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文学基本问题的时代申辩
作者: 师力斌 周明全 喻向午编者按:2009年,李敬泽出版了一本书叫《为文学申辩》。他有感于文学作为一种弱的事物“备遭猜疑蔑视”,也为部分文学维护者们渐趋僵硬的思维模式而痛心疾首。13年过去了,当我们在新时代的历史语境下重新凝视文学时,有关“文学的价值和可能”的问题收获了新的视域,也遇到了新的经验疑难,这一切都等待辨明和澄清。本期“对话”,师力斌、周明全和喻向午三人均是长期耕耘于文学第一现场的写作者和期刊编辑,他们将在文学生活内外,为我们小心求证它的基本价值和时代性格。
1. 现实比虚构更精彩?
师力斌(北京文学期刊中心副主人,诗人、评论家,简称“师”):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牵涉到文学创作理论中一个常见的关系,生活与艺术、现实与虚构的关系。从理论上讲,艺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虚构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个公式可以轻松地套用到所有写作当中,简单粗暴,左右逢源,一劳永逸。但是,经常难以在感受上说服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会遭遇无数莫明其妙、神秘莫测、匪夷所思的事情,冲击三观,炸开脑洞,惊爆眼球。且不必讲历史上那些宫廷秘事和英雄传奇,仅就当下感受而言,全球疫情中出现的无数奇葩故事,俄乌冲突的突然爆发及其过程中的稀奇古怪,足以让人瞠目结舌。所有这些现实传奇,超乎我们的想象和认知,闻所未闻。在这种感受下,任何人都会认同:现实比虚构更精彩。然而,问题是,这些精彩都归于新闻,归于现代传播,并没有在文学中呈现。文学似乎落后于新闻,捉襟见肘。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就轮到虚构登场了。回想一下那些文学经典,《西游记》《聊斋志异》《水浒传》《哈姆雷特》《哈利波特》《指环王》,它们又远比现实精彩。有些经典,精彩了一代又一代,久盛不衰。是现实精彩还是虚构精彩?作为一个问题,我一直在思考。
周明全(《大家》杂志主编,评论家,简称“周”):现实比小说更精彩,现实比小说更荒诞,这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阎连科甚至说,现实比想象还要荒诞。那是不是说,就可以不要小说了?答案肯定是否定的。
文学创作将现实生活的原材料作为创作的基石,通过艺术加工,生发出既来源于现实生活又别于现实生活的具有超越性的“建筑品”,这个超然于现实之上的“建筑品”,才是文学和艺术所要达到的目的。如没有超越,简单地白描、记录现实,或者和现实的虚构、荒诞竞争,那还要文学作品干什么。作为作家,必须要明白的一个道理是——作家与现实的关系绝非狗皮膏药与皮肤式的那种粘贴,文学是一种艺术行为。
在我看来,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把历史和现实完美地安放在文本中的,或者说,但凡伟大的艺术,一定既是历史的更是现实的,它们最终都指向人性。
最近再次看了周绍良批校的《敦煌变文集》中的《孟姜女变文》,也就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这本是一个爱情故事,范喜良和孟姜女相亲相爱,但范喜良却被抓去修长城。孟姜女千里寻夫,结果,自己的丈夫死了。孟姜女悲痛交加,手拍长城,失声痛哭起来。成千上万的民夫也跟着孟姜女哭得天昏地暗。忽然“哗啦啦”一声巨响,长城天崩地裂似的倒塌了。孟姜女哭倒长城,这是文学的想象力,现实是不可能的。哭倒长城,这是文学化的历史,这同时也是历史的意愿,是民心所向,它高度概括了历史发展中的倾向,同时它却穿透了人性,成为数千年来影响至深的一个民间传说。其实,孟姜女哭倒的不是长城,而是暴政本身,这是对秦始皇暴政最大的、最有力的批判。
我个人认为,当代作家对历史、现实和文学这三者的关系没有处理好,没有文学责任。作家没有文学责任,如何去书写历史和现实?文学是要有责任心的,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这是作家无法逃避的。我们现在只讲对文学负责,这是不全面的,作家的第一责任是对历史和现实负责,第二责任才是对文学本身负责。只对文学负责,就变成了为搞文学而搞文学。
喻向午(长江文艺杂志社副主编,作家,评论家,简称“喻”):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话题,谈论它需要相应的语境,否则就会造成歧义,因此,还真不好用几句话来做是非判断。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搜索了一遍我所积累的哲学知识。想到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问题。
我们认为,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在内容上是同构的。主观世界的运动规律是对客观世界运动规律的反映和升华。但并不是客观世界的所有内容都能构成主观世界的内容,只有纳入到人的实践以及认知活动范围中的那部分客观世界,才能转化为主观世界的内容。实践从根本上制约着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接触范围,以及主观世界的广度和深度。在这样的语境中,我们可以强调现实的重要性。深入生活、扎根基层,从广阔的客观世界吸取营养,获得新的认知,不断丰富我们的主观世界,对作家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
同时,文学界还有一个最常见的认知:文学创作就是虚构。托尔斯泰曾说,没有虚构,就不能写作,整个文学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类的精神世界需要虚构,而且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虚构,许愿,赞美、祷告,或者对邪恶的诅咒等等,都是虚构。现实不能完全取代虚构。消解了虚构的价值,也就消解了文学创作的意义。
还需要强调的是,并不是行万里路,经历丰富的人,就能成为优秀的作家。文学终究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一种艺术形式。在文学创作中,虚构是无法绕开的途径和方法。现实生活是一种自然的状态,它发生的时间也许特别漫长,特别无序,可能我们就看不到结局,即使能看到结局,我们也可能看不清过程中的意义。所以,客观世界无法提供现成的艺术,也很难提供发展的、完整的故事;提供的更多的是碎片式的情节,或者不完整的故事。王安忆说,虚构就是在这样漫长的、无秩序的时间里,要攫取一段,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一个作家,一个生活在局部里的人,他可以狂妄地要去创造一个完整的周期。王安忆谈《史记》时还说,在特别漫长的时间里,规模特别大的空间,确实有一个全局的产生,但这个全局太辽阔了,我们的眼睛太局限了,我们只可能看到只鳞片爪,而司马迁将这一个浩大的全局从历史推进文本,成为目力所及的戏剧。这就是虚构。
我们生活在当下,当下的时代和社会现实,也终将会成为宏大的历史。成为历史的现实如何“复活”?作家无法再进入过去的现场体验生活,在历史的长河中,被记载下来的某一个事件、某一个人物,也许就只有几句话。那些永远消失的细节和情节,只会在作家的虚构中,以另一种形式存在了。虚构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让作家的重构成为可能,这也是我们需要虚构的理由。回顾历史,时代和社会的具体风貌如何,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由作家呈现的结果。
当然,虚构也需受到现实的约束,虚构的文本要能得到现实生活的印证,经得起生活常识和逻辑、情感、伦理等等范畴的检验,否则,凌空蹈虚,不切实际,也将无法获得读者的信任,更无法让读者产生情感共鸣。
在文学世界里,现实与虚构,从来不是非此即彼,或者厚此薄彼的关系,而是一对镜像关系,一起建构了人类丰富的精神意义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它们形影不离。
2. 中短篇小说一直是各大文学期刊发表的主要门类之一,请略谈中短篇小说创作的现状和前景。
周:我做编辑,每期看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发现一个让我很惊奇的现象,不同年龄段、不同地域的小说家,题材的重复度非常高,而且更让我吃惊的是,故事的推进、结局几乎大同小异。很多小说,只要看开头,就几乎能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不会给阅读带来兴奋感和神秘感。同时,很多小说没有为我们提供必要的信息量和知识量,批判太多,以新、奇、怪吸引眼球,但知识量小,审美不够。我想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可能是我们当下的写作陷入了概念化,理念先行所导致的。理念多,口号多,但就是没老老实实地遵循小说创作的基本理念。文学是要有责任心的,对历史和现实负责,这是作家无法逃避的。
小说创作,无论是中短篇还是长篇,我现在还是觉得60年代这批作家整体写得好。至于前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审美,也不必悲观,我还是相信,会有一批优秀的年轻作家能在小说艺术上有所作为的。
喻:相对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短篇小说的读者群在不断萎缩,社会关注度在不断降低,这是不争的事实。记得20世纪90年代,很多报纸副刊还在刊登短篇小说(主要为小小说),现在已很难见到。当下的一些出版热榜上,还可以见到不少长篇小说作品,但已经难觅中短篇小说或者中短篇小说集了。何以发展到这样的局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包括但不仅限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现状、互联网的迅速普及等等深层次原因。
中短篇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逐渐成了小说大家族中的弱势群体。长篇小说在出版社的市场化经营下,美学风格越来越世俗化和通俗化,同时也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市场化显然不是中短篇小说的强项。如贺绍俊所说,短篇小说就像是一块磨刀石,作家们在短篇小说的写作中不断磨砺着自己的文学性。因此我们也不必为短篇小说成了弱势群体而伤感,相反,我们要为短篇小说而感到骄傲。它具有强大的韧劲,它坚守着文学的理想。
中短篇小说的阵地今后仍旧会在文学期刊上。它的前景是越来越小众化,读者也将越来越专业化。
师:这同样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果断回答的话,创作旺盛,前景可观。目前,中短篇小说是国内主要文学期刊的主打内容,绝大部分刊物都开设了相关栏目。作品发表以后,评论,推介,结集出版,参加评奖,整个领域的活力相当旺盛。在这个领域深耕收获的作家人数相当可观,成果也相当丰硕。每年的文学排行榜都会冒出令人眼前一亮的年轻新锐小说作家。如此,中短篇小说便事业兴旺了吗?这样的回答绝不能让人满意。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问,中短篇小说现在是否能有举国谈论的轰动效果,正如当年人们谈论《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爱,是不能忘记的》一样,人们在弱弱地问,排长队购买《红岩》《青春之歌》的奇观是否还会再现?或者什么时候中短篇小说能再像《红高粱》一样转换成家喻户晓的电影,为文学从影视抢回风头?稍对这个行当有点期待,便会进前一步,追问它在整个文艺中的位置和作用。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当下中短篇小说产生了哪些文学史意义上的经典?在何种层面上,为文学史提供了新的文本和叙事经验?一旦我们的参照标准发生位移,我们的判断就会发生变化,我们的态度就会由坚定向犹豫游移。老问题重现:有高原,是否有高峰?
3.在碎屏化的视听时代,长篇小说还有生命力吗?为什么?
喻:前面我们提到了长篇小说。相对于中短篇小说而言,长篇小说还有一定的阅读市场。像贾平凹、余华、刘震云等等作家,凭借自身影响力,他们的长篇小说出版,还能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但比起网络上各种类型小说蔚为大观的读者群,传统的长篇小说也只能归于小众市场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严肃文学一再边缘化,文学界也逐渐默认了这个事实。长篇小说作为严肃文学大家庭中的“种子选手”,肯定依然保持着生命力,虽然它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阅读市场的显要位置退居到了边缘,但只要在读者市场上,还有一些人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长篇小说就会有生命力。
师:我的看法相当肯定,有。长篇不仅是一个文字写作的问题,更是一个人生阅历的问题,还是一个思想境界的问题。我相信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代中国,会有那种令人惊叹的人生阅历,也会有那种非同寻常的思想境界,是蒲松龄、罗贯中们没有的。我经常在想,马云是否会写长篇小说?省委书记或政治局委员是否会写长篇小说?即使现在不写,将来是否会写,悄悄地写?文学史并非总是发表出来的样子,很可能将来会改变。
周:这不是第一次人们感到视觉媒体对文艺、文学创作的冲击。摄影、电影出现的时候,人们也这么担心过绘画、小说创作。然而事实上,前者逼迫后者发展出了更丰富的表现手法,而并没有取而代之。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尔多诺等人对此都有过独特深入的论述。阿尔多诺认为电影是文化工业的产物,迎合抚慰了人们的需要,而不是像文学作品那样挑战了它们。就拿电影和小说来说,电影往往告诉我们确定的主题和情感,一个明晰的故事;小说却是道德悬置的场所,它的哲学是复杂与含混。因此这么多年来,电影和小说各行其是,电影从没有替代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