生活的那些日子，总是早早地把饭菜煮熟、摆好，等我们坐上桌，就不停地为我们舀饭。学吃饭的女儿，一会儿要调羹，一会儿要筷子，一会儿筷子、勺子又掉在地上了。眼疾手快的母亲总是不停地站起来，坐下去，又站起来，反复把掉在地上的调羹、筷子捡起来，擦洗干净后递给女儿，不断地添菜、添饭，最后一个离开饭桌，最后一个人慢条斯理刷洗碗筷。

后来，年岁已高的母亲在中风折磨中溘然离世，原来一家四口人吃饭的小方桌，母亲坐的那个位置，就像她曾经睡过的那张床，一直空着。

三

自从查出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我不知暗暗下过多少次决心，要减少应酬，远离饭局，坚决断酒。可身处当下，今天你请我吃饭，明天我请你吃饭，已成为一种礼尚往来的人情世故，如果不去，面子就搁不下。而坐上桌时，面对那么多好菜好肉，无酒不成席，多多少少总得喝几口。有时自己严防死守，滴酒不进，举不起杯，插不上话，仿佛一个失去了比赛资格的运动员，格格不入的局外人，经常坐立不安。

我一次次赴约，一次次都成了酒的俘虏。每次胖哥邀约吃饭，都得到他好酒好肉款待，麻辣香甜，口味俱全，很多来自家乡的糯食、粑粑、饵块，常常勾起我无数乡愁。

在那个饥不择食的年代，糯米是农家当门立户的慰问品。不论是邻居，还是亲戚朋友家生孩子，都要“送祝米”贺喜。祝贺的礼物，除了鸡和蛋，还有糯米面和糯米白酒。尤其是丈母娘家，还要早早邀约三亲六戚，组成一队人马，挑着鸡笼，牵一只大骟羊，到姑爷家吃两天。母亲也不例外，不论是为嫂子们生孩子办“祝米酒”，还是去亲戚朋友家送“祝米酒”，糯米面必不可少。

每年春天，蚕豆结荚，母亲安排我和姐姐把摘回家的青蚕豆角剥开，抠出一粒粒嫩生生的蚕豆，再剥皮，挤出蚕豆米。然后，母亲把和好的糯米面与蚕豆米“拉郎配”在一起。蚕豆米和糯米面好像心不甘，情不愿，在母亲的手下总是粘不在一起。于是，母亲拿来菜刀，拎来砧板，把面团摊在砧板上，挥舞着菜刀，“嚓嚓嚓”切剁。刀起刀落，面团变成面片，前呼后拥齐步走。接连几个回合，母亲一边剁，一边揉，蚕豆米就星星点点，乖乖钻进了糯米面的怀里。

母亲用刀拍打拍打砧板上躺着的面团，切一块，往爆热的油锅里放，粑粑“哧”一声滑进油锅，一块接一块，再翻过身煎炸。转眼间，豆米粑粑就由白变黄，像一块块又宽又肥的鸡翅，被母亲从油锅里捞上来。迫不及待的我抓一块，咬一口，又香又脆。

吃糍粑是“过冬”的象征。母亲早早就会准备糯米，“过冬”那天，蒸一甑糯米饭，趁热把糯米饭舀在杵臼里舂。舂糍粑必须两个人配合，大哥一抬一举棒槌舂，母亲双手剥粘在棒槌上的糯米饭。反复舂，反复剥，母亲就像我后来见过的北方人拉面，把黏糊糊的糍粑从棒槌嘴上一边剥，一边拉下来，摊在早已撒了一层面粉的簸箕里，团成一个厚厚的大粑粑，或一个个小粑粑，接二连三，一杵臼、一杵臼舂糍粑。冷后的糍粑硬邦邦的，切一块，或拿一个小糍粑，放在炭火上烤，或在锅里烙，又变得软乎乎的。随手抓一块，蘸一点蜂蜜吃，又甜又黏又爽口。

“过冬”的糍粑刚刚吃完，母亲又忙着做过年吃的米酒，首先要做酒药。母亲做酒药，是用一种生长于水沟边的蓼草，拿回家，晒干，把蓼草舂细，然后用石灰水和糯米面做成一个个小粑粑，用一根线串连，一溜溜挂在楼上的屋檐下风干。做米酒时，取下几个舂成面，待糯米饭蒸熟后，趁热把酒药和糯米饭搅拌均匀，再装入泥瓦盆，埋在糠堆里，里三层外三层，像侍候襁褓里的婴儿一样，用蓑衣、棕衣、羊皮褂，严严实实覆盖好。渐渐地糯米开始发酵，满屋子散发出糯米酒香味，七八天后，又甜又香的米酒就做成了。我悄悄偷吃一碗，也若无其事，只是满脸红霞飞。十天半月过后，就慢慢变成了又辣又甜的米酒。再去偷吃，一碗米酒稀里哗啦下肚，不知不觉，腿就像被抽掉筋骨，两脚一软，白天当晚上，倒头昏睡。

十里八乡，不仅我家，家家户户都会酿米酒，有的办红白喜事用，有的杀年猪请客吃饭用，有的过年过节喝，或多或少，都备有自家酿的米酒。酿了吃，吃了再酿。有时自娱自乐，唱歌跳舞，也要把米酒当寡酒，猜几拳，喝几碗。

彝家有传统，喝酒要唱歌。酒歌星星串，酒杯满当当，说唱就唱：“彝家那个糯米酒，又甜又爽口，客人呀你请喝，不喝你莫走。要喝你就喝个够，点滴也莫留，彝家礼不周，还请再来走。”从小听着酒歌长大的我，也不例外，每次接待远方来的朋友，都要鹦鹉学舌，哼哼呀呀献上几首彝家敬酒歌助兴。

四

酒足饭饱，散场。胖哥和我仿佛是酒场上下来的两个残兵败将，相互搀扶，摇摇晃晃来到停车场，我把车钥匙递给代驾，代驾忙着折叠他的“电毛驴”，我和胖哥东拉西扯说着重三叠四的酒话。车要起步时，胖哥又朝着我喊：“等等，等等，把这两袋富硒米带上。”我说：“不要了，不要了，怎么能又吃又拿呢。”胖哥一再强调：“这是东北富硒米，吃了对身体好呢。”眨眼间，胖哥的儿子把两块石板一样硬邦邦的大米，塞上了我的车。

现在的大米，已经不再稀缺，超市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大米，比比皆是。可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家，别说送米，借米下锅也是常见的事。借米约定俗成，用一个容器作为度量衡，容器按借米的多少来使用，有时是借一斗米，有时是借一升米，有时是借一盆米，或一碗米。不论用什么样的容器，都必须以容器满“平头”为标准，还人家米时，米的数量要比“平头”稍微高一点，至少是馒头型。否则，借多少，还多少，渡人难关，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人家就会垮下“借白米还苦荞”的脸，以后遇到揭不开锅，想再向别人借米，人家就会推辞：“我家都是耗子舔米汤，嘴都糊不上。”这样，就老鼠拖秤砣，自塞门路了。

我背着柴米到狗街中学住校读初中那三年，和胖哥两个人搭伙煮饭吃。厨房里，一排排土墼搭建的小灶，火光通红，炊烟袅袅，我和胖哥三下五除二，一顿“快餐”就煮熟了。吃饭时，胖哥看看我，我看看胖哥，脸成了画眉鸟，手成了烧炭翁。彼此一笑，很开心。出嫁到囤米仓的大姐，每次来赶狗街，总会给我带来几碗米，生怕吃长饭的我营养不良，影响学习，误了一生前程。临走时，大姐总是再三叮嘱：“要不愁大白米饭吃，要穿皮鞋，要戴手表，就要好好读书识字，不要像我一样睁眼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