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书写的史诗性光华

散文在新世纪发生了许多新的创作转向，其中之一便是以叙事为转向的变化。但从新世纪二十年来的散文评论情况看，如何能伴随着散文的变革而紧贴着作品开展有意义的研究，是非常值得评论家深思的问题。王兆胜曾提倡：“中国当代散文研究多停留在点、线、面，致使思维方式有简单化、固化、异化之嫌，很难向广度、深度、厚度推进。”他提出要以“立体思维拓展物理时空的边界，力求展现散文的多声部特色。”⑴这有一个前提是，当下并非所有的散文作家都经得起用立体思维去挖掘和评价。但傅菲是例外。傅菲以20年来笔耕不辍的创作实践，探索出了多种写作路径。尤其是在以叙事入文方面，他构建起了“傅菲式”的散文叙事风格。从地理空间上说，他的关于饶北河的系列书写，呈现的是平面的流淌式叙事；山地美文是立体的逡巡式叙事；而《元灯长歌》这部散文集却似一口深井一般，深邃而细腻地进行呈现式叙事格局。可以确定的是，无论他以哪一种视角进行写作，都是流利而又有内涵的；在写作维度上，都呈现为多维立体的特质。《元灯长歌》的深邃与多维是以乡土文化、自然风景融合诗性气质的文字氛围，将读者牵入一种浑厚却又清丽、沉重而又思远的乡村社会图景中，可谓是站在了“人民的立场”创作的史与诗并重的史诗性作品。本文以傅菲的散文集《元灯长歌》为例，剖析他系列散文的叙事探索与文体意义。

一、人民的史诗性书写

1、关于“人民的文学”

“人民”一词，在中国有着丰富的含义。而从五四以来中国文论的建构历程上看，“人民的文学”侧重于反映人民的生活、服务于人民大众在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中开拓出对新生活的描写与思考。“人民的文学”从五四时期对于“人的文学”的倡导来看，那时的“人民的文学”把文学纳入到群众的、阶级的民主革命进程中，使得文学在人民革命事业中发挥出积极的作用。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宗明义地提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并指出“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这个问题既来自于列宁文艺思想和苏联文艺观念，也在于它是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和五四新文学观念在一脉相承中的时代新变。因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人民文学”始终紧贴着时代，属于主导性的文学观念。新时期以来，党和国家历代领导人关于文艺的重要讲话中，一直都坚持“人民的文学”的主导话语。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的发言主题是文艺为人民服务，强调一切进步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在于同人民之间的血肉联系。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阐述“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理念，强调：“人民是文艺之母”，并指出“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

傅菲的《元灯长歌》共计4辑16篇，每一篇都以饶北河上游郑坊盆地中的上饶县枫林村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为辐射，又聚合而成全书16篇散文书写的落脚点。他在该书《序言》中谈自己的创作立足点即“人民”，他说：“我专注于着墨盆地人民的生存状态、内心困厄、精神风貌、时代变迁，以村志的形式，为河流立传，为大地塑像，为人民刻神。”他认为“扎根在大地上的人民，是一群始终面向未来、努力生活的人，哪怕为此舍弃生命。他们饱含热情不畏风霜。”他在新近的一则访谈中提到，他试图以他20年来的散文创作实践绘制一幅类似于《清明上河图》似的饶北河上游流域的“百年生活图谱”。而他在对这百年生活图谱的绘制中，以一个作家的敏锐和责任，将人民始终放置在了书写的第一位，使得“人民”始终在时代中摸索前行，更是以书写日常生活中平凡人的崇高精神震撼读者的心灵。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刘勰以时空演化状况的变序来阐释文学写作的方向与意义。当代任何一位有责任心的作家，都积极地以自己的笔触，去构画人民的肖像。南帆在《大众文艺、民族形式与抒情的重视》一文中提到：“文学对于内心世界的再现往往包含一个隐蔽的承诺：作家注视的是一个与社会历史保持对话的心灵。社会历史塑造了这个心灵，而且，这种塑造从未止歇；另一方面，心灵同时加入了社会历史的延续与再生产。因此，内心世界与社会历史形成一个文化有机体。即使作家根据内心世界的特殊逻辑组织镜像式的意识连续体，内心世界与社会历史的互动仍然是不可放弃的前提。这是文学活力长盛不衰的原因——包括文学形式的持续演变。”如果说，傅菲坚持了20年的散文创作，并以丰富的写作形式不断地在书写生命、倾诉自己、变革自己。这得益于他始终以人民为书写对象，始终践行着“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的创作信念，不断将创作视角深入到社会各阶层的褶皱中，寻找精神皈依。在《元灯长歌》中，他写到了姜村的姜桂生，枫林余家，“我”的父亲和爷爷，赣剧的班主、旦角李牧春、林采薇、武生林凤鸣，饶北河边长大的江春、始初、陆波、李日红、志声等玩伴，袜子厂的银根，屠夫白喜，补鞋匠光春，养马的撇角，泥瓦匠杨绍醒，做油漆的马英明，土陶厂的制陶师傅，落叶堂的旦旦师傅，跳傩舞的墨离师傅，画遗像的东锦……这些关于“人民”的画像，真实可感，在时代的幕布中演绎、建构着“中国故事”里关于人民性的光辉。傅菲说元灯有渊源之意，是“希望之灯，初始之灯。”而他笔下的“人民”，用傅菲自己的话说是“遍布大地深处的灯塔”，也是“悬在纸上的灯塔。”这种“人民”的灯塔之光，是切近而温暖的。

2、史诗性书写

史诗是以叙事为主、具有深厚原始文化积累和精神含量的巨型诗歌，它以英雄或半神式的人物，在一定的叙事线索和故事情节中，呈现出庄严宏大的历史背景和人物的崇高悲壮。黑格尔认为：“史诗就是一个民族的‘传奇’故事，‘书’或‘圣经’。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有这样绝对原始的书，来表现全民族的原始精神。”⑵他将史诗构建的叙事，从历史和民族精神的时间性上，找出了哲学的内在。而史诗性即是源于史诗的种种特性转化而成的一种审美范畴。在散文看似式微的当代，以史诗性评估散文的文学价值，应该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尺度。按照评论界对傅菲的散文文体特质的研究现状看，大多数人认为他的散文有两个创作倾向：一是自然文学、二是乡村文学。他的自然文学以诗性统概了山地美学、物象美学；而乡村文学则多借以小说、戏剧、电影的艺术表现形式，将散文的抒情导入到了叙事写作的路径中，为他熟知的“人民”立传。这尤使得他的乡村文学在地域文化的族性氛围中，保持着独特的史诗性美学特质，进而呈现了南方乡村在大历史变革中的转变，透出了某种哲学意味的深厚性。

傅菲以叙事手法的引入，使得他的散文诗性与史诗性在审美内涵上存在重叠状态。“衡量某一个时代、民族文学的发展水平，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基本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它是否向人类提供史诗式的作品”⑶。套用这样的表达，我们是否也可以这么说：衡量一个作家的写作水平，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标准之一，即是看他/她是否能向读者提供史诗性的作品。毋庸置疑，傅菲在20年的散文创作实践中，以系列性反映地域的变迁史而进行他的写作谋划与实践，为读者提供了众多兼具史诗性审美特质的文本。作为审美范畴的史诗性，在傅菲的散文中有自为存在的空间，比如星空、比如山野、比如饶北河、比如枫林村……他能以史诗性的审美特质融入散文，并将散文内在而稳定的美学特征，带给人们独特的审美感受。这种审美特征的整体风貌是以一种从容平和的心态、在与万物平齐的姿态中将日常生活事件、文化观照、自然关怀、哲学情思等融汇一体。尤其在乡村文学中以精细地刻画人物处境、时代生活和生态文化紧密相连，将个人审美、自然物象、人物叙事融合为其写作的重要立场和视角。

《大悲旦》中，傅菲以对赣剧伉俪林凤鸣、李牧春的回忆起兴，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怀玉山锦溪村的玉山班的兴衰，以大历史的跨度、经纬交错地编织成绳。傅菲细致地将赣剧的发展态势做了一个整体性的书写，而非将其置于一个片段或者横断面，也不是表达个体性的单纯的情感表达。这种跨越了百年历史而反映赣剧变迁的文字，犹如史诗一般具备了整体性，既包括了赣剧发展历程中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也包括了在政治、文化、历史变动中赣剧人的坚守与传承。最重要的是，傅菲将一种诗性的哲学意蕴介入到了《大悲旦》中，使得赣剧变迁在历史的整体风貌中呈现出一种普遍性，使得我们不仅在他的书写中窥见了其他地方戏的变迁，还会深入思考传统文化中其他艺术形态的变革问题。傅菲以陈家班作为梨园嫡传世家为管窥，从1911年、1921年、1931年、1942年、1949年、1953年、1966年、1978年、1983年、1990年、2012年……以诗性的笔法串联起这些重要的时间点，捕捉陈家班及其几代继承人，在百年中国变迁中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及人物在历史大变动中的不同命运。而在这些时间节点上发生的故事，构建出了一个完整的散文的诗性世界，包孕着中华民族历来的价值观和精神哲学，在这种看似分散的事件中构建出来一个具有普遍联系、整体性特质的全景世界。

“一个真正原始的史诗对表现在伦理方面的家庭生活，战争与和平时期社会生活情况，乃至需要、技艺、习俗和兴趣等方面的民族精神，也就是一个民族在整个历史阶段的意识方式，都要描绘出一幅图画。”⑷傅菲以散文语言的珠落玉盘之笔，描绘了百年社会中的广阔风貌与人情风骨，从流民到显贵，从闺阁至朝廷，从戏班到文工团，从民间到庙堂……他将重大事件和日常生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实现了“史”与“诗”的有机融合，全景式地反映了赣东北人民广阔的生活世界和整体精神。同时，在这种呈现中，傅菲以其书写乡村惯有的笔调，将一个地域族群的集体记忆描绘了出来。在这些时间线条编织的锦缎里埋藏了此地人民豪迈、崇高的审美情调，以此来折射出中华大地上千百年来历代儿女的爱恨情仇。可以说，傅菲散文的史诗性特质，继承了史诗的某种崇高精神，即以文学的象征性来揭示历史内在独特而深刻的蕴涵。尤其是，他在散文中将一种“现代性”所具备的历史精神潜埋于散文实践中，以细碎却明亮的文学镜像和“中国话语”组合生成时代的历史大镜像的史诗性书写。

二、乡村书写的史性呈现

1、生命哲学的意味

傅菲的散文存在着一种文体论的深刻性和严肃性。深刻性在于，他将散文的文体用不断丰厚的创作实践做了一种复归的试验，将文字聚焦于微观景象，使得社会历史的沉淀物在自我沉思、发现、行走中形成复杂的化合作用，形成地域性特质极强的“中国故事”。而严肃性则体现在他借用了后现代的写作关注视角，利用碎片化的“小叙事”，将个人情感的抒发引入历史事件的镜像中，以“韵外之致”揭示社会的全貌与真相。而这些镜像中折射出来的最典型的亮光，便是傅菲将文字着眼于凡人、常人的日常生活中铺展叙事。他在《元灯长歌》序言中说到：“我写散文，始于2002年，并把散文作为唯一的写作文本。……我立足生活第一现场，从人的本源出发，根植于土地，以劳动者为中心，对盆地的百年史以冷峻审视，对现当下的生活以钟情叙述，写他们与土地生死相依的高贵情感，写他们与命运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讴歌人性之美、劳动之美、伦理之美、生活之美、时代之美。”傅菲是有着非常深厚的乡土经验的作家，他生长在南方乡村，且执着地反身向传统文化、地方文艺汲取创作养料，他的乡村书写并非是“想象的乡村”，这便成就了他地道又具有可辨识性的“乡村中国”的散文叙事诗学。傅菲的散文在以叙事作为转向后，并非像其他一些作家一样以突出表现乡土零落的现实笔触去抵制发展、一味歌唱那逝去的“黄金时代”。而是沉潜于生活和民间，发掘那可能将要失落的生活的光辉，并重燃起“中国故事”的烛火。因而，傅菲的《元灯长歌》呈现的是他对江右的文化深情与地域自豪感，实际上还是他对于中国大地深邃的深情与内潜的自豪。

傅菲的乡村书写突出了自然风景中展现人物的自在状态与特征。他笔下出现的人物常以孤独的特质出场，这些人物的构建有非虚构也有小说笔法的塑造。虽然他们均算不上史诗中的“英雄”，但他们的“英雄主义”是在日常的乡村生活的无边困厄与挣扎中的坚守，并以生命的兴亡交替显出了活着的意义。傅菲说：“我和土地上的人血脉相连。土地是他们的证词，也是我的证词。证词活在他们的肺部里。他们是做土陶的人，是开手扶拖拉机的人，是亡灵前跳傩舞的人，是放下刀器自我救赎的人，是提着斗灯在黑夜旷野长歌的人……他们经历沧桑，饱尝甘苦。他们对生活对命运绝不妥协，即使处于绝望之境，也仰头眺望星光。”傅菲的写作从来就不是混沌与单向度的，他与他笔下的人物都充满了时间的举证和实践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