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的当代性问题

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向，这是一个极为宏大的命题，但并不是说大问题就不能谈，关键还在于怎么谈，最后想要达成什么样的形态和结论。当然这已经不是一个新题了，重要之处在于，如果将之置于文学写作的视阈里，特别是在具体的修辞形态和叙事伦理的呈现上，如何通过作品推进这样的思考。于是，我在这里试图通过小说家李浩的长篇新作《灶王传奇》，对此一问题进行细读式的考究，从其中具体而微的人物塑造与主体生成、写作构思与叙事理性、意义生新与价值展露等层面，探询小说如何以传统题材、形象以及历史化的人间和世界，对文化传统及其当代性意义进行解题。

一

原来以为《灶王传奇》是李浩的玩票之作，是打算完全走市场化的通俗文学作品，直到后来细细读下来，才发现李浩的认真和他的雄心。在我看来，《灶王传奇》是既传统又现代、既传奇又现实、既通俗又雅正的一部长篇小说，不容易写，也不容易读。这是一个很具有迷惑性的作品，容易将人引入迷宫和歧义，实乃一部纯粹的虚构作品，因此意味着作者的匠心所在，也就是其中渗透着深层的叙事理性，这与李浩一直以来的叙事风格是一脉相通的，而且也与他理论趣味多有关联。如果说《灶王传奇》不是一部传统小说，更非通俗文学，应该大致不差，李浩在这个作品里实际上是将传统题材注入现代叙事里面，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注重形式修辞、语言结构和叙事理性的现代小说。

在《灶王传奇》里，灶王是一个共同体，在田家的就成了田家灶王，在做皮革生意的人家就变成了皮革灶王，他们在成为灶王之前各有各的个人历史，代表着不同的伦理面相，他们的价值判断和身份立场也有所不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所构成的人物谱系，实际上在小说里形成了一种异质性的空间，与人世间的场域相对而为平行而时有交叉的世界。这样的世界通过灶王的独特视阈、理性判断以及言行实践最终得以联结。

小说在书写灶王时，用的是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糅以人称的多重变换，也就是说一般的以特定主体命名及以此为中心的传奇故事，往往用的是第三人称叙事，这样就能达成一个客观的全知全能的效果，以全盘把握传主和主体的总体情况，李浩的这部小说以第一人称为主加以自我设限，就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对既有人物/事物的全面掌控，而将视点和认知交予叙事主体自身。也就是小说得以从灶王们的自身境况出发，而不是从已知的与知识性的，包括我们所熟知和常见的信息出发———这些我们通过简单的搜索引擎就能轻易了解———如此便得以重塑一种新的关于“灶王”的形象，或者说凝聚任何一种新的人物形象/群像。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叙事理性必须一定程度上让位于叙事主体本身的视阈。也就是说李浩的这部小说，它的叙事理性是一种限定性的或说限制性的理性，再深入一点说，《灶王传奇》事实上存在着两种理性：一种是灶王及其群体的理性，因为他们必须遵循神职序列的规则和秩序，同时对人世的好与坏以及其中的善恶进行价值评断，并且依照特定的程序进行秉笔直书；另一种是作者的修辞结构和总体掌握的理性，包括其对灶王形象、功能进行改写，以及根据自身写作意图，对不同的神仙谱系进行必要调整，等等。当然，这两种理性是问题的一体两面。而其自身内部又存在着内在的对峙乃至分裂。

小说里，尽管对于世间之事无能为力，尽管自知“无力”与卑微，“我是灶王，没什么法力，但人世间的火焰并不能真正地烧到我，我只是能感受到它的炽热、呛人的气味和轻微的灼痛———‘快点，快跑！’我冲着谭豆腐他们睡的里屋喊，但浓烟和翻滚着的火焰把我隔开了。‘快……’我喊得声嘶力竭，在声嘶力竭的瞬间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的喊声人世间的人们根本听不见。”但作为灶王的“我”还是执意冒着破坏城隍规矩的危险，怀着悲悯带上小冠，后者的父母在火灾中罹难，而小冠还存有余温，并且在偶然的机会救下了龙王，得以见到魏判官，最后得到应承投胎成为王家三少爷，并且特别关照没抹去他前世的记忆。这是叙事主体的显在理性及其对既定秩序的有意瓦解，也可谓一种“无用”之“用”，乃对于特殊理性的打破及其重构的过程。

另一种则是写作者的理性，我们会发现，《灶王传奇》这部小说更多写的是神界，但其中的内核，却是照着人世的状貌来写，灶王是否能够干预人世间，在何种情况以及何种程度上能够干预，作者的理性是摇摆的。灶王如果破坏了既定的神仙/人间的秩序，是否会遭遇惩罚，更重要的，仙界与世间各自的内在矛盾，以及彼此之间难以调和的深层问题，似乎还没有完全得到更高层级的叙事理性的烛照。

二

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就是《灶王传奇》这部小说，实为一种大智若愚的写法，也许李浩深知“难易相成”的道理，越是简单的广为流传的题材，越是通俗的家喻户晓的形象，事实上越难写。小说是要写成一则寓言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讨论。因为小说里面的叙事并不追求完全的整一性和纯然的虚构性，而是在小说中不断停顿、凝滞、解构，不断提醒我们这是一种叙事行为。叙述的过程不停被打断，构成叙述的主体性。不断透露，叙述是一种行为，叙述内部存在着一种主体，这是构成小说的所谓现代性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说，《灶王传奇》打破传统的、民间的和底层的叙述，而充满种种判断、辨析和思考，无疑，《灶王传奇》代表着当代中国文学中非常难能可贵的智性叙事或说理性化叙事的一脉。

细细分疏会发现，《灶王传奇》实际上存在着四个世界：平民的生活世界，明朝的现实历史，普通底层的神仙序列，以玉皇大帝、龙王、魏判官等为代表的中上层仙界。前两者是人世，后二者是仙界。这四个世界相互之间是贯通的，各自代表着不同的职能。

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不同，李浩的《灶王传奇》并不是任由人物的性格与交往的发展而推动情节，而是事先设置特定的结构形象和价值伦理，小说里以此掺杂着理性的意味。在这里还需要特别提到李浩式的长短句，灵动中又充满着气势，这也是李浩一贯的语言风格。《灶王传奇》里边，多是截然收束的短句，同时夹杂了不少长句，难能可贵的是，其中的长句也毫不拖沓而显得干脆利落，而正是句子本身包孕的意味和能量，使得小说实现了以虚存实，在似有还无之间，无中生有里面，涵纳并发挥灶王们所谓的“无用之用”。然而小说却将有用与无用的绝然界限解构了，特别是其中注入了“虚无”，小说也由传统的叙事转入现代意义的建构。

从灶王的身份和职能来看，最重要的是通过好罐、坏罐形成价值判断，因而也使小说充溢着显明而简要的道德准绳与伦理认定。在这个过程中，叙事者的意图非常明晰，他并不在意对人性或神性的复杂性作出辨析，而是不惜接续传统小说惩善扬恶的功能，甚至不惜在二元分化的认知意义上展开叙事。这样的一个好处在于，能够将小说的重心从简单的情节和价值中，转移至叙事和语言本身。

小说的叙事隐现着卡夫卡、卡尔维诺，包括《西游记》《红楼梦》等经典的影子，如《红楼梦》第五回即将十二金钗的各色人物及故事结局和盘托出，这就最大限度地拒绝悬念的产生，特别是其中对人物进行理性的品评，似乎在小说的一开始就将价值和意义定于一体。《灶王传奇》同样有意篡改了民间传说和人物形象的序列，破坏既有的真实性，以此引入自身的伦理与理性。

三

除了灶王“我”以及整个灶王群体，小说描写的最主要的人物是小冠，他在灶王帮助下投胎做了王家三少爷，却成了纨绔弟子甚至草菅人命的狂徒。当然在他的身上，小说展开了人世间的必要曲折，特别是他被判予保存前世的意义，对其而言也许喜忧参半。他无法摆脱前世的搅扰，更难以掌控现世的身份和位置，因而在左右摇摆里不断裂变，好在最后没有沉沦。尽管最后命归黄泉，但他转变了纨绔子弟习性，为了拯救饥民，却被他们刀棍致死。因此可以说，无论是作为王鸠盈还是小冠，他完成了自身的分化与重建，也通过这样的复杂性，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灶王之好罐与坏罐的截然分化。这是新的理性的参与，弥合既有的经验判断，也重新塑造新的可能意义。

小说中，灶王记事簿代表着小说以仙界的价值形态判定人间行止的重要依据，一册册、一本本来自各地的记事簿，“从罗汉崖的崖下一直堆上来，把整个山脚都堆满了。”需要指出的是，灶王事实上只是仙界的小公务员，譬如“我”带着小冠出去“办事”，便遇上“掌生死勾押推勘司”，然后是“掌斋僧道司”“掌修功德司”“掌注生贵贱司”“掌三月长斋司”，以及“掌勾生死司”“掌取人司”“掌掠剩财物司”“掌增福延寿司”“掌职司”“掌追取罪人照证司”“掌词状司”“掌曹吏司”“掌行瘟疫司”“掌飞禽司”“掌走兽司”……“各司审核盖章是有顺序的，这个顺序不能动。如果前面有一章未盖，后面的各司都是不会盖的。这个办法行不通，我们早试过。”经由此，小说实际上将仙界人物置入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之中，写出他们的职场记以及人间的游记，对灶王们的无用与无奈，以及小仙人与小人物之间的交互，写得尤为细腻。很显然，这是一个理性叙事者有意为之的所在。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多为平淡凡俗，实则处处暗流汹涌，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的重大转折，英宗与景泰皇帝的政权变换也是国之大是。“一个说景泰皇帝自私怯懦，真是无能，可就是霸着皇帝之位不肯撒手，本来他信誓日旦说只要哥哥能够回来就一定把皇位让出来，英宗回来了，他不但不让，还把哥哥给囚禁了起来，不让出门，还往锁眼儿里面灌铅。又当不了家，任由大臣于谦、石亨、许彬等人结党营私，祸乱天下；另一个说太上皇才是昏庸无道、听信谗言的那一个，他要是有智有谋，怎么会亲率五十万人马连人家三万人都打不过，不光打不过，还当了人家的战俘，让人家牵着根绳像牵一条狗一样，今天牵到这里，明天又牵到那里……我就听不下去了，我对他说你可以说英宗的功过得失！但不能这样侮辱，再说现在的景泰皇帝又真的好到了哪里？他不是，在都指挥使马顺被杀死在午门的时候吓尿了裤子？说好让位而不让，说轻了是言而无信，说重了就是大逆！我这么说，站在景泰皇帝一边儿的灶王就不干了，他又没理，只好向英宗皇帝和司礼太监王振身上泼脏水，要是只这样还好，就是个争呗，可他在得知我来自蔚州之后竟然说我是王振家奴，得了王家什么好处———我怎么能再忍他？”可见，政权更替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料，更是他们对时局的关注以至自身政治立场的表达。不得不说，叙事者在灶王的身上倾注了不同维度的意义。然而也需指出的是，与土木堡之变以及于谦等明朝轰轰烈烈的事件和人物相较，包括在与更高级别的仙界人物相比，灶王和他们的人世间却显得如此无足轻重，然而却成为小说着墨最多且寄予更多关切同情的群体，所以叙事的理性也通过言说的倾向和内在的伦理得以体现。

对于整个小说而言，有无相生是内容，以虚化实是形式。故事通过大量的对话尤其是灶王间的讨论吐露，也即言语和叙述本身，沉入他们的内在世界，特别是通过他们表述对于人世的看法，这也代表一种辨认和判定，同样意味着叙事者理性的认知。“饼店灶王：是谁跟我说，判断一个人一件事要看发心，一件善事如果做善事的人事先张扬、是表演性的，那就不能把这事儿放入到好罐里；而某件事虽然给他人和自己的家庭带来了灾难和困苦，但只要他是无意的、偶然的，就不应该对他处罚的？老兄，好像是你吧？于谦大人在这件事上明显没有你所说的那种得寸进尺、得陇望蜀！他是为了大明，为了大明的明天，为了大明的天下和黎民！我听说，新皇帝景帝也并不想当这个皇帝，而是不得不……”通过这样的方式建构起来的灶王形象，既有对于宏阔历史的认知和辨别，同时又是属于平民世界的言行举止和价值锚定，从而使得他们身上涵纳着一种立体的形象和多元的思想。

四

在此还试图岔开来谈论另一个问题，那就是灶王的形象多来自北方，当然也有如城隍老爷则是南方人，来自江苏常州。也就是说，小说大致是来自北方苦寒之地的反传奇的传奇，之所以提到这点，也就是能够提示存在着南方的灶王，可否尝试沟通南北的尝试，还有其他宗教及其信仰的对照增益，这样的话也许更具统摄性与总体性。在地方性写作的视野里，小说展开的是北方的神仙和北方的人间。一个是不同地域的神仙汇聚在此，还有就是普通人家的日常生活习性尤其厨房里的食物大有不同，如果是在南方自然又是另一番模样；此外则是人与神的情感方式与表达方式的不同。当然，一个作品自有其坐标、立场乃至偏见，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也许南北不同的趋向和意见，特别是在表达政治倾向、个体意趣、精神求索等层面的元素时，能够透视出不同的价值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