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见婚姻深处的存在主义焦虑

李晋瑞是一位视小说为“烛火”的作家。他的作品不以宏大见长，而是作为历史和人性的旁观者、现实幻象的破坏者。纵观其作品，几乎每一部都有新尝试新突破和新变化。这份敢于不断打破甚至颠覆自己创作风格的魄力，来源于他对文学趋于执拗的使命性。正如其新作《别离》自序中的道白：“文学不提供美，不提供善，文学只提供真。”“我力求真诚，把真诚作为标杆，像那些优秀的作家一样，努力为心而写。”至此便知李晋瑞每一部小说创作都鼓足勇气，除去外在的繁华与喧嚣，将现实世界作为审读沙盘，进行深度分析，坚持独立思考的愿力了。

其新作《别离》采用独特的叙事方式，从中学生米罗的异性知己彭波跳楼自杀事件作为突破口，以其父亲、母亲、孩子三个视角，审视了当代城市家庭中婚姻、子女教育这两个突出的问题。作品站在心理分析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角度，剥离事实表象，引领读者进入问题的源头。“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当代城市个体，只有开始审视生命真正意义的时候，才能解决焦虑，回归平静。

《别离》这本书字里行间流露着深刻的思辨性，带有心理分析的治疗效果。

本书最具欣赏价值的，一是其写作形式的前沿实验性，完全打破了常规的叙事范式；二是其深刻的哲学思辨意图，这种哲学角度将时代与个体抽丝剥茧，直到本质自现自证。

写作形式的前沿实验性

《别离》更像是一部艺术作品，与当代艺术的前沿实验性有一致的效果，处处避开常规意识陷阱，通过意识流、心理独白、记忆回溯等方式，抽离现实评价，站在历史观的角度重新审视曾经自以为是的思想。这就是“虚无”之后的洞见。

作品从题目《别离》这两个字开始，就暗藏“大巧若拙”的禅机。作者利用语言的歧义现象，设置了迷局：到底是“分别、离开”还是“不要（用）离婚”？读者本来希望从阅读中解密，却被作者拉进更大的迷阵中。读者在迷阵里产生了“似己又非己，他人又非他人”的恍惚。这个恍惚有时又忽然彻照到了我们生活中同样的迷茫。这部小说的乐趣就在于，你带着怎样的语气来读题目这两个字，就会得到不一样的阅读体验。倘若带着祈求的语气去读“别离”，在小说中你得到的是不想麻木却又无可奈何；倘若带着命令的口吻读“别离”，你得到的是看不见的命运在戏谑和嘲笑；倘若带着不喜不悲不怨不怒去读“别离”，你得到是归于超越后的平静。

再从叙事逻辑上来说，《别离》的实验性还表现在无主线、无焦点、无冲突的散状叙事设计。这种内部逻辑犹如《罗拉快跑》在电影史上的创新，不同的前提预设，结局就不同。因为生活原本就是无逻辑、无法预设的。《别离》这种无主线、无焦点、无冲突的散状叙事逻辑，作用就在于，瓦解了读者观看故事时的道德评价和判断标准，这种没有完整情节的碎片分割，反而是我们混沌生活状态的真实还原。

最后从内容上看，作品内容分为三部分，是三位主人公的纯主观讲述与心理独白。纯主观讲述在哲学思辨中具有反证的作用，越是纯主观的角度，就越能证明其荒谬性。心理独白是心理分析的通道，通向当事人的精神世界，在精神世界里，主观世界是扭曲变形的，但这种变形有可能更加真实。在作品中，作者还巧妙设置了三个精神世界被同一个事件牵连的纠缠效应，他们互相影响，又互相改变。这种由精神世界走向现实事件的逆序叙事，也是一种实验性、前沿性的尝试。

作品字里行间流动的哲学

思辨和心理分析

如果读者将阅读视角调整到一定高度，就会发现，作品的三个部分，分别讨论了三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作者将这三个命题投放在中国当代城市的人际关系中，让读者穿透其复杂性和重重矛盾冲突，明心见性，看破自身的短视认知，回归身心的平和。

小说第一部《米海西的回忆》，涉及到的是“爱情与死亡”这个主题。本部分是以父亲米海西的视角为主。开头通过父亲和儿子的对话，引出儿子早恋问题和好友彭波跳楼自杀的事件。

作为父亲的米海西，社会身份是作家，在与儿子的对话中，他回顾了自己和哥哥围绕恋爱展开的过去。回忆本身是一种旁观视角的审读，而作家的回忆更应是理性的抽丝剥茧，然而，米海西作为过来人，回顾兄长海东的爱情和死亡、自己的爱情和婚姻，却不自觉地盖上了集体无意识的时代烙印。作者在此巧妙地将读者引导至高位视角，穿越历史，思考生命的真相，思考爱情与死亡的深度勾连。这种觉醒正是胡塞尔在先验现象学中对“现象”的洞见，即：现象虽然真实，却不是真相。在米海西的回忆中，儿子米罗和妻子初恋情人的女儿彭波的早恋，以及彭波跳楼自杀的事实就成为“意向的本质”，这个存在事实成为“本质还原”，但其实这种眼见为实是一种“悬搁”。这种“悬搁”是我们日常观察世界的“懒惰”，就是只停留在事件的表象层面，认为“事实胜于雄辩”，于是根据事实进行道德审判，从而不去深究事实背后更重要的信息。这些信息是超越时代、超越道德等局限性的，洞见到这些，才能说破解了现象。

举例来说，米海西的回忆看似在讲自己的人生经历，其实是通过其主观视角把具体的、经验的、思维的内容显现出来，让读者忽然意识到，原来这些事实的背后是“纯粹自我”，是其自我意识流动的主观产物。也就是说，我们自以为的事实、现象，其实都是自我意识流动的显现和构造出来的，如同作品中米海西自认为的理性、逻辑分析，其实依然是片面的、纯粹自我的。读者在观看米海西的自我描述中，提升了洞见能力，体悟到了“现象”背后的哲学解读。

小说第二部《罗素兰的告白》，涉及到的是“存在主义沉沦”的问题。本部分通过罗素兰的角度审视了自己的爱情、婚姻和生活。特定年代决定着特定的择偶标准，服从标准其实是一种自我催眠。罗素兰很长时间都认为嫁给米海西自己是幸福的，但是巧遇初恋情人后，得知对方因自己而受伤，加之对方成为富有的商人，曾经被压抑的激情被唤醒，双双出轨。

作品的精妙之处在于，这种唤醒是结束催眠状态的一种唤醒。在某个特定年代，人们的价值观世界观被固化，择偶标准就是这种固化的折射，选择婚姻对象被家庭成分、政治清白等特定时代符号物化了，人不再是个体本身。所以罗素兰没有选择深爱她的彭金辉。但是随着时代的变化，社会发展模式更迭，米海西曾经的优势不再适用于新的时代，而依然保持爱的回忆且成功富有的彭金辉，就变成了唤醒上一个时代被催眠的罗素兰的那个敲钟人。但是很显然，罗素兰从上一场梦境中醒来之后，却又进入了新的梦境。

小说第二部分是最深刻的，罗素兰的抱怨正是我们普通人的生活写照，枯燥乏味的生活，不甘于平庸却无可奈何，这种状态就是存在主义所说的“沉沦”。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说：人之所以使用“他人”这个称呼，为的是要掩盖自己本质上从属于他人的情形。我们每个人意识上想做自己，但却成为芸芸众生的一员，活成了平均状态。这种平均状态就是俗话说的“随大流”，这种安全感是假象，会导致因失去自我而引发的焦虑情绪。“公众意见对水平高低与货色真假的差别毫无敏感，把一切都弄得晦暗不明，同时却又好像所有事情都已经众所周知。”这种和大家一样互相模仿的状态是沉沦，它有三种基本样式：闲谈、好奇、两可。在闲谈中，罗素兰忘掉了自己想要什么；在好奇中，罗素兰在时代变换下跟着大众标准患得患失；在两可中，罗素兰为父母活、为丈夫儿子活，就是不知道为自己该怎么活。因此，即使对米海西无比怨恨厌倦，她也懒得离婚，在她看来，和谁过也都是这样。但是，沉沦的代价就是失去自我存在性的绝望和焦灼。

在罗素兰的告白中，每位读者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正如海德格尔所说：“此在沉沦着，丧失真实的自己，错把芸芸众生当成他自己，他消散在各种事务之中，却以为他过着真实而具体的生活。”读到第二部分结束，李晋瑞不知不觉地让读者上升到了哲学认知的高度，爱情表面上是美好的，追逐过程却是幻灭的过程，认识到打破它的幻象是痛苦的，这还不能摆脱沉沦，只有看到它形成幻象的原因、过程和结局的整个过程，直面虚无，步入无畏，才是真正自我此在的回归。

小说第三部《米罗的秘密》，涉及到“爱与欲望”的命题，本部分以中学生米罗的视角，解开了彭波自杀的谜团。米罗从少年懵懂的性冲动，逐步了解爱有多重的角度和层次。从彭波那里知道其母亲和彭父旧情复燃的出轨，以及彭波看似洒脱其实痛苦的纠葛中，米罗体悟到了爱与欲望之间的鱼龙混杂。

作为男孩子，米罗的恋爱是从性冲动开始的，此时欲望大于爱；而作为女孩子彭波来说，爱是内在被关注的需求。特别是彭波目睹了自己父母无爱无性的婚姻，发现了罗素兰和彭金辉的偷情，她对爱与性从幻想—渴望—失望—焦虑—挣扎，最终变成绝望。彭波此时彻底将爱与欲望对立起来，她渴望爱，认为爱是纯粹的，深刻的，救赎的；她憎恨欲望，认为欲望是伤害他人的，《都灵之马》即是她如同尼采一样绝望的隐喻。

这一部分通过两个孩子的对话，让读者参悟了爱与欲望的关系、爱与死亡的勾连、爱情的虚妄。欲望是所有行为开始的驱动，原初的欲望进而再受到制度、环境等影响，更加复杂而纠缠。彭波的自杀其实是无法应对这种复杂性的恐惧。

爱情被现实解构之后释放的巨大焦虑，是商品化社会的时代产物。欲望也被物质化了，爱情和欲望之间更加模糊，是城市中个体的焦虑源头。彭波用自杀反抗这种焦虑，而罗素兰选择用维持现状与焦虑周旋，米罗则用选择上的迷茫逃避焦虑。这种焦虑是存在主义中“沉沦”的不同表现，是面对“此在”时产生的衍生情绪。

从第一部分米海西的哥哥因为把欲望当做爱情而枉死，到彭波因为无法让爱与欲望和解而自杀，这样的叙事闭环，让读者的心理承受力上升到更深的层次。

李晋瑞说：“很多年来，我们一直相信眼见为实，做到真实记录，可是，到头来发现，我们还是被骗了。生活充满欺骗，那些新鲜的、陌生的、华丽的、绮炫的、不可靠的东西，总想围攻我们，诱捕我们，只要我们稍不警惕，哪怕刚刚离开我们的内心0.01毫米，就会落入庸俗和媚俗的旋涡。”诚然如此，小说《别离》用无主线、无焦点、无冲突的散状设计，由精神世界走向现实事件的逆序叙事，让读者看到了文学的新样式；字里行间引领读者进入哲学的深度思考，更是这个镜像化时代尤为珍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