葳蕤草叶上的天体之诗

本世纪之初，“80后”作家的出道无疑是引人瞩目的存在。伴随着肇端于1999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及随之而来的商业资本与消费文化的合流，韩寒、郭敬明、张悦然等一批“80后”明星作家迅速入场，以青春、自我、激进、叛逆的颠覆性姿态，成为“千禧年”开端独特的文学风景。2004年“新概念”作家春树荣登美国《时代》周刊封面，更是极大程度地实现了“80后”的大众化命名。而在另一方面，如同鲍曼在《流动的现代性》中对于“现代性”的指认，“80后”作家在千禧年的高度现代语境中，亦伴随着能指系统下具体所指的不断分化与更迭。与上述“时代宠儿”横空出世的明星效应不同，作为更大群体的“80后”作家由潜滋暗长而成为一股潮流引发主流文学的关注，主要依托于《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纯文学刊物，时间大抵在2010年前后。这其中，孙频作为重要一员，其成长历程既是随众的又是独特的。

如果从2008年开始写作时算起，孙频从《黄河》《山西文学》等刊物起步，迄今已持续在文学园地笔耕16载，并有300多万字的作品见诸各大刊物，可以说和其他“80后”作家共同走过了一条相对漫长的纯文学道路。但令人惊叹的是，同一些缓慢成长的作家相比，她一出场便很快确立了自我标识。从早年拥趸众多的“痛感三部曲”（《疼》《盐》《裂》）开始，她那困惑悲伤的女性体验、孤独苍凉的自我放逐、以血饲笔的决绝姿态，以及酣畅淋漓的饱满的中篇体量，无不对读者产生了强大冲击。及至后来的“山林系列”小说、“海洋系列”小说、“小城女性系列”小说，她的叙述时空与精神境界日益阔大，于想象的边界与秩序的藩篱间不断突围，给文坛带来了诸多欣喜。从读者与学术接受层面来看，对于孙频各阶段作品与诸种文学质素的开掘已然充分。但在此诸多观照中，有一个相对重要的问题似乎仍存在一定探讨空间，那便是作家孙频身上所具有的被症候式的犀利、凛冽气息遮蔽的童话与诗人气质，以及由此生发的理想主义的诗性光芒。这，将是本文重点探讨的话题。

一、看过草叶葳蕤的童话诗人

小时候读阿拉伯故事《一千零一夜》，有一个真切感受，在一则则各类童话故事的推进机制中，除了离奇曲折的情节、栩栩如生的人物外，至真至纯的情感支撑是尤为重要的要素。这，或许是一颗淳朴的心，一份简单的爱，但却总能如暗夜星子一样给人以安全感与温暖感，成为展现其“天方夜谭”美好梦幻的核心所在。在孙频的小说中，我们同样能感受到这样一份纯真，那是其故事性背后能真正打动人、以心换心的地方，我愿意将这种纯粹情感看作一种童心未泯的象征，进而将其本人称作童话诗人。

是的，童话诗人，这是我对孙频其人的基本判断。不信且看，在《狮子的恩典》的结尾处，当那个已然长大的女孩有一天打开了家里尘封已久的地下室，看到的是父亲生前为她贴了满满一墙的奖状，还有那个留存童年记忆的金色音乐盒，于是：

“我拿起那个站着梅花鹿的音乐盒，把底下的发条一扭，居然还没坏，金色的鹿旋转着发出了叮叮咚咚的简单音乐。这音乐像是隔着雪花从圣诞老人的雪橇上飘过来的，依稀、渺茫，又好像就盘旋在我头顶上空。

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曾在一本书上看到过，圣诞老人雪橇上的那只领头鹿是有名字的。它叫红鼻子鲁道夫。”

这令人动容的一幕，多么像电视剧中经历了岁月起伏大沧桑后“归家”的溥仪，他一步步走近王座，甚至都不去看一眼金銮殿，而是迫切地去找寻当年藏匿着的蝈蝈盒子。这时，时空定格，所幸盒子还在，蝈蝈还蹦跳着，留存了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在艺术的国度里，这种童心是弥足珍贵的财富。幸运的是，孙频一直葆有着这样一份纯真的童心，这使得其小说展现着诗性的一面。这种诗性，在她新近的作品中，表现得愈发强烈。比如在《海边魔术师》中，那个一生都在为妹妹制造惊喜的流浪哥哥，在彻底失踪前将对父亲的歉疚与爱意魔术般幻化为一幅父亲肖像的巨大照片，挂在海滩的大船上。再比如《海鸥骑士》中的船员阿光，为了不让一生为伴的船只“银紫荆”被造船厂“杀掉”，在交接的前夕将其放生在茫茫大海上，自己也消失不见……

在这些近作中，我们不仅能感受到一个童话诗人的纯真与浪漫，还能感受到她自早年“痛感三部曲”中便已然形成、一以贯之的自我与执拗。如果将孙频十余年的创作比作一片山脉，那么在这些绵延山峰之间除却相对明晰的阶段性指认外，更有绵延不绝的童心与诗性所生成的作为其艺术基座的非断裂性的一面。事实上，按照学界研究和孙频的自我指认，她截止目前的写作可以2016年为界碑分为前期和后期，而在对其前期被称作“痛感三部曲”的三个集子《疼》《盐》《裂》的解读中，人们往往对其“类张爱玲”气质的一面投以集束式的目光，却相对忽略了其作品中“类萧红”气质的一面。本质来看，张爱玲与萧红身上都有自我甚至孤傲的一面，但与张爱玲相对苍凉与癫狂的“现代城市病”症候相对，萧红身上有着更多徜徉于大自然的孤寂与柔情，以及“要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牵牛花一样的肆意绽放。依照常规的阅读体验，当我们走进“痛感三部曲”的世界中时，首先会被其尖锐疼痛与扭曲挣扎的“罪与罚”所吸引，这正如孙频曾言说的那样：“我是那种内心深处带着绝望色彩的人，底色就是苍冷的，很早就了悟了人生中种种琐碎的齿啮与痛苦，所以我写东西的时候也是一直在关注人性中那些最冷最暗的地方。”她笔下的人物如《乩身》中的常勇、《抚摸》中的张子屏、《同体》中冯一灯、《丑闻》中的张月如等，或被社会伦理束缚、或如城市候鸟飘零、或像扑火飞蛾般逐爱，往往经历着尘世中畸形的痛苦情感体验。这些，是她“入乎张爱玲”的显在标志。但同时在另一面，孙频早年小说中还存有的隐性的“类萧红”式诗性气质的一面，是另一维度不容忽视的维系性情感根基，这集中表现为其扭曲冰冷心灵之外耽于自己世界的、孤独与执拗并存的童心的表露。比如最典型的，在《东山宴》中智力发育低下的阿德，因为失去母爱而在祖母身上寄托着严重的恋乳症，且经常在坟地里不断寻找“睡在泥土中”的母亲以求安慰。再比如《不速之客》中那个每每黄昏降临去往另一座城市，敲响曾经关心过自己的萍水相逢男子门的妓女……

如果可以比喻，我愿意将2016年前孙频的这种童话诗人气质称作一盏阿拉丁神灯。在其长达8年的写作中，此种孤独意识与执拗童心，大都如神灯中被封印的灯神一样，处于被压制的隐匿状态。因而，在此阶段孙频小说中的绝大多数人物往往皆处于压抑、躁动、惊悸不安的类似于“五四”时期的青春忧郁与虚无颓废状态。这一神灯中的灯神的“被释放”，大抵是在被视作其个人写作史重要节点的中篇小说《我看过草叶葳蕤》（发表于《收获》2016年第3期）问世。从此作品开始，我们的主人公虽然依然往往身世坎坷，仍然有着浓郁的肉体沉溺的肆意狂欢、主体意识的被动断裂，但作品整体语言的格调显然不似之前那样冷。这一切，呈现为文本中充分释放的“草叶葳蕤”般建筑于县城过往时光的爱痛交织的辉煌青春岁月的展示，这像极了王小波《黄金时代》开端对于主人公21岁自由骑士般无穷尽奢望的畅想。应该说，从《我看过草叶葳蕤》开始，孙频在早年“血与火”的痛感探索之旅上，开始有意识地敞开温情情感的地带，在艺术的天平上，将其“类萧红”的诗性情感的砝码增多，进而以“灯神”的柔性气息来照亮艺术世界。因而，某种意义而言，《我看过草叶葳蕤》的发表，不单是孙频创作历程的转折之作，同时也是激活其诗性抒情起点的重要文本。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席勒在《论朴素的诗与感伤的诗》一文中对于诗歌艺术的界定那样，在工业时代伴随着人与自然和谐状态的骤然打破，我们于“自我”与“世界”的加剧割裂境遇下，唯一的可能便是书写感伤的诗。在孙频“看过草叶葳蕤”的景观世界中，看到的世界也绝非人类童年时代那种物我和谐、感性舒展的诗意的赞颂，而是现代文明下个体“自主性”严重缺失的感伤的诗意。在此“看过”与“草叶葳蕤”之间更多地构成了一种回望关系，这种回望像极了鲁迅之于童年的百草园，抑或沈从文于城市中对遥远边地的回眸，是一种童话世界破裂后的伤怀之情。同时，这种记忆空间的感伤诗情，又暗含着个体抒情与群体抒情双重维度。如是，所谓“草叶葳蕤”既包含了“独个的草叶”，又暗含着作为整一主体的“葳蕤草叶”。唯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触摸到孙频自“痛感三部曲”所暗含的由“她”到“她们”，以及由“我”到“我们”的类群意识，也便理解了其中由个体性所生发的时代疼痛与历史暗伤。这就犹如在新近的“痛感三部曲”的再版序言中，孙频谈到的她重新阅读《祛魅》中主人公李林燕时生发的“一个文学的祭品、时代的祭品”的感慨。也是其在《裂》的后记中所引用的游吟诗人莱昂纳德·科恩的诗句：“万物皆有裂痕，因为那是光得以进来的地方。”这些，在整体上表征了她的诗学观念，即在个体感伤草叶上，所隐含的凝结时代与类群情感的诗性之光。

二、“念去去”与“归去来”间的故乡书写

2016年以来，作家孙频的北上与南下所带来的新鲜空间滋养，成为其创作上的巨大推力。然而于此同时，其背后故乡之地作为精神根脉的诗性支撑，亦是不容忽视的因子。如果细细阅读你会发现，即便是在孙频从内陆远足海洋的步履中，仍然流露着家园之思。在作为“海洋三部曲”之一的《落日珊瑚》中，孙频写道：“当我为自己在狭窄阳台上养了一盆花而得意的时候，忽然想起了故乡遍地的奇花异草，不禁一阵悲从中来。”事实上，在孙频的诗体空间的建构中，故乡的吕梁山一直承载着其重要的情感寄托，这种寄托又在文本中具体表现为“念去去”与“归去来”间互为交织的两个维度。

在孙频早年的“痛感三部曲”中，人们很容易捕捉到她笔下人物远足他乡的梦想，却容易忽略其“念去去”背后故乡作为主体的独立性人格。事实上，作为“千禧年”后浮出文学地表的一代，“80后”作家伴随着“青春叙事”向“后青春叙事”的转移，对于城市与乡土较前辈作家都有了新的理解。如果说自贾平凹为代表的“50后”作家所开启的“西安是座城”的城市之光的追求，更多象征了城市化进程中融入城市的正向激烈。那么经历了“60后”“70后”的代际延续，及至“80后”的城市体验，有了更多全面市场化境遇下“美丽新世界的弃儿”与“现代化城市附属品”的无根化漂泊感。如是，在所谓“小资”“剩女”“佛系”“躺平”背后，我们能真切感受到知识青年作为繁华都市的“异乡人”，在去精英化时代所面临的物质与精神双重困境。而正是在此种境遇下，除却“新青年”“新女性”的城市化新话题的建构外，知识青年“失乐园”之后的乡土找寻成为另一维度的重要书写资源。在此城乡互见下的“80后”的乡村，不再以单纯的落后和愚昧面貌示人，而是有了更多自我进化与自我净化的精神生态层面文化寻根的意味。也正源于此，当孙频在作品《无相》中叙述吕梁山上作为陋习的“拉偏套”（已婚女子靠出卖肉体维系家庭运转）时，是葆有尖锐疼痛与包容尊重的双重情感的。而在《异香》中，她亦于男女主人公在大山中感受到的山民一家本能而奢侈的山林之爱中，来映射现代城市消费社会交易型爱情的脆弱，以及山林生态作为现代文明下最后一片栖居地的可能性。

很多时候，只有离开了故乡，才能获得故乡。在孙频的诸多作品中，所谓“念去去”与“归去来”并非相互抵牾的矛盾体，而往往呈现为个体难以逃脱命运的一体两面。在由《天空之城》《白貘夜行》《狮子的恩典》构成的“小城女性三部曲”中，孙频以极度锋利而又深情的笔调，写出了小城女性从“出走的使命”到“回归的使命”的心路历程。在《天空之城》中，当有一天出走多年的刘静以博士的荣耀回归故乡时，面对当年小城“三地痞”的青年日渐老去和他们醉酒后的称赞，刘静起身，靠在凉亭的一根柱子上望着废墟里的灯火说：“那不叫改变命运，那只是完成各自的使命，万事万物都各有使命，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是一种荣耀……”同样地，在《白貘夜行》中，当在外打拼多年的知识青年康西琳有一天忽然返归小镇，她一边在街边卖烙饼，一边手里还捧着《尤利西斯》阅读。而在《狮子的恩典》中，当“我”凭借好成绩拼学历到了北京，游叔于病痛之下卖掉房子，带智力残疾的儿子云游四方时，只有小县城古街上的石狮子始终安详地伫立在那里，似乎知晓这些人早晚要回到根脉之地。这种建筑于故乡的肉体或心灵返乡，无疑以故乡的巨大包容性实现了作家的自我成长与作品诗性空间的无限延展。这就如在今年“青创会”上孙频对于“折返”之旅中故乡的原风景的描述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