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络畅达 山河无恙

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对世界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抗疫过程中，中医的有效性得到了国家层面的肯定，山西中医界为本省抗疫和驰援湖北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些事迹是值得用文字去铭记的。赵树义的长篇纪实作品《经络山河》正是缘于此，但作者显然不想将此写成单一的抗疫纪实作品，而是深入中医药学的内部，探寻中医的历史和流变，在中医的发展轨迹中辨析中华文明的兴衰规律。这部纪实作品既要写历史，也要写现实；既要写山西，也要写全国；既要写群体，也要写个人；既要写抗疫，也要写抗癌，如此多的题材构成一个庞杂的整体，写就了一部足够丰富的纪实作品。

中医在抗击新冠疫情中大有作为

在抗疫过程中，作为中国特色的中医积极有为，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经络山河》的前两章集中书写了中医抗疫，以山西中医抗疫为主，兼及全国抗疫。山西中医界在此首次亮相，让人们了解到原来山西有着丰厚的中医传统和中医资源，山西中医界藏龙卧虎，表现不俗。此次山西新冠疫情基本都是输入型，未发生本地社区传播。除零散输入，集中输入发生在晋中地区的平遥。平遥作为晋商发源地，经商氛围浓厚，平遥人早已在武汉三镇建立起新的晋商圈。2020年春节前他们集中返乡，成为此次新冠疫情的集中输入来源。山西中医界率先提出中医抗疫药方，又根据山西和武汉的地理差异，经辨证后认定武汉为寒瘟疫，山西为湿瘟疫，需区别对待和施治，为最终山西取得零死亡率的抗疫战绩贡献良多。

山西中医人的美名跨越本省传至湖北，甚至远抵英伦。一个旅居英伦的同胞，感染新冠后求医无门，通过网络求助国内，在微信圈得到山西中医大夫的诊疗，得以痊愈，因此对国粹中医有了深切的认同。医务人员在此次抗疫中所做的贡献，无论怎样书写都不为过。所幸他们在《经络山河》中留下了姓名，他们值得被书写、被铭记。

人们应该不会忘记，在抗疫中全国支援湖北，其他省是“一省包一市”，山西是“一省包三市”。在湖北的天门、潜江、仙桃三地，都留下了山西中医人感人的抗疫事迹。晋鄂医学界的交互往来，还有一个细节：山西新建的最大的三甲医院原名为“山西大医院”，自2019年9月正式更名为“山西白求恩医院”，其管理团队依托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致力于推动晋鄂合作共建国家区域医疗中心，以期提升山西医疗服务水平。两次交互相对照，既说明了武汉医疗资源丰富，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山西抗疫成果的卓著。

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抗击瘟疫的历史，《经络山河》对此作了梳理。中华文明因为有中医的佑护才得以绵延几千年。作为大陆型的农耕文明，以草药为主的中医可以说是必然选择，所以前有神农尝百草，编制《神农百草经》，后有李时珍编定《本草纲目》。每有大疫，必有大医，历代名医在抗疫中留名青史。传统中医认为：“瘟疫之为病，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将之命名为“戾气”。原以为“戾气”只是个人性格特征，由个人集合成社会，使得当今社会的戾气越来越重，这是个人、社会失衡的表现。而天地失衡，生态破坏，就会在自然界衍生出“戾气”，于是就滋生出瘟疫。这种中医理念是中华文化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也警示人类必须与自然和谐共存，否则只会走向毁灭。

中西医结合是最佳的中国医疗方案

中医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四”以降，很多新文化运动的主力视中医为封建文化糟粕，认定其缺乏科学性，甚至引发了中医存废之争。联想到那时的很多学者文人还曾提议废除汉字，要将汉字拉丁化，就能看出这些观点的时代局限性和新文化运动激进的一面。1929年民国政府提出“废止中医案”，在中医界引发强烈抗议，3月17日中医人士赴南京请愿才使议案未能施行，这一天后来被被定为“国医节”，定为节日也说明了中医已经沦为弱势。近现代中医的衰落，与中华文明的衰落同步发生，映射的正是西方文化席卷全球的强势地位。中华文化从来都有兼收并蓄的基因，为了中医的振兴，中医走上了中西医结合的道路。

山西在1956年就成立了中医研究所，同中医院合署办公。第一任所长李瀚卿是山西四大名中医之首，他以开放的心态开启了中西医结合的黄金时代。李瀚卿认为：“中医、西医分别植根于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的不同背景，有着截然不同的思维方法和诊治疾病的手段。中西医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应当相互学习，取长补短。”这是一种客观理性的认知。他开创的“中西医结合非手术疗法治疗宫外孕”，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改变了人们固有的宫外孕只能进行手术的观念。他在20世纪60年代总结出的中西医结合工作十六条原则，体现出中医本身具有的兼收并蓄的的胸怀，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其中多处已不仅是医术问题，更多涉及做人的原则问题，读了令人感慨。比如：“决不可当面不说，只等到大会上才反映给领导”，“要注意防止有意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表现”，试问今天能有几人做到？当今社会竞争激烈，推崇自我表现，不要说是有意为之，无心这样做的人也比比皆是。我自忖没有做到。

所谓大医，就是要建构自己的医学体系。李瀚卿行医六十余年的实践中，建立起一套病、证、方、药相互贯通的医学体系，贯穿古今、容纳东西。为此，李瀚卿决意撰写一部汇集古今中西的中医临床必备工具书，他每日凌晨四点起来整理病案笔记，白日还要正常门诊。这些宝贵资料在“文革”中大部分散失，但留存下来的也有277册之巨！面对这样的大医，我们唯有仰止。对于他未竟的志业，我们唯有嗟叹中医药的命运。李瀚卿的为医之道就是做人之道，“不逾矩，随心所欲，守法度，却不拘泥于定法”。这就是真正的 “大医精诚”。

书写山西中医研究所和山西中医院的建院史，绕不开筹建人李渠。不同于其他的名医大医，李渠虽是学医出身，擅长针灸，但在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在筹建研究所和附属医院过程中，李渠充分展现了一个革命者的情怀和胸襟。李渠目光远大，立意高远，要建一座以名老中医为主，体现中药特色、中西医结合的全国最好的综合型医院。他遍访名家，到处网罗人才。一个鲜活的例证是，书中写到“李渠与山医二院交涉，将放射科专家蒋维祥招至旗下”。前段时间正好读了作家蒋韵写的《北方厨房》，知道她就在中医研究所院内长大，她从饮食日常的角度写了院内的风物。我于是问蒋韵，这个蒋维祥是不是她父亲？她回复说是的，创始人李渠是她小学同学的父亲。那时父亲已被打为右派，李渠能调他去新组建的中医研究所，是有点担当的，好像是通过当时的省委书记批准。我说如果早调入中医研究所就不会被打成右派了吧？蒋韵说，那时父亲已经是二院放射科的主任，如果不是被打成右派，也不会去中医研究所。外人可能并不知道，省中医院的放射科闻名整个卫生系统。蒋韵笔下那个热爱生活、膜拜美食的父亲，作为省内最早的影像专家，率先在省内开展了同位素的实验和研究，对地方病的诊治颇有贡献。世界就是这么奇妙！作家文字的互文中竟然能看出更多的世事间的连接。可以想见当初中医研究所的盛况，所谓群英荟萃、少长咸集、海纳百川，就是这样的情形。

山西中医根深叶茂，作为四大名医之一的萧通吾也被李渠延请至中医研究所。作者在对这些老中医进行深入细致描写的同时，也在展现他们身上集大成的中医思想。萧通吾对脉诊颇多体悟，独辟蹊径，提出了以浮、沉、迟、数、虚、实为六纲脉，将各种脉象加以归类，便于实际操作。脉诊最能反映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八纲的证候实质。萧通吾之子萧汉玺子承父业，将萧氏家传中医发扬光大，在中医院开门授徒，使中医的传承突破家族体系，在外开枝散叶。萧汉玺总结到辩证施治就是萧氏八代从医的独家秘籍。所谓医者仁心，萧汉玺在父亲病危时仍在医院加班，连父亲最后一面也未见着。晚年自己身体备受病痛折磨，但在病床上还在坚持为患者看病。萧汉玺在即将获评“国医大师”前去世，但他无疑是真正的“国医大师”。

中医在癌症治疗中的建树

在本书开头就出场的王晞星正是萧汉玺唯一的官方认定师承弟子。普遍认为中医并不特别适合学院式教育，更适合于师徒传授，身教更甚于言传。所以也就是现今批量的、制式的、规范的学院教育虽发达（全国各省的中医药大学达二十多所），但中医大师却没有批量产出的原因。王晞星得天独厚的地方是既受过完整的学院教育，上世纪80年代大学毕业就入行中医院，又得以亲受上一代中医大师的传承。通过萧汉玺上达萧通吾，领会到几代中医大师的行医精髓，于是能更好地结合西医，在中医领域开疆拓土，成为新一代的名中医。王晞星是本书书写的主要人物，也是全书各章串联衔接的纽带，是盘活整本书的棋眼。作为现今山西中医界的领军人物，在开头两章的抗疫篇中，他就坐镇抗疫，7个中医抗疫药方有6个出自他手。在后来的篇章中，他作为山西中医院的院长，像先辈李瀚卿他们那代人一样，开创了山西中医院的第二个辉煌十年；他在中医上的建树不止于专治疑难杂症，在癌症的中医治疗上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系。

王晞星行医生涯从高中毕业回乡就开始了，那段走街串巷的赤脚医生经历是特别的，使他比通常学院培养的医生更注重实践，更懂得“中医在民间”。后经过学院教育成为科班出身，但不唯书的行医风格在那时就有了端倪。大学毕业进入中医院，王晞星的志向并不是一个遗老式的老中医，像那些传世千年的方剂一样加减即可，他要挖掘中医的内力，让中医在最难治的肿瘤方面大有作为。他亲手创立中医院肿瘤科，从开始的没有住院床位，发展到今天的中医院最大的科室，有近二百张床位。由肿瘤科主任升任院长后，他一手打造了中医院的又一个辉煌十年。单从外象看，中医院由原先的略显简易的低层小楼，已发展到今天围合起来的中式高层建筑群。其内部除了传统中医，西医的各种先进设备也很齐全，还在顶层建立了中医博物馆。

在读本书前就知道王晞星，是因为身边一位朋友的亲身经历。这位朋友的妻子是王晞星的入室弟子，不幸的是家族遗传原因，父母、自己先后罹患癌症。所以刚拿到书时我特意问赵树义有没有写到这一位，他说顾及到隐私没有写到，虽然书中写到很多病例。女弟子本身是肿瘤科的医生，自己又成为病人，王晞星多年来一直当做特殊病例给予诊治。我知道，从病发至今已经十年有余，最初是肠癌，期间转移到了肝脏。他们并没有在中西医间二选一，两次均采用了西医手术切除，只是随后加以中医调理。我见过这位医生本人，非常瘦弱，一看就是重症病人。但即便如此，她依然坚持上班，坚持出门诊，同自己的病人一道抗癌。写本文前我特地打电话给这位朋友询问，情况还挺好的，跟以前一样，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中国的癌症治愈率和五年生存率远低于国外，可见我们的整个西医体系粗糙之至，并没有得西医精髓，而那些有幸得到中医佑护的人，却能弥补这个空缺。这位弟子本身就是王晞星医术的最好证明。

王晞星的行医态度，令人钦佩感动。在一天的门诊、行政事务之余，每晚王晞星都要从家里出来散步，就此踱到住院部查房，即便当了院长也没间断，似乎住在中医院里就是为了能随时查房，对这种工作乐在其中。仅把王晞星看成是一个大医还不够全面，看了他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做这一切的背后有着深厚的精神底蕴。

于是，由王晞星的书法，引出了山西明末清初的大儒傅山先生，在中华文化里，医儒不分家，这位大儒还是位卓有成就的医学家，被称为“医圣”。除了留下了很多书法、诗词、儒学著述，傅山留存的医学著作也蔚为壮观。其中真假莫辩，研究考证是一大难题。这就要写到一个人，河南人何高民，在写李渠时就提到了。上世纪60年代初受当时的省委书记陶鲁笳之邀来到山西，任中医研究所副所长。两位乡党见面，李渠即拿出家传的“守拙堂”藏本的《青囊秘诀》相赠，这是一本傅山的医药专著，可见那时人们之间淳厚的情谊。何高民在解放前参加革命，1934年被捕入狱。在狱中结识的一位革命党人正好是位中医，被告知学会中医从事地下活动更方便，于是结缘中医，对中医的研学终生不辍。在上世纪60年代调入中医研究所后，潜心研究傅山的医学著作，对其进行梳理、辩伪，为中医学界守住了这份宝贵遗产。这些共产党人传奇的一生令人敬佩！

中医的屹立和复兴

在本书末，作者专门探讨了中医为何屹立千年不倒的问题。实际这个命题的对立命题“中医为何需要重新认识”更能说明问题。如书中所说，书法和中医是中华文化结出的独特果实，书法在今天纯粹是精神向度的，已无实用价值，完全演变为一种艺术，现今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很多中国人寻找精神归宿的舟楫，那么有着很强实用价值的中医又怎么能倒下呢？中医的底蕴还是中华文化，王晞星倡导“和法”，和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正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和合”是个人、国家、世界和谐相处的根本，21世纪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建立在“和合”基础上的。

“中医是形而上的道，通天达地；是形而下的器，治病救人。”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医才同中华文化的兴衰同频共振。书中简略写到，明中叶前，中医很注重刀针等外科手术训练。此后大量儒者进入医界，儒医一家，专科医生开始式微，中医已随着日渐僵化的文化走向衰落。今日中医的复兴，需要走中西医结合的道路，借助西医补足自身丢失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