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湘南论古文

蒋湘南是清朝著名学者，一生著作颇丰，如《十四经日记》《七经楼文钞》《春晖阁诗钞》等。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也置其“考订家”之列。蒋湘南工于文史，且在古文论方面造诣颇深。《七经楼文钞》卷四中记载《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三篇专论古文之作，其主要文论在此三篇中彰明较著。

一、矫古文之弊

蒋湘南身处的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文学在社会形势严峻的情况下，自然要担负起其重要的社会功用。从孔子开始便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这是儒家的核心理念。漫长的中国文学长河中，儒家的思想始终贯穿其中。文学虽然不断发展，但仍要顺应时代需求。桐城派此时居于文坛主导地位，鼓吹封建纲常及程朱理学，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核心，古文的发展出现了偏颇。《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三篇书信中，屡次提到“夫古文之法非他，即在矫古文之弊而已”“书中以仆既告以古文之弊，宜复示以古文之法”“夫古文之弊”等言论，可见蒋湘南写《与田叔子论古文书》时意识到了古文之弊。当下文坛的古文之法显然无法发挥文学的社会功用价值，故此提出矫古文之弊。

《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中写道：“夫古文之弊，自八家始也。非八家之弊古文，乃学八家者之弊八家也。”古文的弊病自八家开始，但并非八家造成了古文的弊病，而在于后世学习八家之人导致古文的弊病。学八家者为“伪八家”，蒋湘南所指“伪八家”即明朝所定义的八家：宋濂、刘基、方孝孺、王守仁、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茅坤等八人。“夫明人所录之八家，未尝非古文也。而数百年来所为八家之文，则非古文也。”文中指出明人所记载的八家之文不一定是古文，后世学习八家所作之文一定不是古文。“诸君子以八家之法为功令文，故其功令文最古；诸君子遂以功令文之法为古文，故其古文最不古。”该句指摘“伪八家”所作古文并非真正的古文，“伪八家”以功令文之法作为古文之法直接引起所作之古文不古。“书之古者，句法、字法与功令文凿枘不入。于是舍其难者，就其易者，专以八家为主，且以明人所录之八家为主。”古文的遣词造句，用字的考究程度与功令文的句法、字法是互相抵触的。功令文为应制之文，明清之际科举考试文体为八股文，此文体为功令文代表。功令文的文学价值较低，内容多为高谈阔论，文体格式固定，形式单一。古文的创作难度显然是高于功令文，“伪八家”舍难取易，将八家功令文之法作为古文之法度，自然会导致古文之弊。《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中明确指出了弊在何处，见下文：

韩皂欧台，沾沾自喜，语助星罗、吞吐否唯，其弊也奴。未识麟径，先骂盲左吓，彼走卒，立僵而跛，其弊也蛮。黄茅白苇，彳亍河干，饥肠雷隐，忍后无餐，其弊也丐。鈲规植矩，比葫画瓢，皋苏律令，不如萧、曹，其弊也吏。凡胎御风，自标仙度，杀马毁车，腾空觅路，其弊也魔。井底看天，岂无珠斗，转笑岱顶，空立搔首，其弊也醉。道听程朱，途詈许郑，龙门未登，兰台已病，其弊也梦。廋语歇后，或续或断，有声无者，呻吟莫辨，其弊也喘。

从以上内容不难看出蒋湘南对于此时文坛“伪八家”之文严厉的批判，用形象深刻的言语指出了“伪八家”的古文矫揉造作、无病呻吟、华而不实的弊病。“伪八家”之文的弊在于“奴”“蛮”“丐”“吏”“魔”“醉”“喘”等。

《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中指摘明七子：“欲皮肤秦汉以矫宋元之弊，土偶木神，台无灵响。”直言明七子仅仅停留于学习秦汉之文的表面，徒有其表而无其实。反言之，欲矫古文之弊须有针对性，七子标榜的学秦汉之法无法矫宋元之弊，并非秦汉之文不可行。寻根溯源，扎根于“真古文”方能矫古文之弊。蒋湘南指出，“世之人欲起衰矫弊，必自通经始；通经必自训诂始，欲通古人之训诂，自不能不熟周秦两汉之文章”。通经书是矫古文之弊的开始，然通经须通古人之训诂，精通古人之训诂自然要对周秦两汉之文章了然于心。蒋湘南主张宗经，以经为古，以经为本，方能矫古文之弊。

二、主张复古

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复古”这一文学思潮在各个时代都曾掀起波澜。唐之陈子昂、宋之柳开、元之赵孟頫、明之宋濂等人均主张复古，蒋湘南同样主张复古。“复古”这一理念源远流长。

《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三篇中，多次提及“真古文”这一概念，并说：“周情孔思、自能以真古文示天下。”“真古文”显然是有别于“伪八家”所谓之“古文”。显而易见，蒋湘南对“真古文”是持肯定的态度。以下节选《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三书》部分内容：

昌黎矫唐文之弊，而唐之古文兴；永叔矫宋文之弊，而宋之古文兴。韩欧不自名其法，而其法自足以范后人，文成则法自立也……夫文章者，国运精华之所萃也。文章盛则人才盛，人才盛则儒术盛，儒术盛则治道盛。自古偏霸之世之文章，断不能盛于一统之世之文章。

蒋湘南对于韩愈、欧阳修开展的古文运动是高度认可，并将文章与人才、儒术、治道紧密联系，环环相扣。蒋湘南此时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文的作用，文章在其看来是“国运精华之所萃”。“夫文章者，国运精华之所萃也”与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观点不谋而合。诚然，只有认识到了文的作用，才能注意到“伪八家”古文的弊病，从而意识到需要复兴古文，发挥文该有的作用。

蒋湘南明确指出，复古的重要方法是矫古文之弊，而矫古文之弊需要读古书，书古文。“不读古书，何能为古文？”当然，此处古书必然不是此时文坛上“伪八家”之文。以古为古，并非以今为古。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辨》中说：“入门须正，立志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明史·王世贞传》云：“其持论，文必西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而藻饰太甚。”蒋湘南在《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中说：“唐以后无有能明之者，足下上观千古。”复古的“古”同样是有一定的标准。

复古之法除读古书外，蒋湘南强调模拟的作用。

夫模拟者，古人用功之法，非后世优孟衣冠之说也。颂扬之体，开自长卿《封禅》，而扬子云《剧秦美新》摹之，班孟坚《典引》摹之，张平子《东巡诰》摹之，邯郸子《礼魏受命述》摹之。古人何尝不重模拟乎？《客难》出而《解嘲》《宾戏》《应间》《达旨》《释悔》《释劝》《抵疑》继起矣！《七发》出而《七激》《七辨》《七依》《七启》《七命》《七召》《七励》继起矣！《连珠》出而《拟连珠》《演连珠》《畅连珠》《范连珠》继起矣。古人何尝不重模拟乎？

司马相如《封禅》之文，扬雄、班固、张衡、邯郸子相继模拟，以及《客难》《七发》《连珠》等文一出，后续出现了诸多模拟之作。以古文为底，先模拟而后才能出新。以桐城派为代表，主张模拟复古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股热潮，显然蒋湘南对此一定程度上持肯定态度，但需要注意的是其强调的复古模拟对象并非“伪八家”，而是唐以及唐以前之文学。“夫模拟者，古人用功之法，非后世优孟衣冠之说也。”（《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七子之复古在蒋湘南看来不得其法，没能起到分别文体的作用，未能达到真正的复古。蒋湘南认为，模拟也应分别文体，文可模拟，笔则不可模拟。

三、先文后笔

蒋湘南明确提出文笔之分。《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一文中说：“大概古人用功，最严‘文’‘笔’之分。”此前刘勰于《文心雕龙·总术》中有“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之论。颜延之提出“笔之为体，言之文也；经典则言而非笔，传记则笔而非言”。

《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明确将文笔进行了划分，“叶声韵者谓之‘文’，颂、赞、箴、铭、序、论、奏、对、诔、谥、书、檄以及金石诸篇皆是也。不叶声韵者谓之‘笔’，即史家叙事之作，因人褒贬，以立意法，无可用其模拟者”。蒋湘南显然是承袭传统派“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路子，但又有所不同，其划分更为细致。蒋湘南对于文笔之争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强调先文后笔。

盖其去古益远，不知古人“文”“笔”之分，且不知古人用功，先“文”而后“笔”也。夫由“文”入“笔”，其势顺；由“笔”反“文”，其势逆。自古有工于“文”而不工于“笔”者，岂有不工于“文”而能工于“笔”者哉？

蒋湘南主张先文后笔，强调由文入笔方能势顺。由笔反文显然是行不通的，只会事倍功半。蒋湘南认为不工于文必然不能工于笔，显然在抬高文的作用，而贬低了笔的价值。古人用功之法在于模拟，而模拟同样应该由文入手。《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中同时明确指出：“夫模拟者，古人用功之法，非后世优孟衣冠之说也。”后续文章写道：

其模拟必自“文”始，音节取其铿锵，辞句贵乎华丽。事出沉思，义归翰藻。雄才博学，神明于声音成文之故，始能创新题而辟奇格。豪杰之士，从而和之，似范其貌，实取其神。用心既久，由钝入锐，然后浩乎沛然，成其“文”而有余，成其“笔”亦无不足。则模拟非古人用功之法乎？

南朝萧统提出“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这是萧统《文选》选文的重要标准。此处“事出沉思，义归翰藻”是蒋湘南对于“文”的定义。蒋湘南身处于桐城派“义法说”盛行之际。清初文坛的弊端有二：一是重道轻文。顾炎武在《亭林文集》中指责当时的诗文“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二是无病呻吟，空洞无物，模拟剽袭之风盛行。“道之不明，何有于文？文之未是，何有于法？”蒋湘南主张先有道，次有文，再有法。蒋湘南强调“取其神”，同时要能够创新题辟奇格，不仅仅是一味盲目地模仿。后续论述到“成其‘文’而有余，成其‘笔’亦无不足”。文在前，笔在后。成文有余，成笔就没有了不足之处。他再次强调为文应该先文后笔。《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文末写道：“而由‘文’入‘笔’之功，为古人文质相宣之故。”在蒋湘南看来，古人之文“文质相宣”的原因在于先文后笔。

东汉之世，“文”盛于“笔”，兼茂者班、蔡两人。魏晋以后，文弊而成骈体，徐庾虽工，岂足当班、蔡之舆佁！况乎有“文”无“笔”，“笔”失而“文”犹能得乎哉！唐兴，沿六朝余习，惟元次山、梁敬之、独孤至之、萧颖士、李遐叔诸人欲变笔以矫文，而心知其意，未能大畅厥旨。至韩文公约旨六经，古道然后尽复，而当时但称为“韩笔”，以其力矫者在“文”，则其偏重者不能不在“笔”也。虽偏重于“笔”，而其造端必从事于“文”，故往往有六朝字句流露行间。

在《与田叔子论古文第二书》中，蒋湘南以东汉班固、蔡襄，魏晋徐陵、庾信，唐朝韩愈以及宋朝欧阳修等名家为例，论述了“文”与“笔”的内在逻辑与关联，总结出韩愈古文运动让古道尽复的原因在于“虽偏重于‘笔’，而其造端必从事于文”的观点。文是开端与基础，笔从事于“文”。先文后笔，方能文质彬彬。反之，由笔入文会致使文与质产生矛盾，无法很好地统一结合。

蒋湘南在《与田叔子论古文书》三书中，针对此时文坛“伪八家”之古文提出了强烈的批判，对于文学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虽然很多观点并非其首创，但在“伪八家”统领文坛之际敢于指出弊病，其精神难能可贵。蒋湘南不仅指出古文之弊，同时给出了矫古文之弊的方法，彰显出其卓越的见识。最后，关于先文后笔的论述，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不拘泥前人“文笔说”的理解。郭绍虞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对于蒋湘南也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称“蒋氏于文，受当时骈散合一之风之影响，其眼光自较于八家者为廓大”。可见，蒋湘南《与田叔子论古文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具有较高的价值，也值得后世之人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