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碑志文语言的“奇崛”研究

中唐时期是文学变革的关键阶段，韩愈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历来以其对语言的革新而备受赞誉。他坚持“言从字顺”和“陈言务去”的原则，在诗文创作及词汇选用上展现了其独特的“奇崛”风格。韩愈的散文语言之所以“奇崛”，首先体现在其语言形式的多样性上。自庾信确立了四六骈文的碑志文形式以来，尽管后人试图进行革新，但成效往往不尽如人意。韩愈在继承张说、独孤及等人的基础上，不仅采用了三言和多言的语言形式，还融合了骚体和散体的文体，极大地拓展了碑志文的语言表达方式。其次，韩愈在用词上的创新亦是其“奇崛”风格的体现。尽管碑志文风格庄重，韩愈却不避讳采用俗语，并运用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此外，韩愈还自创了一些词语组合，这些词语至今已成为固定的成语或俗语。

一、语言形式匠心独运

（一）字数参差，形态各异

东汉以后，碑志文的创作就渐渐远离最初的宗旨，走向虚夸的道路，形式上更是逐渐被四六骈文笼罩。碑志文除去文题外，通常可以分志（序）和铭文两部分，因循前人之例，两部分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这两部分上，韩愈都有创新之处，这种创新体现在语言形式上，其中一点就是韩愈碑志文的字数上，整体篇幅不一，单句数字不定。

其一，是韩愈碑志文整体文字多少不一，篇幅长短无规律。自汉以来，碑文的形式多为统一，不仅是内容形式上的统一，在语言形式上也接近统一，传统碑志文篇幅变化不大，序文、铭文字数接近一致。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和《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中所收录的唐代墓志铭序文基本上都在5～8行，以7～8行居多，同时铭文篇幅也基本相似，大致在2～4行，以3行居多。但韩愈的碑志文，刻意长短不一，十分注重字数的变化，有的短则两三句，有的长则几十句。《平淮西碑》在韩愈碑志文中声名较盛，文章的序文和铭文篇幅都很长，仅序文即有43句，其铭文亦有24句。韩愈为人所作的碑志文中，亦有序文较长者，如韩愈为韦丹所作的碑志文，其序文共48句；《唐故相权公墓志铭》序文长达38句 。铭文长者，如《刘统军碑》的铭文长度远超序文，仅铭文就有41句，共496字；铭文最短者，如《殿中侍御史李君墓志铭》，仅有9个字。

其二，各单句的字数变化不定，这一点主要体现在韩愈碑志的铭文上。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中列举各种体制：“若夫铭之为体，则有三言、四言、七言、杂言、散文；有中用‘兮’字者，有末用‘兮’字者，有末用‘也’字者。”这一点在韩愈碑志文中可以找到很好的例证，如《唐故监察御史卫府君墓志铭》铭文为三言，而《试大理评事胡君墓铭》不仅铭文为三言，全文都用三言，不可谓不奇。多样的语言形式丰富了韩愈的碑志文创作样式，多变的语言也让韩愈碑志文不受形式的限制，更易表达内心的情感。

（二）文辞错落有致，言辞朴实无华

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推动者，本就提倡用先秦两汉的质朴改善六朝的绮丽柔靡，写文章时也力求恢复上古时期的散文形式，他在自己的碑志文中更是有意识地践行这一思想。碑志文并非创作之初就以骈文的形式出现，汉代碑志文序文就多以散文形式创作，也有赋体碑文。魏晋南北朝时期，美文意识觉醒，碑志文创作开始向繁缛发展，到了齐梁时期，碑志文创作则完全骈偶化了。韩愈的散文即以打破魏晋以来的美文创作形式为主要目标，因此韩愈碑志文“奇崛”的一大特色即为语言的散体化。

韩愈碑志文的散体化，可见于虚词的使用。韩愈的碑志文通过增加单个虚词来改变六朝时期的四六对仗，六朝以来文章句式多以四六构成对仗，韩愈则有意将“之”“以”“于”等字加入原本对仗的四六句中，如《柳子厚墓志铭》中的“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其中的“是”“之”和“以”字，将原本已是四字的骈文形式改为散体形式。语气词也是韩愈善用虚词中较多的一种，如《李元宾墓铭》中“竟何为哉”的“哉”，《贞曜先生墓志铭》中的“呜呼”，《韩滂墓志铭》中的“耶”等都是韩愈碑志文中常用的语气词。

韩愈碑志文的散体化，二可见于不同句式的组合，亦即骈散相间的写法。韩愈在碑志文的创作中，虽有志于以散代骈，但囿于碑志文自身的特点及行文的需要，并没有完全摒弃骈文。韩愈最为人称道的、散体程度最高的应是《祭十二郎文》。此文虽为祭文，但写法上与碑志文有相似之处。但即使是在这篇文章中，亦有骈文的影子，如“毛血日益衰，志气日益微”。可见，想要完全摆脱骈文的影响，还是有一定困难的。韩愈碑志文中出现骈散相间的写法，也是能够理解的。

另外，为使碑志文语言形式多样，不再陷入形式刻板的窠臼，除了使用散体的形式，韩愈还在碑志中运用了骚体形式。骚体文可上溯到楚国屈原，后宋玉学习其特点进行多篇创作，使得骚体成为固定的文体创作形式。骚体文最常见的语言特征就是在句子中广泛使用“兮”字。屈原和宋玉的文章中，“兮”字多见于句中。韩愈在此基础上，在句末也创新性地使用了“兮”字。句中使用“兮”字的作品，如《柳州罗池庙碑》，其铭文部分皆为骚体创作；句末用“兮”字者，如《卢浑墓志铭》，其篇幅短小，全文共4句，其中“迁汝居兮”“汝居孔固兮”“如不信兮”3个短句均于句末用“兮”。韩愈的碑志文中亦有铭文均为四言写就的篇章，但读来却并不觉繁缛堆砌，是因为韩愈的四言铭文亦为叙事抒情之语。例如，《刘统军碑》的序文仅交代碑主生平，具体事件全由四言写就，一气呵成，辞采飞扬。

韩愈碑志文虚词的使用，不同句式的组合，散体与骚体的结合，都是韩愈为打破北朝以来庄严肃穆、绮靡繁缛的碑志形式所做的努力；但又确实受前人骈文的影响，形成了骈散相间的独特写法。

二、遣词造句不拘常格

（一）不避俗语，如话家常

刘大櫆《论文偶记》云：“文贵去陈言，昌黎论文，以去陈言为第一义。”为实现自己“陈言务去”的创作理念，韩愈在碑志文中积极引用俗语，避免华丽的辞藻带来毫无意义的文章，俗语的使用使碑志文语言口语化，读来如叙家常。《文心雕龙》中有“铭实表器”，铭文最初是刻在事物上，作表彰器物用的，到了汉代，铭文表彰的对象就逐渐从器物转移向人 ，但其根本目的没有发生改变，仍旧是为了夸耀赞扬。汉末著名碑作家蔡邕为郭泰所作碑文被收录在《昭明文选》中，是汉末碑文的典型作品。在《郭泰碑》中，蔡邕夸赞郭泰所用的语句均是精雅的典范。与蔡邕齐名的庾信，其碑志文不仅用词考究，还多有用典。中唐时期著名的碑志文作者张说、独孤及等人，其碑文创作虽内容有所突破，但碑文语言尤其是铭文语言仍以庄重华美的语言为主。庄重典雅的词语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碑志文庄严肃穆的特性，却也让读者与碑志文产生阅读距离。

韩愈在其碑志文中有意使用简单的、口语化的语言，读来如话家常，不失为一种独特。例如，《崔评事墓铭》虽在形式上出新，但整篇铭文用词简单，读来毫无艰深之感；《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中的“始为进士，乃笃朋友；及做大官，克施克守”，无一奇词险字，而又明确交代杜君信赖朋友，克忠职守的性格；《监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中的“实生五子，一女之存”，读来与日常说话相差无几。另外，在《曹成王碑》序文中，曹成王被塑造成一位功勋卓著的有功人。韩愈在铭文中并未如前人一般用华美的辞藻堆砌，而是以口语化的形式，向读者娓娓道来，如“太支十三，曹于弟季”读来并不费解，但是这简单的、口语化的表达却寄托了韩愈深厚的情感。

（二）喜用险字，自创新词

为彻底实现陈言务去的观点，韩愈的碑志文中除引入口语化的语言外，还有一定的自创词语。首先，韩愈的碑志文中，喜用险字，以动词的使用最为精准和奇特，如《魏博节度观察使沂国公先庙碑铭》中的“旌节有韬，豹尾神旗，櫜兜戟纛”，《唐故朝散大夫商州刺史除名徙封州董府君墓志铭》中的“锄削荒颣”。又如，《南海神庙碑》中描写神祇享用祭品的文字：“牲肥酒香，罐爵静洁，降登有数，神具醉饱。”这些词语都较为生僻。《曹成王碑》中在描写曹成王和叛军李希烈作战的场景时，连用了“嘬”“剜”“䥽”“掀”等15个动词。这15个字并不是常用的描写战争的动词，是韩愈特意选来描写战争场景的，是所谓“识字”的体现。正如《韩昌黎文集校注》（韩愈著，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中评论所说：“退之性不喜书，然尝云：‘凡为文词，宜略识字。’”这里的“识字”，自然不是今天所说的认识常用文字，而是能够掌握较为生动准确且并不常见的字眼，这样在创作文章时，才不至于词语匮乏。此碑中的这几个动词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

《贞曜先生墓志铭》是同样运用精彩严谨动词的篇章，在夸赞孟郊作诗水平高超时，韩愈没有直接用“为诗有才气”或者“才气甚高”这类套话，而是以多重比喻，形象具体地将孟郊的诗歌创作写出。“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神施鬼设，间见层出”，在这一系列比喻中，其动词运用得恰到好处，“迎”和“解”写出孟郊诗歌分析透彻；“钩”与“棘”体现孟郊诗歌的艰深晦涩；“掐擢胃肾”是指孟郊的诗歌能够让人感同身受；最后，“神施鬼设”将孟郊诗歌推向新的高度，“施”“设”二词充分体现了其诗歌的妙笔天成。除了这种连串性的动词，韩愈的其他碑志文中最常见的是单个动词的运用，准确严谨又生动。例如，韩愈为张孝权撰作的碑志文中，在写张涂前来乞铭时“伏哭庭下”，“伏”和“哭”字就把张涂乞铭时的悲恸以及迫切的心情写得淋漓尽致。

（三）善用修辞，形象可感

韩愈碑志文广泛使用多种修辞，如反复、反问、叠字、对仗和比喻。韩愈在《李元宾墓铭》中运用反复手法，如“已虖元宾”3次出现和“竟为何哉”表达对友人去世的悲痛和困惑。他还结合反问和感叹句式，如《马说》中议论时的用法，以及《唐故河南府王屋县尉毕君墓志铭》末尾的感叹句，直抒悲痛，强化表达效果。

叠字也是修辞学的一种，成伟钧在《修辞通鉴》中，明确指出“叠音是相同的词、语素或音节的重叠使用，又叫叠字”。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叠字，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采采芣苢”，这些叠字的使用，让言辞更富韵律感，情感更为真切。韩愈的碑志文中有单个叠字，如“嘻嘻”“怡怡”“耿耿”；有叠字连用，如“愉愉翼翼”“夫夫妇妇”。叠字的使用，确使韩愈碑志文的词语更为丰富，增强语言的形象性，同时形成了音律美。这些叠词被韩愈灵活地运用到碑志文中，或摹情，或状物，或写人，挥洒自如，情真意切。

其余篇章中，韩愈在修辞方面的使用亦有出彩之处。例如，《曹成王碑》中“羞畏乞降，狐鼠进退”使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将王国良乞求投降时像狐狸、老鼠一样畏畏缩缩的状态写得活灵活现；《殿中少监马君墓志铭》先以“眉眼如画，发漆黑，肌肉玉雪可念”描写幼时的马继祖，生动刻画幼儿精致的长相，雪白的肌肤，而后在描写马遂祖孙三代长相气质时连用三个比喻，“高山深林钜谷，龙虎变化不测”形容北平王的高深气质，“翠竹碧梧，鸾鹄停峙”描绘少傅的挺拔身姿，“瑶环瑜珥，兰茁其牙”刻画幼子的娟好静秀。

韩愈的碑志文有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和修辞技巧，既实用又具艺术性，体现了他高超的文辞驾驭能力。他的作品被认为是唐代碑志文的顶峰，打破了传统格式，创新了表达方式。韩愈的碑志文被《旧唐书》和《新唐书》收录，并对后世如欧阳修、王安石等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韩愈的创新不仅在于语言的“奇崛”，还在于其深刻的思想内容和对细节的敏锐观察。他的成功在于结合了前人的积累、个人才华和时代背景，使得碑志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