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元代诗人吴当的隐逸心态及其隐逸诗

吴当（1297—1361），字伯尚，崇仁人，元朝大儒吴澄之孙，“草庐学派”重要传人之一。吴当虽仕途较为平顺，但也经历了诬陷被贬，遂隐居不出。所著书，有《周礼纂言》及《学言稿》。吴当生涯多数时光浸淫于官场的浮沉变幻之中，纷繁复杂的世俗景象激发了其内心深处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吴当现存的500余首诗歌中，有近100首隐逸诗作，这些诗歌从不同方面表现了其隐逸心境。

我国自古就有文人隐逸的传统。元代的许多文人在经历官场、生活的种种不幸后，便有了隐居避世之愿望。不论“心隐”还是“身隐”，隐逸都是元代在朝、在野文人的趋向性选择，由此便出现了不少表达隐逸情怀之诗。关于元代文人的隐逸诗歌，学界已有研究，但就吴当的隐逸诗而言，学界尚未有人关注。本文试通过对其诗歌主题与风格的解读，来寻其隐逸之思，继而探究其隐逸之因。

一、隐逸文化的发展及吴当隐逸诗歌的界定

隐逸，是古代文人在仕与隐之间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隐士群体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大量存在，受到了史书编撰者的高度关注，仅《二十四史》中，便有十七部都专门写有《隐逸传》。而作为隐逸文化重要表现的隐逸诗，正是一个诗人的精神世界在诗歌领域中的重要体现。研究隐逸诗歌，必须先厘清隐逸文化之发展，以便对隐逸诗歌进行准确的界定。

隐逸文化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中国就有了隐逸思想的萌芽。春秋战国时，士阶层的崛起造成了隐逸风气的出现，隐逸成为有道之士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的无言呼声。到了汉代，《后汉书》开始设有《逸民列传》，此后，中国历代正史都有了专门为隐士所作的传。魏晋南北朝时期，隐居不仕成了大多数文人志士的人生选择。唐代，隐逸文化发生蜕变，出现了多种隐逸方式，以“终南捷径”最为著名。魏晋一直到晚唐五代，是林泉之隐兴盛的时期，隐士与山水达到了一种和谐的境界。到了宋代，隐逸思想延续了孔子的观念，以道作为隐逸的原生动力。元代，文人崇尚隐居，隐逸之风更是盛行。《元史·隐逸传》言：“元之隐士亦多矣！”他们不仅重视身体上的清闲，更崇尚远离喧嚣的心闲。后代亦是如此。

隐逸诗作为隐逸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在隐逸文化的发展流变中也随之不断发展演变。但是，隐逸诗与隐逸文化并不是单纯的对等关系，诗人的身份并不是单纯判断隐逸诗歌的标准。钟嵘认为诗风平和恬淡才是判断隐逸诗歌的主要标准。现也有学者对此进行论述，但在不同作者的笔下，隐逸诗有不同的指向。本文所说的隐逸诗并不单单是指诗人隐居后所作的诗歌，而是指所有包含诗人隐逸思想的作品。这些诗歌以日常生活为主，或言其生活情形，或述其交游经历，又或称颂古今贤者，以通俗质朴的语言、真挚深刻的情感表达了诗人内心饱含的豪情壮志以及壮志未酬的无奈与愤懑之情。

二、吴当隐逸诗的主题分类

以吴当隐逸诗所反映的主题而言，其隐逸思想可以大致从以下三类诗作中得以映射：写景纪事诗、赠别酬唱诗及咏物抒怀诗。

（一）写景纪事之作中的隐逸之思

写景纪事之作是文人借其所见之景或所经之事来表达内心情感的一种艺术方式。这种方式虽所用笔墨不多，但胜在情感丰沛。吴当一生大部分时间都于官场漂浮，南来北往，饱览了祖国大好河山。其写景纪事之作描写细致入微，传达出的隐逸之情真切自然，如《山居图》：

茅屋在林阴，桃花夹径深。

远山浑似黛，游客总能吟。

杳杳穿云杖，萧萧坐石琴。

展图怀旧隐，便欲解朝簪。

茅屋坐落在林木阴影之下，桃花在幽深的小径边夹道而生。诗人穿梭于云雾缭绕的山间，在石上弹琴高歌，十分悠闲自在，心中不禁涌起一股强烈的归隐之情。他以“朝簪”代指束缚颇多的朝廷官位，以“解”字点明了自己欲解朝堂之累的念头，他想回到山林之中，享受那份宁静与自由。诗人于写景之间抒发内心深处对官场生活的厌倦与疲惫，对隐居生活的期待与赞美之情，无华丽辞藻，无曲折结构，只言平常事，却无不言其隐逸情怀。

（二）赠别酬唱之作中的隐逸之思

元代隐士的隐居生活并不是闭门不出式的，而是召集志同道合之友，唱和游玩，饮酒赋诗。吴当在隐于庐陵吉水之前也倾心于这样的生活，因此赠别酬唱之作占其诗歌的很大部分，而这些诗作也恰恰是其隐逸之思的体现，如《清明日同学士李惟中赵子期及国学官携酒东岳宫后园看杏花》其一：

柳色满河堤，春沙不作泥。

家家踏青去，处处听莺啼。

翠幄凌风迥，香车簇道齐。

扬雄甘寂寞，载酒问幽栖。

与友人出行，本就是人生一大乐事，吴当借和谐的春日景象抒发自在畅意的体验感受。但吴当不单是为了纪事抒情，而是在盎然之景中抒发自己的隐逸之思。身边都是达官显贵之人，而吴当却能以“扬雄”自比，以“甘于寂寞”“幽栖”来暗指自己的隐逸之情。除此之外，与方外人士交游也是他所倾心之事。在全真教的影响下，吴当希冀隐逸的心态日渐凸显，这在他与众道士交往的诗歌中表现尤为明显。这些诗歌中既有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也有对现实生活的疏离。现实与梦想的碰撞，营造出了一种远离世俗纷扰的美好意境。

（三）咏物抒怀之作中的隐逸之思

在古典文学中，咏物抒怀的传统源远流长。《文心雕龙》有言：“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道明季节变换、阴阳消长对古人情感的深刻影响，自然万物往往于无形中触动诗人心弦，成为其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基于此，咏物抒怀成为诗人表达内心情感、寄托人生哲思的重要途径。而在吴当诗作中，不乏以自然景物为媒介，抒发其内心隐逸情思之作，如《福泉亭》：

筑室庐江上，山泉亦有名。

深源流福泽，长日作春声。

润借桑麻秀，寒分井谷清。

尘缨如可濯，来看白云生。

诗歌先以“亦有名”对山泉进行整体评价，后对山泉周边的环境进行描写，尾联直接对福泉亭进行情感上的升华，把其总结为洗涤心灵、远离喧嚣的理想之地，借咏物抒发其内心对隐逸生活的喜爱之情。此外，其抒怀之作中也有隐逸之思的书写，如《丛桂轩九日书怀》一诗，诗歌既展现了自己顺应天命、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又借伯夷、叔齐这两位隐士淡泊明志、恬淡寡欲的品质来表明自己的超然心境，抒发自己乐此不疲的隐逸之思。

三、吴当隐逸诗的艺术特色

吴当诗歌具有鲜明的特色，四库馆臣称其诗“风格遒健，忠义之气凛凛如生，亦元季之翘楚”（《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八）。而单从隐逸诗来看，其诗在承继陶渊明隐逸传统的基础之上，还表现出了强烈的说理性特征。

（一）诗学古人，承继隐逸传统

元代文人每当精神困顿之际，大都选择追随陶渊明的脚步去寻找精神出路，由此出现了大量的和陶诗。而追求陶渊明的隐逸之乐也是吴当隐逸诗的出发点之一。吴当诗歌承继隐逸传统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对陶渊明这位先贤的仰慕和追随。吴当曾作诗《渊明图》《赋渊明归来图送致仕者》，这两首诗无论从悠然闲适的田园意境来看，还是从平淡自然的风格来看，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其诗中的慕陶精神。陶渊明独爱菊，而“菊”意象更是吴当对陶渊明隐逸文化的深度解读。吴当的诗中多次出现“菊”，如“已荒陶令菊，未种武侯桑”（《酒罢分韵得桑字》）和“松巢邻李白，菊径似陶潜”（《庐岳》）。吴当对“菊”的反复吟咏，又何尝不是对陶渊明隐逸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呢？更别说其诗中的酒文化与东篱之景了。

除此之外，吴当对隐逸传统的承继还体现在其诗歌中运用了大量象征隐逸情怀的意象，如“渔樵”“松菊”“猿鹤”“青山”等，这些意象无一不传达着诗人高洁的志趣与归隐田园的决心。大量具有隐逸情怀的典故的运用，也是诗人隐逸之音的表达，如“秦关拥道难容马，汉节禁寒尚牧羝”（《高昌喜山近仁在江州为太常院使礼部尚书新其堂构各有名扁为赋三题馀未暇也》其三）便运用了苏武的典故。象征隐逸的意象和典故的运用是吴当隐逸诗常见的表达方式，诗人通过这种方式表明了自己隐居的志向，也为后世隐逸诗的创作提供了范例。

（二）以理入诗，诗风闲适淡雅

宋代，“格物致知”的观念渗透到了文学创作领域，文人以理观物，理学诗大盛。这一变化发展到了元代，也受到了诗学家的追捧。吴澄终生治经，致力于探索朱熹研究五经时的“未尽之意”，他所著之书“接武建阳”（黄宗羲《宋元学案》）。吴当受其祖父教导，其诗学理论也受到了理学观念的制约，他用理的思维看待世界，以理入诗，将自身所见之物赋予浓厚的个人情感，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云林图》正是这种风格最好的证明。诗歌既言对壮丽的自然美景的赞美与热爱，又谈及人生义理。诗人故里汇聚天地之精华，山脉巍峨，云雾缭绕。至此，诗人对所见之物进行了主观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又蕴含着道家的人生哲学：万物在空间中自由生长，和谐相处，立于“地”承接“天”。但是，诗人希望能暂时远离官场，回归家乡。其诗歌赋自然美景以哲思，暗合了道家“人之道”的哲学观念。这种说理赏景的方式，使其诗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淡雅之风。现实境遇打破了他的建功立业的梦想，取而代之的是对闲适生活的向往和对淡雅艺术的追求。他的隐逸诗歌取材于日常生活，所抒之情皆有感而发，语言质朴。可以说，吴当闲适淡雅的诗风既是他陶冶情趣的主动选择，也是他被动现实的无奈之举。

四、吴当隐逸思想的成因探析

吴当一生与元代的社会变迁紧密相连，因此元代的社会环境与时代风气对其心态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再结合其家族之传统、自身的不幸遭遇，从而对其隐逸之因作出初步分析。

（一）时代环境与隐逸之风

元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时代。蒙古族入主中原，成为一统天下之主。作为一个外族王朝，其在汉化的过程中虽然具备了中原王朝的封建外壳，但仍带有草原民族所特有的习俗。两种不同文明的冲突一直存在，加之民族歧视政策的实施，打破了一代文人之幻梦，迫使他们开始反思自身处境，并诉诸笔墨，如戴表元《送陈养晦赴松阳校官》诗中所言：“书生不用世，什九隐儒官。”相比于功名利禄，做一名隐于世俗之外的儒官成为多数书生的选择。

除了时代环境的影响，隐逸之风的盛行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元代隐逸之风兴盛，不少文人都选择了离官归隐。牛贵琥先生在《论元代后期隐逸现象之特殊性》一文中提出，元末的隐逸走上了富有自然情趣的隐逸之路，并在全社会形成了时代风尚。一方面，元末民族矛盾暗自滋长，文人的生活长期被战乱所笼罩，功名富贵、高官厚禄已不再是他们所向往的。另一方面，元代文人位于娼丐之间的卑微地位，科举考试之路屡屡受阻，“学而优则仕”（《论语》）的观念受到挑战。加之元廷对汉人的歧视，汉族文人的上升之路受到阻碍，满腔抱负无法实现，由此引发了文人的整体性退避，出现了隐士滥觞的现象。在中国浓重的官本位意识的影响下，隐逸只不过是文人学士出仕不成后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之举。

（二）家族传统及个人遭遇

吴当出生于理学世家，是元代儒学大家吴澄之孙，所以吴当后期表现出林园之隐的心态主要受到了吴澄隐逸思想的影响。吴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其隐居以治经和授徒为主，他那种安贫乐道的隐逸精神对后代的人生选择影响深远。他超脱了世俗生活对他的羁绊，追求“孔颜乐处”的存世之道。这种精神境界，为吴当所崇拜，在某种程度上促使吴当作出拒绝出仕、隐居庐陵的选择。而吴澄隐逸诗中所反映出的知足常乐、同情农民的思想在吴当的隐逸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吴当的个人遭遇也是其隐逸选择的原因之一。吴当天资聪颖，从小便跟随祖父吴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其后参与编纂了辽、金、宋三史，出任翰林修撰，又累迁国子助教、博士、监丞等职。至正十三年（1353），江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异常活跃，元军屡次战败。危急时刻，吴当出任，平定地方战乱，取得卓越的战绩，却因诬被贬。不久，他便“罢官归里”，闭门不出，以著书为己业。此时，他对官场的失望和对功名的厌恶已占据内心，满腔的报国之志被官场的黑暗腐败所泯灭，最终无奈开始效仿古人隐逸，试图以此来释放自己的愤懑不平。当自己的理念无法被认可，才能无法得到施展时，“潜伏而不见”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纵览吴当诗歌，其中许多文字中都充斥着其对隐居生活的向往。其隐逸行为，是乱世之下的无奈之举；其隐逸情怀，是爱国背后的辛酸之泪；其隐逸诗歌，是壮志难酬的深沉呐喊。动荡的社会环境、不幸的个人遭遇都是吴当诗歌中隐逸思想的涌现之因。通过对吴当隐逸诗歌的分析，我们能更好地了解元代隐逸诗歌的发展状况，从而进一步剖析元代诗人隐逸行为的深层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