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马烽

编者按：今年是人民作家马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6月12日，“百年马烽——纪念马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五人谈”对话活动在晋阳书院举办，五位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分享了马烽先生的创作人生与人民情怀，其中还有一些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和深度解读值得我们关注。本期《黄河》“对话”予以全文推出，以飨读者。

时 间：2022年6月12日

地 点：晋阳书院

主持人：杜 娟

对谈人：段惠芳 杨占平 傅书华

刘媛媛 崔昕平

杜娟（文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现当代教研室主任，以下简称“杜”）：马烽先生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流派“山药蛋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今年6月18日是马烽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因此，太原师范学院文学院、太原学院文化与旅游系和崔昕平儿童文学名家工作室，共同策划主办了此次“百年马烽——纪念马烽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对谈”活动。我们将从多个方面来解读马烽，研究马烽。

马烽先生在八十年的文学创作中，以作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塑造了一系列富有个性的普通人物，书写了社会主潮，彰显了时代精神，他的作品总量大约有近四百万字，包括大量的短、中、长篇小说，电影文学剧本，纪实文学、散文，评论以及民间故事等。20世纪40年代的《张初元的故事》《吕梁英雄传》《金宝娘》《村仇》，50年代的《一架弹花机》《韩梅梅》《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60年代的《杨家女将》《刘胡兰传》，新时期以后的《新来的县委书记》（《泪痕》）《结婚现场会》《伍二四十五纪要》《咱们的退伍兵》《葫芦沟今昔》《玉龙村纪事》等等，横贯20世纪的整个后半期。这些作品清晰地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也留在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记忆里，体现了时代性、历史性，具有鲜明的典范意义。解读马烽的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一代作家的创作心理，更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和演变。

我们先从一张照片切入。这张照片是马烽老师和同样是作家的夫人段杏绵老师的结婚照，能看出伉俪情深、携手同心的坚定。我想问问段老师，这张照片您是否有印象？

段惠芳（马烽之女，山西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编剧，以下简称“段”）：这是我父母刚结婚时候的照片，我妈还留着长长的辫子。我父亲是个农民的儿子，抗战爆发后参加革命队伍，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成了作家。1949年我父亲奉命从晋绥根据地到了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全国青年代表会等几个会，被选上全国文协委员，就留在中国作协工作。当时他已经27岁，却还是未婚青年，因为有作品《吕梁英雄传》，挺受人欢迎的，有不少女青年追求他。他觉得该成家了，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妈，按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相亲认识的。我妈当时在河北保定文工团当创作员兼演员，主要写剧本，也是文学工作者。我爸对我妈挺满意的，觉得两人许多想法都一致；当然，我妈长得还挺漂亮的。之后，我爸就开始追我妈，从北京跑保定，来来回回谈了有半年时间，1950年7月份，他们结婚了，从此共同走过五十多年。

杜：通过段老师的讲述，我们对这张照片有了更深的理解。段老师刚才提到父亲是个农民的儿子，我一下子就注意到“农民”这个字眼。在研究马烽老师的作品中，其实“农民”是一直以来的一个主题词，我近期也看到一篇文章，就是杨占平老师发表在《山西文学》上三万字的《无愧于时代的人民作家——马烽》。在这篇作品中，杨老师系统地介绍了马老的人品、文品、作品，可以说是一个全方位的解读。我们请杨老师谈谈感受。

杨占平（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会长，原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以下简称“杨”）：马烽老师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非常著名的流派“山药蛋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在他八十多年的人生和创作道路上，靠自己的人品和文品赢得了读者，也赢得了社会各方的赞美。可以说，马烽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给我们留下的著作，他给我们留下的做人的榜样力量，都是后辈永远应该继承学习的。我个人是20世纪70年代末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山西大学中文系读书，课余就把研究的重点放到中国现当代文学上，尤其重点研究“山药蛋派”作家，1980年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了一篇研究马烽创作的论文。我大学毕业后到省政府机关工作了几年，1985年省作家协会创办文学评论杂志《批评家》，被马烽老师他们调过去做编辑，跟马烽老师就成为一个单位的同事。在《批评家》杂志期间，我除了完成日常工作，继续跟踪研究“山药蛋派”的作者、作品，写过不少评论。到了90年代，马烽老师要编辑出版文集，他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们一起编辑成八卷本三百万字的《马烽文集》；后来还编辑过五卷本的《马烽研究丛书》，我自己写了《马烽评传》。所以说，我对马烽老师是非常熟悉的，对他的作品有一定的研究。

杜：有句老话说，文人相轻，但在马烽老师他们这一代作家身上，我们更多感觉到的是相互提携，尤其是对年轻后辈的支持。在杨老师的这篇文章当中，我还特别注意到马烽老师创作的“三条原则”，请您具体谈一下。

杨：具体谈到马烽老师的创作，我给他总结了三条原则，就是以责任感创作，坚持深入生活的路子，选择农民朋友为自己的目标读者。从他一开始写作，到他最后的作品，整个过程都是围绕这三条原则来进行的。他自己也非常认同，他说他一辈子的文学路也基本就是按这三条走过来的。

首先说第一条原则，马烽老师是用一种责任感写作。我们大家都知道，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要靠作品来影响读者的，或者说是用作品表达他对社会的看法的。其实，马烽老师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并不是刻意的或者说是专门要写作的，是和他的工作紧密相关的。20世纪40年代，他以一个战士身份走到抗日战争洪流中，由于读过高小，还有画画的才能，被选为宣传队的战士。他觉得不光要喊口号、演角色，还要靠写作来表达对抗战的态度，所以，1942年在延安学习的时候，他就尝试着写出第一篇作品《第一次侦察》，目的就是要唤起民众，要号召人民抗日，要改变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马烽老师一直认为，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作为一个从根据地成长起来的作家，自己有责任表达我们这个社会变化的进程，作品一定是我们社会发展进程的一种记录，作品里面所写的每一个故事、每一个人物都是一个时代形象化表现。我们从他的作品里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特点。比如说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写的作品，都是表达人民群众怎么样抗击入侵，怎么样获得新生；那么到50年代，他更多的是表现翻身解放的农民怎么样争取过上幸福的生活；新时期以后，他更多的思考是怎么样让农民富裕起来，比如《咱们的退伍兵》就是表达这个意思。这也是他们那一代作家身上的一种闪光的因素。当然，作为作家来说，马烽老师自己认定的路，是绝不会改变的，但他也是非常宽容的，对别的作家怎么写、写什么，是完全认同的。我想起了1987年他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的时候，曾经接受过外国记者的采访。他说，我们的文学创作是多方面的，你写什么、怎么写、如何表达，都是根据个人情况确定的，不应该强制一体化。就像街上的小吃，卖麻叶也好，卖老豆腐也好，卖什么面也好，都行，但是你得有两个原则，一是要卫生，二是要有营养。文学作品只要能够给人民群众提供精神食粮，你如何写都可以。

第二条原则就是认定深入生活。马烽老师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找到生活原型。比如他的成名作，也是影响最大的作品《吕梁英雄传》，就是在抗战时候，他天天下乡，和老百姓相处在一起，发现了很多民兵英雄的故事，意识到有责任把这些民兵英雄写出来，于是他和西戎就一个一个地写故事，题材全部是来自一线生活。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最著名的一些作品，比如《饲养员赵大叔》《我的第一个上级》等，大家都读过，这些作品都是他在深入生活中，从具体的人和事的素材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他说，作家如果天天关在书房里，看着资料就要写出好作品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他多少年坚持深入生活这条原则，尽管并没有多少新鲜之处，但是要坚持下来非常不容易，而他是一辈子都在坚持。

第三条原则是让农民读者喜欢。就像刚才杜娟说到马烽老师是个农民的儿子，和农民有特殊的感情，他从农村走向了城市，从一个农民成为一个作家，对农民的感情真的是很真诚的。他认为，不管小说也好，电影也好，一定要让农民读者和观众喜欢。他有一句名言：我的作品就是要让农民在农事消闲的时候，大家围坐在一起读，觉得还能读下去我就满意了。20世纪80年代，意大利的一个记者采访马烽老师，他就特别强调，我的读者一定是农民，只要农民读者喜欢我就满足。他一直就这么写。我们看他的作品，不管是人物也好，故事也好，特别是一些对话，都是农民式的，农民读者看着特别亲切，其实许多非农民读者读了也觉得很有新鲜感。

杜：通过杨老师刚才的讲述，我更加觉得马烽老师这数百万字的创作是弥足珍贵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文字像沙里淘金一样，都来自最深厚的、变动最大的中国农村，来自马老的亲身体验，当然还有他的思考。同时，不管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他一直都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因此，我们可以感受到马烽老师的作品贴近时代、与时俱进，情系百姓、为民众表达心声的特点。

我这里还有一张照片，马老和农民群众在一起吃饭，整个画面亲切温馨。文学来自现实，承载现实，但更多的也是要培育现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马老让农民喜欢也是他一直坚持的原则。马老在和农民的关系中，在反映农民的问题上，不管是作品还是人品都可以称之为楷模。我想问段老师，马老在生活当中，在待人接物中，有没有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段：说老实话，父亲的作品我小时候读的不是很多，因为他是为农民写的，而我生活在城市，还没能理解他的作品。在生活中，我觉得父亲就是一个普通人，作家是他的一个职业，就像我的职业是电视台的编辑、记者。他对我们子女的教育既严格又宽容：你不管干什么，都要成才，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能够感觉到他跟农民的感情是真挚的。他的第一部获奖作品是1944年创作的《张初元的故事》。张初元是一个劳武结合的民兵英雄，写完作品后，我父亲也一直跟他有来往，我们家和张初元家的关系一直延续到现在。他的儿子是20世纪50年代的师范生，毕业后回村里当农民。那年代的师范毕业生已经是很高的文化水平了，但张初元就是要让儿子回去建设农村。张初元的孙子叫张卿贵，到我们这一代还保持着来往，每年过年的时候要给我送豆腐之类，大老远送来，我就觉得这不是豆腐的事，是浓浓的情感。我们之间就像亲戚一样走动着。还有电影《扑不灭的火焰》中的人物原型是汾阳唐兴庄的蒋家。他们家一共五个儿子，除了蒋二投敌，其他都是抗日的，结果在战争中全部牺牲了，特别是蒋三宁死不屈。蒋三就是电影的主角。战争之后，一大家子就剩老母亲一个人。我爸和西戎叔叔写了电影剧本《扑不灭的火焰》，又安顿了蒋妈妈的生活，配合政府追认她的烈属身份。后来，蒋妈妈就常来我们家和西戎家走亲戚，会在我们家里住上一段时间，两家轮流照顾她。尤其是我爸爸在50年代的“生活基地”汾阳贾家庄，他跟村里的人都相处融洽，大家都没把他当作家，而是当朋友、亲戚。我第一次去贾家庄的时候才十几岁，确实感受到那里的人对我父亲的真心实意。直到现在，村里的老书记都跟我们家像亲戚一样，他叫我妹妹，我叫他哥哥。他给我讲过当年我父亲给村里做了多少工作，对贾家庄的发展功不可没，他特别说，你爸爸总是跟我说，凡事都要实事求是，千万不能脱离实际，千万不能干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事。

杜：我们对段老师娓娓道来的讲述很感动，更主要的是对马老的品格很钦佩，他待人真诚，关心农民，情系农民，光明磊落，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下面我们就请傅老师来谈一谈，在新文学史上有过一个产生很大影响的工农兵文学思潮，马烽老师的创作与这个思潮有什么关系？

傅书华（太原师范学院教授，文学评论家，以下简称“傅”）：作家的大作品，总是大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形态下人的生存、价值、情感的反映，并由此带来新的文学创作范式。评价马烽老师在新文学史上的位置与意义也是这样。20世纪初，传统中国在自身发展需求下，再加上西方资本经济模式的刺激，形成了思想革命的“五四运动”；与此相适应，“五四”文学则是这一社会结构形态在思想、精神、情感方面的体现。这是新文学的第一个高峰，出现了鲁迅、冰心、郁达夫、郭沫若等作家。到了1927年至1936年，是社会结构形态内在矛盾尖锐激化的十年，譬如贫富悬殊、权力体系的整体性腐败等等；与这一社会结构相对应的是新文学史上称之为1930年代的文学，出现了丁玲、曹禺、老舍、巴金、沈从文、张爱玲等作家，这是新文学的第二个高峰。之后新的社会结构形态，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新的革命和建设，直至80年代中期；作为这一社会结构形态在思想、精神、情感上的体现形式，就是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这是新文学的第三个高峰，“山药蛋派”则是这一运动、思潮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流派。以毛泽东《讲话》为理论基础，以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为创作实绩，标志着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的形成。

第一个阶段，即奠基形成阶段，是1942年至1953年。这个阶段的工农兵文学运动、思潮，主要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新的民间形态，代表作家如赵树理；一个是融入根据地后的“五四”文学形态，代表作家如丁玲、周立波；一个是在根据地社会结构自身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形态，代表作家如贺敬之。其主要成就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贺敬之等人的《白毛女》。马烽则以《吕梁英雄传》及一系列短篇小说成为这一阶段主要的文学成果之一。譬如他的《金宝娘》，通过最能体现时代前沿变动形态的女性生活、命运的变化，写出了五四“人的文学”主题在根据地的演化形态；《村仇》写出了现代中国经济政治的阶级关系对传统中国血缘家族关系的取代。“山药蛋派”的第一个阶段即奠基期也形成于这个时期，其中赵树理的创作处于高峰期，马烽等五作家则处于形成发展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