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咏唱后土祠

大地是人类的栖息之所。人类自诞生以来就生存在大地之上，中华民族的先祖尊大地为———“后土”。

从民间信仰的角度讲，后土为大地之神，承载万有，生长五谷，养育人类。辞海解释后土为“大地的尊称、土神或社神、古代掌管土地的官吏。”后土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自古以来哲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崇拜大地，敬仰大地，对大地具有与生俱来的感情和哲思。

《周礼·大祝》：“建邦国，先告后土，用牲币。”郑玄注：“后土，社神也。”

《周易·离·彖传》：“日月丽乎天，百谷草木丽乎土，重明以丽乎正，乃化成天下。”

老聃《道德经·第二十五章》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孔子《论语·述而篇》：“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癨（后土）。’子曰：‘丘之祷久矣。’”

屈原《天问》道：“地方九则，何以坟之？”

荀子《礼论》道：“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

王充《论衡·祭意》：“社稷报生万物之功，社报万物，稷报五谷。”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七十八）道：“后土，即曰土神，又名社神，是两者之也。书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

毛泽东《沁园春·长沙》：“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哲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咏叹大地，表达了人类对于大地的情感和认知。大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保障，领土是国家存在的根本条件。那么，远古时期的先民最初在哪里祭拜大地之神———后土呢？

大约5000余年前，黄帝部落征服东夷、九黎族，与炎帝大战，最终统一华夏。黄帝，又称轩辕氏，是华夏民族的始祖。《周礼·春官》：“建邦国，先告后土。”意思是，建立国家，首先要祭拜后土，得到大地之神的护佑。那么，神州茫茫，黄帝选在什么地方祭拜后土呢？

在今山西省万荣县庙前村后土祠一带，古称“汾阴藌”。按照中国古代礼制要求，“祀地于泽中方丘”，即在“泽中方丘”祭祀土地神。《周礼·大司乐》：“夏日至，于泽中之方丘奏之，若乐八变，则地癨皆出，可得而礼矣。”“泽中之方丘”就是四面环水的“水中高地”。泽，即水聚集的地方；方丘，祭祀地神的方形祭坛。古人认为，要选择“泽中之丘”祭祀大地之神。宋真宗赵恒《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道：“藌上者，汾水之曲，巨河之滨，故魏之国都，旧晋之疆土。”汾阴藌高十余丈、宽两里、长四五里，位于黄河和汾河交汇之处，四面环水，正好是一处天然的“泽中方丘”。同时，汾阴藌属于河东地区，黄帝的元妃嫘祖是河东地区夏县人，宰相风后是河东地区风陵渡人，黄帝和蚩尤大战于河东地区的盐池。每年春天，来自中条山的南风吹拂着河东大地，水草丰茂，五谷播种，还有盐池供应着人们生活必需的食盐。因此，黄帝选择了今天万荣县后土祠附近的汾阴藌上祭祀大地之神———后土。万荣县后土祠保存的《历朝立庙致祠实迹》碑文记载：“轩辕氏祀地癨，扫地为坛于藌上。”《蒲州府志·事纪》道：“黄帝祀汾阴藌，扫地而祭。”《山西通志》道：“轩辕扫地坛在后土祠上，相传轩辕祭后土于汾藌之上。”万荣县后土祠内现存一块石碑，为明代嘉靖年间荣河县（今万荣）知县侯祁所刻，碑正面有六个大字：“轩辕扫地之坛。”据说，侯祁担任知县时，汾阴藌上遗址尚存，他担心“泽中方丘”被淹后，后人不知是轩辕扫地之处，故立此碑。

后土，在中国传统礼制文化中属于土地神癨，被称作大地之神、大地之母、社神，象征宗庙社稷和国家领土，庇护五谷丰登国泰民安。人们常说皇天后土，将后土与皇天并列，可见后土在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汾阴藌处于黄河和汾河之间，这里是万里黄河之上一座高耸的孤岛，滔滔洪水之中美丽的绿洲，茫茫黄土高原上一道奇特的景观。在汾阴藌上，黄帝扫地为坛，汉文帝建庙，汉武帝立祠，汉代皇帝18次亲自或派大臣祭祀后土。岁月流逝，朝代变换。到了隋唐时期，隋朝初年制定祭祀礼仪；唐朝建立后，唐太宗进一步完善祭祀后土的礼仪；唐玄宗下诏扩建后土祠，亲自为后土祠书写《汾阴二圣配飨之铭碑》，将后土文化发扬光大。

隋朝和唐初礼制

隋朝建立政权之后，隋文帝杨坚命太常卿牛弘集南北仪注，定《五礼》一百三十篇。继之，隋炀帝又加以修订，成《江都集礼》，集南北礼仪制度之大成。隋文帝把祭天和祭祀后土列入国家重大礼典。《隋书》道：“为圆丘于国之南，太阳门外道东二里。其丘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再岁冬至之日祀昊天上帝于其上。为方丘于宫城之北十四里。其丘再成，成高五尺。下成方十丈，上成方五丈。夏至之日祭皇地癨于其上。”冬至日祭祀昊天上帝，夏至日祭祀后土，并对祭坛作了严格规定。

唐太祖李渊践祚后，对祭祀昊天和后土的礼仪作了进一步完善。《旧唐书·志》道：“每岁冬至，祀昊天上帝于圆丘，以景帝配。其坛在京城明德门外道东二里。坛制四成，各高八尺一寸，下成广二十丈，再成广十五丈，三成广十丈，四成广五丈。……夏至，祭皇地癨于方丘，亦以景帝配。其坛在宫城之北十四里。坛制再成，下成方十丈，上成五丈。每祀则地癨及配帝设位于坛上，神州及五岳、四镇、四渎、四海、五方、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并皆从祀。……其牲，地癨及配帝用犊二，神州用黝犊一，岳镇已下加羊豕各五。”从中可以看出，皇地癨的地位与昊天上帝并列，属于最高级别。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亦十分重视礼制。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唐太宗在洛阳宫积翠池宴请群臣，作诗一首抒发阅读《尚书》的感受：

日是玩百篇，临灯披《五典》。

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通。

资情昏主多，克己明群鲜。

灭身资累恶，成名由积善。

魏征看了唐太宗的诗歌，和诗道：“终籍叔孙礼，方知皇帝尊。”太宗一听，甚为高兴，说道：“魏征每言，必约我以礼也。”

唐太宗认为：“为国之道，必须抚之以仁义，示之以威信，因人之心，去其苛刻，不作异端，自然安静。”（《贞观政要·仁义》），主张施行仁义之道，以礼治国。唐太宗下诏命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等礼官学士，修改旧礼，制定《贞观新礼》，全书包括《吉礼》《宾礼》《军礼》《嘉礼》《凶礼》《国恤》之礼，总一百三十八篇。《贞观新礼》的制定，在中国礼制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唐王方庆《魏郑公谏录》记载，魏征赞扬道：“（太宗皇帝）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我作古，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

《贞观政要·纳谏》记载，唐太宗在贞观二年与黄门侍郎王皀谈起隋朝的灭亡，认为仓储多余粮，却不救济百姓是败亡之道。隋开皇十四年（594年）发生大旱，造成关中百姓饥荒，百姓流离失所。当时，朝廷掌握着充足的粮食，只要开仓赈灾，处于饥饿线上的穷苦百姓便可解燃眉之急。然而，却不开仓救济，导致灾民受灾甚至饿死。唐太宗批评：“隋文帝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至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有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隋朝的财政政策实行高度集权的原则，朝廷积累了无与伦比的存粮，以至于可以供养天下五六十年。史学家钱穆在其《国史大纲·隋唐五代部》第二十五章《统一盛运之再临》中指出：“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做不到此。”无论在什么时代，财富的高度集中势必造成百姓的相对贫穷。隋文帝积累财富，反而造成了隋炀帝的奢侈无度，最终导致亡国之道。

泰山封禅是许多帝王的心愿，《史记·封禅书》道：“周官曰，冬日至，祀天于南郊，迎长日之至；夏日至，祭地癨。皆用乐舞，而神乃可得而礼也。”所谓封禅，就是去泰山祭祀昊天和土地之神。自从东汉光武帝封禅之后，旷日持久，七百年间再也没有哪个皇帝举行封禅大典。一则自汉末以来群雄并起，战乱频仍，华夏陷于动荡不安之中；二则许多统治者缺乏治国政绩，没有资格封禅。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殚精竭虑，广纳谏言，国家进一步强盛起来。贞观五年（631年），有些大臣建议封禅；贞观六年（632年），平定突厥，国泰民安，群臣纷纷奏请封禅，以告慰天地和祖宗，彰显国家的强大。《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观六年，平突厥，年谷屡登，群臣上言请封泰山。太宗曰：议者以封禅为大典。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于桀、纣？昔秦始皇自谓德洽天心，自称皇帝，登封岱宗，奢侈自矜。汉文帝竟不登封，而躬行俭约，刑措不用。今皆称始皇为暴虐之主，汉文为有德之君。以此而言，无暇封禅。礼云，‘至敬不坛’，扫地而祭，足表至诚，何必远登高山，封数尺之土也！”由此看来，唐太宗对于封禅之事并未十分看重，他认为只要天下天平，百姓富足，“至敬不坛”，在京城附近简单祭祀就可，何必远去泰山封禅？

据洪迈《容斋随笔·汉唐封禅》记载：“贞观五年，群臣以四夷咸服，表请封禅，诏不许。六年，复请，上曰：“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硋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昔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扫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颠，封数尺之土，然后可以展其诚敬乎？”唐太宗说，你们认为封禅是帝王的盛事，我认为不然。只要天下太平，百姓富足，即使不举行封禅之礼，何伤大雅？从前秦嬴政登临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汉文帝却没有去泰山封禅，后世岂以为汉文帝不如秦嬴政贤能吗？况且侍奉上天，祭扫大地，何必登临泰山之巅，封禅数尺之土，才能表示对于天地的敬仰呢？

开元年间，唐玄宗诏令大臣张说、萧嵩等以贞观、永徽五礼为基础，编制《大唐开元礼》，解决和协调了人们对于五礼的不同见解，体现了唐朝礼制的时代化和创新精神。《大唐开元礼》把祭祀后土列为国家的大祀之一，与昊天上帝、五方帝等并列，定为国家大祀。《旧唐书·志第一·礼仪一》道：“昊天上帝、五方帝、皇地癨、神州及宗庙为大祀，社稷、日月星辰、先代帝王、岳镇海渎、帝社、先蚕、释奠为中祀，司中、司命、风伯、雨师、诸星、山林川泽之属为小祀。大祀，所司每年预定日奏下。小祀，但移牒所由。若天子不亲祭享，则三公行事；若官缺，则职事三品已上摄三公行事。大祀散斋四日，致斋三日。中祀散斋三日，致斋二日。小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唐高宗泰山封禅

唐代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去世，第九子李治即位，史称唐高宗。唐高宗幼年聪慧，端庄安详，宽厚仁慈，和睦兄弟。贞观五年（631年），他被封为晋王。唐高宗即位后废弃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武则天是并州文水人，父亲武士早年从事木材买卖，与唐太祖李渊结识，对于李渊从太原起兵帮助甚多。李渊建立唐朝之后，封武士为工部尚书。父亲去世后，武则天随母亲在长安居住，唐太宗恰在洛阳宫居住，他听说武则天聪明美丽，仪态端庄，把她召进宫封为才人。唐太宗去世后，武则天去长安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武则天入宫，受到宠爱，一步一步走上皇后的位置。唐高宗统治后期，疾病缠身，大权旁落，武则天临朝理政，掌握了朝廷大权。

唐高宗登基之初，勤勉执政，开启了永徽之治（650—655年）。一是知人善任，重视人才，完善和巩固科举制度，对官员选举制度进行改造。任用大臣李眅、长孙无忌、褚遂良、杜正伦、薛元超、韦思谦等人，君臣同心，萧规曹随，治理国家。二是以农为本，重视生产，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永徽六年（655年）成立了常平署，在物资供应充分时以高于市价的价格回购商品，物资短缺时再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卖出，维持了物价稳定和社会生活的正常水平。三是重视法治，编纂法令。永徽三年（652年），诏令长孙无忌等官员修订唐律，编成《唐律疏议》，这是中国现存最完整、最古老的一部封建法典，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较高水平，为后世法律的制定提供了参考。这一时期执法较为公正，犯罪率较低。史载，大理寺卿唐临向李治上奏，全国监狱在押犯人只有五十多人，其中只有两人判死刑。四是在军事上，稳固边疆，平定边患。远征西域，大破西突厥，徙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征高句丽和百济，取得重大胜利。唐代的版图，以高宗时面积为最大，东起朝鲜半岛，西临里海，北起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维持了三十余年。唐朝永徽年间，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百姓富足，疆域广袤，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称赞：“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