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与极地：诗学的游荡与重生

三、诠释与重生：极地主义诗学

在评论杨子的诗歌时，我的思绪中突然迸发出“极地主义”这个全新的与当代诗歌不大沾边的“浪漫地理学”概念；或者说，因为阅读与思考诗人杨子的诗歌，我发现了杨子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作品无时不在涌现出一种陌生而熟悉的诗学精神，我称其为“极地主义”。什么是“极地主义”？首先，“极地主义”不仅仅是一个与“地方主义”对应的边缘性地理学概念，它更是一个折射出政治经济、地域空间、伦理秩序、人文精神、社会理想、诗性正义、自由意识、社会盲区等诸多文化领域的一个具有陌生性、时空性、复杂性的边缘性诗学概念。杨子的诗歌作品启发了我的批评嗅觉，使得我运用“极地主义”这一命名来诠释21世纪汉语新诗的新景观，并且论证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可能。杨子在他的诗集《胭脂》后记中这样写道：“我曾经想要写出罗宾逊·杰弗斯那样具有青铜和花岗岩的质地的诗歌，在他的笔下，就连大海的波涛都是青铜雕刻的。我曾经想写出各种各样的诗歌———狂放的，宁静的，单纯的，复杂的，纯洁的，色情的。我甚至想按照爵士乐的风格去写那种高度即兴的诗歌，几种旋律交织在一起，互相对应又互相排斥。但是我发现到头来我写的都是一种诗歌，它们无一例外地打上我自己的烙印。这些年，我太执着于黑暗（甚至暴力）和焦虑，我的诗歌里挤满愤怒。”正如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所言：“深渊并没有切断我们，只是包围我们。”“杨子”与“极地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尖锐化的诗学命题，它的尖锐化就在于杨子的作品在当代汉语诗坛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没有多少生活在大都市的诗人像他一样在自我放逐的“灵魂极地”写作，他与“极地”的关系，他的“诗学逃逸线”，决定了他的精神存在，决定了他成为一种诗学的“唯一者”（伽达默尔语）。杨子的诗歌作品，如同他对时代叙事的反思，对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的反思，反过来也在佐证我提出的极地主义诗学的现实意义，因而我认为杨子的诗学征象与极地主义决不是一种随意的关联，而是一种全新的未来诗学的锻造与示范。

来广州将近三十年，杨子先后在多家媒体供职。广州对于诗人而言，是一个“遥远的外省”，“在广州，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再写诗，会像北方冬天里冻住的汽车，需要用一股蛮力折腾好一阵子，才能轰响油门”；杨子在《在广州写诗意味着做一个哑巴？》和《天竺访谈》中的诚挚表达，让我们得以窥见诗人到广州以后长时间的精神困境：“广州是一座混乱的城市，正如我在一句诗里所说，‘一个到天亮都不会躺下来的城市’。对于喜欢安静的人来说，这甚至是一座糟糕透顶的城市。那从人们的居所间野蛮地穿过的高架路以及高架路上昼夜轰响的车流，其实也从我们的大脑里穿过，也在我们的大脑里昼夜轰响。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应该找到一样东西让自己安静下来。有的人需要更疯狂的轰响比如摇滚乐，有的人只能从安静的事物中获得安静，比如教堂里唱诗班的吟唱，或者王维的、松尾芭蕉的诗歌。我的困境是，无法全神贯注地去做我喜欢的事情，总是被打断，就像一个人兴致勃勃放声歌唱，刚刚开了个头，就不得不停下来去砸钉子抹水泥，这样他的歌曲就会走调，就会断裂。分裂，这就是我目前的生活状态。从另一个角度讲，分裂，也为我的诗歌赋予了某种力量。”

人们幽灵般走在水上，

走在黄色的光浸透的水上。

一个被人挖去睾丸的男孩

在漆黑的桥洞中嚎叫。

———杨子《八行诗》之五（1998）

当魔鬼降落在北方和南方，

当物质降服了男人和女人，

冲着冰雹挥舞扫帚的老人

在驱赶什么？

谁把死去的河流放上手术台？

谁把麦地和良心送进了法庭？

当鸦群在体面人的酒宴上盘旋，

他们可知道怎样的命运在降临？

———杨子《八行诗》之六十五（1998）

《八行诗》共81首，是杨子上世纪末的重要作品。诗中突兀的“灾难叙事”与“事件叙事”比比皆是，它们是杨子诗歌中时常出现的修辞手法，这种写作经验应来自诗人走南闯北的社会见闻与经历，时代的烙印与精神记忆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宣泄与表达，诗人的灵魂直面大地的呼喊和吁求，赤诚而痛苦地道出了人世的幽暗与荒凉。“幽暗”与“荒凉”，恰恰也是持有独立意识的诗人作品中经常出现的“词”与“物”之间紧张对应的关系。这种“灾难叙事”与“事件叙事”的写作方式容易给诗人带来灵感与紧张，所以他在2003年发挥到极致的那种“爆炸式写作”并不让人觉得意外。2003年2月23日，他一口气写了14首诗。杨键曾经对我说杨子的诗是“艰难的诗篇”，我知道杨键想要表达的意思，主要是指杨子精神层面的困顿。杨键说：“他去了两个写诗都非常困难的地方，新疆和广州。新疆稍好一些，他笔下的广州很像曼德尔施塔姆的沃罗涅什，他写的是现代性给我们带来的伤害，没有故土，没有田园，这是我们的现实，因此，他的诗确实是艰难的诗篇，无法到达目的地，这可能也是我们这一代诗人的宿命。”杨子在与诗人、批评家木朵所做的书面访谈中说：“广州和我之前待过的新疆，对我来说，指向诗歌的两极。新疆可以说是诗歌最好的土壤，最好的空气———神奇，陌生，丰富，和大量的闲暇，诗歌所需要的，新疆都具备。个人的闲暇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周围的空气有闲暇的味道，周围的人比你更闲暇，这使人容易沉浸于自己喜爱的事情。广州的一切似乎都是反诗歌的，无论是它恶心的气候，还是它粗暴的噪音……”

“灾难叙事”与“事件叙事”同样密切地关涉到另一个诗学概念，那就是“诗性正义”，不少伟大诗人都是诗性正义的杰出诠释者，比如拜伦、雪莱、普希金、惠特曼、策兰、布莱希特、布罗茨基、米沃什、帕斯捷尔纳克等；杨子的作品告诉我们，他同样不是时代的旁观者，他的作品无尽地呈现、散发出诗性正义的光芒。

教导我吧，看不见的导师，

教会我在黑暗中看见，听见，

进食，求爱，

感觉到粗糙和细腻，

吞咽下辛辣和甜蜜。

教会我，别怕自己胆怯，愚蠢，

在淅淅沥沥的黑暗中，

别怕跌倒，赤裸，出洋相。

教会我拿起，放下，

当巨大的轮子碾过来，

教会我把它看作一朵

正在盛开的莲花。

———杨子《看不见的导师》（2013）

诗人给出的隐喻“看不见的导师”———我们可以理解为“时间与真理”，“爱意与生死”，也可以是“上帝之手”，抑或“自由之光”。什么样的诗人值得我们去关注和热爱，什么样的诗歌值得我们阅读和思考，这是每个时代的人们所面临的灵魂追问，我们无法回避，我们需要抉择，需要审视。美国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说：“在审慎的道德和政治判断和我们阅读所获取的洞识之间，我们在寻找一个最佳的契合点。阅读能够改变我们一些固有的判断，但是在另一些场合，这些固有的判断也可能使我们拒绝某些变态和有害的阅读体验”。在幽暗而苦难的时代叙事面前，我们不需要纯诗主义者，“此刻”更多需要的是诗性正义与时代良心。德国哲学家康德说：“良心，就是我们自己意识到内心法庭的存在。”诗人必须长久地葆有它的存在。杨子正是这样一位有着时代良知的诗人，他的写作仿佛是为自己的时代而生，是为自己的时代做见证。夏可君也发现了杨子诗歌写作中“诗性正义”的征象：“诗人杨子准确找到了诗性正义的书写位置：如果要以诗歌来面对时代，那只能是在腹中书写，这是伟大的腹稿，是写给自己看的，是自己来消化的，是自己来承受的。”唐代诗人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1867年，美国诗人惠特曼站在北美蓝色的安大略湖畔，默想战争岁月与和平时光，以及一去不复返的死难者，突然感觉到“一个巨人般魁伟的幽灵以严峻的表情”指引他为美国的公共生活呼唤“诗人”。德国剧作家、诗人布莱希特的那首《诗人的流亡》足以表达诗人在人类历史中所扮演的灵魂灯塔式“受难者”的角色：

荷马没有家

但丁不得不离开家乡。

李白和杜甫由于消耗

三千万人的内战而漂泊

欧里庇德斯受到被控告的威胁

临终的莎士比亚被人堵住嘴。

弗朗索瓦·维庸，找他的不仅是诗神

还有警察。

被称为“可爱的人”的

卢克莱修遭到流放

海涅也如此，布莱希特

也逃进丹麦人的茅屋顶下。

———布莱希特《诗人的流亡》（钱春绮译）

他心里一直有个伟大的人在打腹稿而他写不出来———

可能是汉语的哈菲兹，也可能是汉语的

阿姜查，可能是恩培多克勒，

也可能是苏东坡。

他惊诧有时他和他们融为一体而他

从未如此灿烂，

从未如此热爱真理，

从未如此浴火焚身，

从未如此纯洁无暇。

———杨子《伟大的腹稿》（2013）

《伟大的腹稿》是杨子的一首杰作，关于诗性正义与时代良知的杰作，足以写入21世纪现代汉语诗歌史。回顾和观察他三十多年间从新疆到广州的诗歌写作历程以及写作风格的变化，我们不难发现，他写下的每一首诗都是如此真实、真情、真挚，足以构成一部杰出的“心灵史”，这些独立而优秀的作品足以构成他个人化的一部精神史诗。诗人在《伟大的腹稿》中提及波斯伟大诗人哈菲兹、柬埔寨高僧阿姜查、古希腊“半神”哲学家恩培多克勒以及宋代大诗人苏东坡，决不是一种偶然，而是诗人内心一面镜子或一种尺度的写照，或者说在诗人的内心或腹稿中，总会显现这些伟大先行者的背影。这些“灵魂人物”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是有宗教信仰的人，都是生命的敬畏者，都是他们所处时代杰出的思想者。因而，我们不难理解诗人在《伟大的腹稿》一诗中所要表达的诗学理想：对生命的敬畏，对真理的敬畏。西方学者把惠特曼九个版本的《草叶集》视为“一部伟大的史诗”，惠特曼本人也在逝世前说，希望后人把《草叶集》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杨子的腹稿式写作，心灵史式写作，与惠特曼有相似之处，他们的诗歌都是“能够沟通时代生与死的诗篇”。惠特曼绝不把艺术性凌驾于内容之上，他在1888年4月写道：“概念对我是如此重要，我也许忽视了其他成分……我永远避免拼凑或精心雕琢，宁可让成品像它起初形成时所暗示的那样。这并不意味着我粗枝大叶，使我的蛋糕味同嚼蜡。”杨子在2000年的一个访谈中也表达过自己的诗歌观念：“一个人，无论他如何锤炼他的技巧，都无法摆脱他的血质，但是只要我们不在恶劣的气候之外再造一个精神的坏气候，我们就可以期待自己的变化和生长，就像一棵小树渐渐枝繁叶茂，就像河流在进入大海之前渐渐变得开阔，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遮蔽他的胸怀和眼界。”我甚至大胆猜想《伟大的腹稿》是杨子向俄罗斯杰出诗人曼德尔施塔姆的致敬之作，亦是杨子寄寓其诗学理想的一件作品。该诗的灵感或许源于对《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回忆录》的阅读与联想。《伟大的腹稿》写于2013年，《曼德尔施塔夫人回忆录》亦出版于2013年，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命处境以及“打腹稿”的习惯，“曼德尔施塔姆从不说‘写诗’，他起先说‘编诗’，后来改称‘记诗’”，“整个写作过程就表现为对某种业已存在的和声和意义统一体的紧张捕捉和呈现，这些不知自何处而来的统一体会渐渐地化身为字词”，“帕斯捷尔纳克没有书桌可不成，因为他是一位写作者。曼德尔施塔姆则是边走边打腹稿，然后坐下来用打字机记录腹稿。甚至在具体的工作方式上，他们俩人也截然不同。即便在全民皆遭奴役的年代，曼德尔施塔姆也未必会出面捍卫作家拥有一张书桌的特殊权利。”学者余英时也经常把“腹稿”一词挂在嘴上，他给学生上课是从来不带笔的，仿佛随时在打腹稿，一旦动笔就没日没夜。歌德为了写《浮士德》，从23岁开始打腹稿，到83岁才完成，从某种意义上说《浮士德》堪称一部“伟大的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