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女性主义视角下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形象研究

女性主义是一个复杂而多元的思想体系，旨在推动全球范围内的女性团结起来，维护自身权益，进而追求女性的平等和解放。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是女权运动第一次高潮中的重要流派。存在主义哲学家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其著作《第二性》中提出“他者”“超越性”“内在性”等重要概念。她提出的“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的观点，体现出男性将自己定义为标准，而女性则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和被压迫的对象，被剥夺属于自己的权利和地位。鉴于此，本文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对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形象进行分析，探讨其成为“他者”的过程及原因。

一、理论概述

西蒙娜·德·波伏瓦从存在主义理论出发，研究女人在出生、青春期、恋爱、结婚、生育到衰老各个阶段，以及在农妇、女工、知识分子、明星等各个阶层中的真实处境，探讨女性独立可能的出路。她发现女性生存在一个男人强迫她成为“他者”角色的男权世界里，女性被迫处于性别边缘。这构成了《第二性》的主要论点：女性被男权强迫进入一种被压迫的地位，同时她们中的大部分人思想固化并逐渐服从压迫，从而与男性建立起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关于女性“第二性”和“他者”地位形成的原因，西蒙娜·德·波伏瓦进一步阐释说“女性长期以来处于压迫和被动的‘他者’地位，这种压迫和被动并非自然而然的，而是社会和文化结构所造成的”。“第二性”通常指的是女性在社会、家庭中所处的次要、附属以及边缘化的地位。男权地位的上升是女人权利和生存地位下降的重要因素，这主要体现在男女生理差异、社会分工以及历史演变等方面。首先，随着男性体魄优势的显现，他们逐渐在生存攻略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次，女性自身的“内在性”。女性一开始就被冠以生育和教养孩子的义务，因此女性如果不能生育或者不能生育儿子，就可能面临家庭的压力甚至指责。女性被“母亲”的身份所束缚，从而不得不回归家庭。因此，这种所谓的“内在性”限制了女性“超越性”的发展。社会通过灌输男权主义思想，迫使女性顺从被压迫的事实，剥夺女性应有的权利，如教育权、生育权等。在这种精神灌输下，女性被迫放弃了自身的“超越性”和独立性并逐渐接受“他者”的身份，以满足父权社会的需求。因此，“他者”和“内在性”成为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思想的关键词。

纵观历史，我国文学作品中存在众多具有代表性的女性角色，比如《祝福》中的祥林嫂、《三国演义》中的貂蝉等。而英美文学作品当中，也不乏此类悲惨的女性角色，比如《面纱》中的凯蒂、《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萨拉等。这一系列的文学作品都以不同的视角阐述了不同背景下中西方女性角色的生活和命运。上文叙述的中西方文学作品呈现出存在主义哲思：女性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男性的附属品吗？只是成为社会中的“他者”和“他性”吗？鉴于此，通过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存在主义哲思，本文将深刻探讨中西方不同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地位，结合时代背景和文化因素分析其不能摆脱“他者”身份的原因，以及对于当代女性树立女性主体意识、实现自身价值的激励作用。

二、我国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形象分析

（一）《祝福》中的祥林嫂悲剧形象

《祝福》中的祥林嫂身处一个具有浓厚封建礼教色彩的时代，她所经历的两段婚姻都不是自主选择的。第一任丈夫的去世意味着祥林嫂成了一个寡妇，在20世纪20年代的贫苦农村，成为寡妇的下场无疑就是被夫家卖到别处。无奈之下，她选择逃离，来到了鲁镇鲁四老爷家中做起了女工。然而，踏踏实实生活的祥林嫂再一次被卖到山里的一户人家做老婆。祥林嫂做过抗争，下了花轿后不肯拜堂，却被众人摁住后撞晕过去完成了仪式。此时的祥林嫂只能接受被卖掉的命运。婚后祥林嫂为第二任丈夫生育了一个儿子，可好景不长，丈夫病死，而唯一的儿子也被狼叼走，祥林嫂彻底心如死灰，无处可去的她只能重新回到鲁四老爷家做工，最后承受不住现实生活的打击变得麻木。祥林嫂的形象被塑造为服务男性的角色，恰如其分地展现了封建礼教下女性作为“他者”的困境。由此可以看出，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存在主义哲思同时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祝福》中的祥林嫂生活的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新旧思想并存，广大贫苦人民看到了希望，但以地主阶级、资产家为代表的守旧派拒绝这先进的、损害他们利益的思想。祥林嫂骨子里想要摆脱封建礼教对女性的压迫，可她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无法与整个守旧派抗衡，导致了她的悲惨结局，成为一个被封建社会吞噬的存在物。

（二）《三国演义》中的貂蝉悲剧形象

在男权主导的社会背景下，《三国演义》中的貂蝉是一个自我意识缺失、生存困境重重的悲惨女性形象。基于存在主义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女性个体意识和自由选择的觉醒，貂蝉缺乏独立的存在意识和价值，充当了王允等男性角色实现政治目的的棋子。在这一场精心设计的谋划中，貂蝉在王允的授意下让她利用自己的美色去离间董卓和吕布之间的关系。貂蝉的主观意愿和个体意识被极大的忽视，被迫成了男性权力斗争的一颗棋子，她的存在在很大意义上成了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被定义为“他者”，无法选择和掌握自己的命运。同样，在连环计中，貂蝉一直周旋于董卓和吕布之间，她的爱情观与婚姻观被权力斗争所扭曲，导致了她的人生更加悲惨。

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貂蝉对于身份认同的迷茫以及不自觉地沦为“他者”地位的悲惨遭遇是基于父权封建主义下的思想固化，最终以悲惨的结局收场。

三、英美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形象分析

（一）《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萨拉悲剧形象

约翰·罗伯特·福尔斯，英国当代作家。1947至1949年底，他就读于英国牛津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其间，他主要学习法语和法国文学，深受法国存在主义作家的影响。毕业后，他在法国、希腊和英格兰都任教过一段时间，因此他认为，他的精神气质和文化背景主要扎根于法、希、英三国，相比较而言，他认为受欧洲文化的影响更甚于本土。1969年，《法国中尉的女人》出版，荣获史密斯文学奖和国际笔会银奖；1981年，《法国中尉的女人》被改编成电影。《法国中尉的女人》是反击20世纪60年代“文学衰竭论”和“小说困境论”的一部力作，它揭示了“自由”与“颠覆”主题，启用了三个身份、目的和职能不同的叙述者讲故事。这部作品蕴含着约翰·罗伯特·福尔斯所倡导的存在主义自由观，展示了人类在困境中的自我实现以及自由选择。

萨拉出身于社会底层，她的父亲出于名门情结坚持让她接受教育并争取脱离底层，跻身上流社会。但萨拉所接受的不过是一所三流女子学院的教育，她得到了所谓“淑女”的虚名，却被迫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受害者。并不幸福的家庭氛围使得萨拉对于爱情的理解是模糊的，她曾经照看过一位因轮船失事而受伤的法国军官，她误以为两人之间产生了感情，结果却被法国军官始乱终弃，也让她背负上了“法国中尉的女人”的骂名。丢失工作、受人冷眼的萨拉被人介绍成为波尔坦尼太太的秘书。波尔坦尼太太是维多利亚时代上层人物的代表者，她遵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标准，严格监控萨拉的言行举止，但萨拉并没有放弃她对自由的追求。萨拉与业余科学家查尔斯在安德克立夫相遇后，查尔斯被她“恐怖”的孤独所震惊，也对她这个不同于其他女人的女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基于维多利亚时代对于女性自由的束缚，萨拉对待爱情的态度是主动出击，不论是她假装脚踝受伤以博取查尔斯的同情和关心，还是在谷仓中亲吻查尔斯的手背，她都居于主动的地位，颠覆了查尔斯对于女性在爱情关系中的角色和地位；查尔斯同样深受浪漫主义思想的熏陶，在萨拉直爽洒脱的态度的对比下，他逐渐厌烦了未婚妻循规蹈矩、装腔作势的派头，对她的维多利亚淑女气质感到失望，被自然、向往自由和纯真爱情的萨拉所吸引。作为维多利亚等级社会的一员，萨拉也是受害者，面对世人对她的嘲讽和诟病，她不畏惧周围的异样眼光，不仅接受“法国中尉的女人”这一骂名，承认自己的“他者”身份，同时还编造了自己与法国军官的虚假关系。这是处于等级社会中女性缺乏自主性从而产生的逆反心理，她认为在这种身份下自己能够获得更大的自由，从而达到对社会的嘲讽。

维多利亚时代是英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同时也是一个崇尚等级观念的男权社会。在此背景下，英国女性通常被期盼扮演家庭主妇的角色，她们的生活往往围绕着家庭和社交圈子展开。这些女性虽然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包括文化修养、家政技能和社交礼仪等，但她们的教育却很少涉及科学、文学或者艺术等领域，使得女性缺乏自主性和培养个人兴趣的机会。此种社会背景下，同样接受过这些教育的萨拉呈现出后现代女性的特征，她勇于挑战阶级权威和传统观念，展现了存在主义视角下女性不甘沦为“他者”的反抗精神，清醒的追求自己的理想。当萨拉发现自己与查尔斯的爱情动机不纯时及时抽身，毅然决然地终止了他们之间的关系，转而追求独立自由的生活。萨拉没有选择附属于男性，在与查尔斯的关系中，萨拉也不屑于扮演需要人同情和帮助的弱者形象，掌握了十足的话语权和主动权。萨拉的形象体现了一位处于维多利亚时代的新女性对于自由的追求以及对传统的颠覆。

（二）《面纱》中的凯蒂悲剧形象

《面纱》的作者毛姆是著名的英国小说家，一个自狄更斯以来拥有最多读者的小说家。由于幼时口吃、父母离婚等不幸的生活经历，毛姆的作品大多探讨人性的阴暗面，特别是对于女性的讽刺描写。

故事的开端介绍凯蒂长得非常美丽，虽然有着好看的外表，实质上却是一个“愚蠢、轻浮、无知”的女人。她认为女人只需要依附于男人，而她的终极目标就是钓上金龟婿，一跃而上跻身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分子。正所谓有其子必有其母，凯蒂扭曲的价值观的形成就是拜她的母亲贾斯汀太太所赐，她同样将婚姻当成利益，最终却没有实现她的理想。因此，贾斯汀太太将她所有的心血和希望都寄托于她的两个女儿，希望通过两个女儿的婚姻为自己带来实质性的利益，至于爱情则是无关紧要的。在与妹妹婚姻的攀比下，凯蒂草率地嫁给了细菌学家沃特，毫无疑问她凭此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地位。但由于两人之间并不存在爱情，也缺少共同语言，他们的婚后生活是不幸福的，这也为后文凯蒂另寻佳婿来满足自己的贪婪埋下伏笔。凯蒂随丈夫来到香港，她遇到了比她丈夫社会地位更高的外交官查理。尽管两人都是已婚状态，但这并不妨碍两人走到一起。奸情败露后，沃特彻底看清了凯蒂的真实面目，也明白了两人的婚姻就是一场经济游戏，根本不存在什么爱情。但沃特并没有当面揭发两人的奸情，而是使用了一种更为残酷的手段：他给了凯蒂两种选择，要么让查理与他的妻子离婚，并和凯蒂结婚，要么让凯蒂和自己一起前往正在遭受霍乱的湄潭府。既然事情已经败露，凯蒂深知去了湄潭府就等同于送死，因此她选择和查理结婚。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查理的事业需要他现任妻子的支持，与妻子离婚就相当于放弃了自己的事业。因此，权衡利弊之下，查理无情地拒绝了凯蒂的结婚请求并抛弃了她。

《面纱》的命名典出雪莱的十四行诗《别揭开这画帷》：“别揭开这画帷，呵，人们就管这叫作生活。”凯蒂受利欲熏心的母亲的影响，也成了一个非常现实、骄傲和有野心的人。她奋力想完成阶级的跨越、实现自己的价值，然而她采取的方法却是错误的。凯蒂似乎在无意中陷入了自我贬低的境地，她不自觉地将自己置于“商品化”与“他者化”的位置，视自己为依附于男性的存在。男权主义的盛行一方面源于男性自我设定为“标准”，并对女性施加压力；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女性不自觉地接受了“他者”的角色，甚至对此感到满足，将自己视为可以交换、以价值衡量的物品。这种行为在无形中削弱了那些勇敢反抗男权主义的女性的努力，极大地影响了当代女性的婚姻观、两性观和价值观，阻碍了世界女性意识的觉醒。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她们又何尝不是男权主义背景下悲剧的产物呢？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凯蒂的家庭环境和母亲的教育都预示着凯蒂在未来将会成为一个与她母亲相似的、利欲熏心的女人，她扭曲的婚姻观和两性观也导致了她悲剧人生的结局。

本文通过分析中西方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悲剧形象，深入探讨了不同背景下女性沦为“他者”的社会、文化等因素以及女性反抗传统观念的动机。上述作品通过介绍女性的生活背景，描述女性不同时期的生活愿景，以及创造一系列矛盾来凸显独属于女性形象的坚毅、细腻和勇气。然而，现实生活的残忍对女性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面对不公的命运她们奋起直追，却最终以悲惨的结局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