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朱与立范：权近《诗浅见录》研究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核心经典，不仅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诗歌总集之一，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其传播与影响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尤其在东亚汉文化圈中，对朝鲜半岛、日本及越南等地的文化教育和儒家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宋代，朱子《诗经》学说以其深刻的哲理性和系统性，逐渐成为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诗经》阐释的主流，这一学术潮流迅速传播至朝鲜半岛，对当地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诗浅见录》是朝鲜李朝初期学者权近所著的《诗经》研究著作，也是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一部《诗经》研究论著，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权近（1352—1409），安东人，初名晋，字可远，一字思叔，号阳村。作为高丽末年至朝鲜初期的一位杰出学者，他的家族世代以儒学传家，他的曾祖即是最早从元朝引进朱子学的高丽学者之一的权溥（1262—1346）。权近更是师承儒学大家李穑，与郑道传也有同门关系。《诗浅见录》作为权近学术贡献中的一颗璀璨明珠，集中体现了他对《诗经》文本的深刻理解和独到见解，同时也反映了他对朱子《诗经》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然而，尽管《诗浅见录》在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学术界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但目前国内外对这部著作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旨从以下两个角度出发深入探讨权近《诗浅见录》的特征、价值及意义：首先，从朱子《诗经》学说为逻辑起点进行《诗经》学的探索和拓展；其次，以文王德化为现实教化蓝本，提出构建理想社会的理论探索。

一、以朱子《诗经》学说为逻辑起点

《诗浅见录》篇幅不长，全文未及万字，未直接收录《诗经》原文，而是由十九条序说论述构成。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十九条论述中，有十处直接引用了《诗集传》的原文，而其余条论虽未明确注明出处，但其讨论内容却与《诗集传》紧密相关，总计十五条与《诗集传》紧密相关，显示出权近对朱子《诗经》学说的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视。这表明，《诗集传》是权近在编纂《诗浅见录》时的重要参考，也是他构建《诗经》学说的逻辑基石。

学界普遍认可权近在继承和发展朱子学方面的卓越贡献。李甦平在《论权近的性理学思想》中高度评价了权近的儒学成就，指出他通过“以图解说”的方法，提出了一套“天人心性合一”的宇宙模式，奠定了朝鲜朝儒学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权近在《诗经》研究领域同样表现出色，其论证和发扬未脱离朱子《诗经》学说的范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拓展。

《诗集传》在开篇即就“二南”的作者及创作时间进行了阐述。

武王崩，子成王诵立。周公相之，制作礼乐，乃采文王之世风化所及民俗之诗，被之筦弦，以为房中之乐，而又推之以及于乡党、邦国，所以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

盖其得之国中者，杂以南国之诗，而谓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国而被于诸侯，不但国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国者，则直谓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国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系于天子也。

朱熹认为，“二南”乃周公为辅佐成王而作，旨在彰显先王风俗之盛，为后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提供效法榜样。他根据采集地的不同，将“二南”分为《周南》和《召南》，前者包含周王朝都城及南方各国的诗歌，后者则直接源自南方各国的诗歌，进一步揭示了其地域和文化背景。

权近在《诗浅见录》开篇也对“二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愚按：二南作于文王之世，周未天下之时也。朱子集传称“先王”又称“天子”者，诗虽作于文王之世，而采之以被莞弦，乃在武王有天下之后、周公制作礼乐之日也。周公以为房中之乐，又推之以及乡党邦国者，所以著先王之德而为后世之法，又以见周家有天下之本也。然不以为雅而为风，不敢以纯于天子也。其谨严至矣。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已矣。” 二南为风而不为雅，其知文王之心哉。

他赞同周公是“二南”编辑者的说法，同时把“二南”诗作的采集和编辑时间分别具体到“文王之世”和“武王有天下之后”。权近还指出，“二南”虽关乎天子，却以风诗形式呈现，这既体现了其严谨性，也彰显了周文王的至高无上之德。

在阐述编辑目的时，权近说“著先王之德而为后世之法，又以见周家有天下之本也”，与朱熹“著明先王风俗之盛，而使天下后世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的观点同义异表。在解读《周南》十一篇诗歌时，权近更是直接借鉴了《诗集传》“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路，将诗歌分为家、国、天下三层主题进行解读。

周南十一篇，当以家国天下分为三节，而看关雎，正家之始；葛覃、卷耳、樛木，宜家之事；螽斯，家齐之极，致福庆及于子孙矣；桃夭，国治之事；兔罝，国已治而贤材多也；莩苡，国治之极，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歌其所事，以形容其胸中之乐，无一毫赞美之辞，益可见文王德化之大。所谓王者之民，皡皡而不知为之者也。汉广、汝坟，以南国之诗附焉，天下已有可平之渐。若麟之趾，则王者之瑞应焉，齐治平之极效，无以复加矣。

权近认为，《关雎》等前五首诗蕴含从正家到齐家的经验；《桃夭》等三首诗则展示了齐家后国治的效应；《汉广》和《汝坟》暗示了天下平定的迹象；而《麟之趾》则是齐治平的极致体现，象征着王者的祥瑞。家、国、天下就是《周南》诸诗的内在逻辑。

由此可见，权近的解释完全遵循了朱熹的思路，是对《诗集传》观点的详细阐发与深化。《诗浅见录》充分体现了以朱熹《诗集传》为逻辑起点的阐释基调，展现了权近在《诗经》研究领域的深厚学养与独到见解。

二、以文王德化为教化蓝本

《诗浅见录》由十九条论述构成，其焦点完全集中于《诗经》中“风”的部分，而未涉及“雅”与“颂”的讨论。具体而言，前十一条论述聚焦于“二南”，后八条则探讨其余十三国风的内容。在内容的选取上，权近并非泛泛而谈，而是有所侧重，对某些《国风》如《邶风》《鄘风》及《唐风》等，仅于第十二条《风雅颂序说》中简要提及它们的变风编次情况，而未对具体诗篇进行深入剖析。这表明权近对《诗经》的解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选择性，其筛选标准蕴含于其论述的重点之中。

在《诗浅见录》的十九条论述中，与周文王相关的内容占据了显著位置，共计十条，提及“文王”高达十七次，同时，“文王之心”“文王之至德”“先王之德”“文王德化”及“王化”等高频词汇亦频繁出现，充分体现了权近对文王的深厚尊崇。

其云：

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已矣。”二南为风而不为雅，其知文王之心哉。

又云：

芣苡，国治之极，家室和平，妇人无事，相与歌其所事，以形容其胷中之乐，无一毫赞美之辞，益可见文王德化之大。

再云：

关雎“淑女”，但曰“君子好逑”，俪尊齐体而已也。罝兔“武夫”，则既曰“公侯好仇”，又曰“公侯腹心”，是以善人为心腹，非特好仇而已。可见文王好德不好色之心也。为此诗者，真知文王之心矣。

作为周王朝的奠基者，周文王以其开明的政策和反对暴政、实行仁德的理念，赢得了各民族的广泛拥护，成为周人崇敬的祖先。他善待士人、广纳贤才，使得周国人才济济，焕发着勃勃生机。权近所强调的“文王”，正是一位以德行著称、德化广大的君主。他的家庭教化推及国家，实现了家室和平、家庭和乐的“国治”理想。其德行教化远播南方，甚至南国妇人亦深受其影响，以至于阳村发出“天下之至难化者妇人，至难处者逆境，以妇人而处逆境，其心和顺，而其言忠厚，非唯得性情之正，抑能知文王之心”的感叹。而且，这种教化不仅影响一时，更重要的是能惠及天下后世。权近在解释《何彼秾矣》放在《召南》之末的原因时，指出：“一以示文王太姒之化，不唯被于一时，而能及于天下后世；二以示后世之君，苟能自其身与家而正之，则变者可以复正也，垂训之意深矣。”这里不仅强调了周文王德化的重要性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可以“及于天下后世”，能启发后世的君主“垂训”自省，还深刻揭示了文王德化从“修身”与“正家”开始的实践路径。他意图树立一个理想化的君主形象，以其德行与治家之道为榜样，引领臣民向善向德，摒弃不良风气，从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诗经·大雅·文王》云：

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亹亹文王，令闻不已。陈锡哉周，侯文王孙子。文王孙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显亦世。

世之不显，厥犹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

朱熹《诗集传》据《吕氏春秋·古乐》篇为此诗解题曰：“周人追述文王之德，明国家所以受命而代殷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朱熹点出了歌颂文王对西周统治阶级具有现实的和长远的重要政治意义。

权近与《诗经·大雅·文王》的作者周公，虽非同时代人，亦非同一国度之民，然二者对文王功业与德行之颂扬，却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堪称殊途同归。探究此中缘由，需深入剖析权近所处的历史背景。

权近生活于两大王朝更迭的动荡时期，身为高丽末朝旧臣，他历经禑、昌两朝，见证了高丽与朝鲜两朝交替的风云变幻。在此历史转折点上，权近持温和改良立场，曾随李穑出使明朝，祈求明朝派使臣监国，以遏制李成桂领导的激进势力。然而，因明朝的不干预政策，其愿未遂。此后，权近因政治立场问题遭受牵连，政治生涯陷入低谷，自恭让王元年（1389）起，历经流放、入狱及闲居生涯，直至1393年初。

在此背景下，权近在《诗浅见录》中频繁提及“文王之心”与“文王德化”，将文王塑造为以德治国、贤明典范的君主形象。他强调文王以一家之正化及万家，由闺门推及天下，其影响深远，深入人心。权近视文王为德行兼备、治家有道的楷模，将文王家庭的道德规范与全天下的家庭单位相联系，旨在构建一个从上至下皆遵循文王“正家”之风，无负面导向的理想社会。通过《诗浅见录》，权近以文王德化为现实蓝本，提出了构建理想社会的理论探索，彰显出浓厚的政治寓意。

进一步而言，权近在《诗经》研究中，以朱子《诗经》学说为理论出发点，与朝鲜半岛的本土文化相融合，实现了《诗经》研究的深化与创新。这一过程不仅是对《诗经》文本的解读，更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与理论回应。

综上所述，《诗浅见录》作为朝鲜半岛现存最早的《诗经》研究专著，充分体现了权近对朱熹《诗集传》的深入研究和高度重视。权近不仅直接引用《诗集传》的原文，还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和拓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通过详细解读“二南”等诗篇，权近将朱子《诗经》学说与朝鲜半岛的文化背景相结合，实现了《诗经》阐释的本土化。

权近在《诗浅见录》中频繁提及“文王之心”与“文王德化”，将文王塑造为以德治国、贤明典范的君主形象。这不仅是对文王功业与德行的颂扬，更是权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映与理论回应。他通过文王德化的描绘，提出了构建理想社会的理论探索，旨在引领臣民向善向德，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一政治寓意反映了权近对理想君主的追求和对当时社会动荡的反思。

《诗浅见录》作为朝鲜汉籍中的瑰宝，不仅体现了权近在《诗经》研究领域的深厚学养与独到见解，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历史地位。作为朝鲜半岛儒学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了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对当地儒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诗浅见录》也为后世学者提供了研究《诗经》和朝鲜半岛文化的重要资料，让我们得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朝鲜半岛乃至东亚地区的文化发展与历史变迁。在全球化背景下，加强对域外汉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影响，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本文系山西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朝鲜汉籍《诗浅见录》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2023KY08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