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安忆小说《长恨歌》对城市的书写

在文学创作中，城市作为一个大尺度的空间结构，能为创作带来独特的意象，从而加深读者的感知记忆。小说《长恨歌》是王安忆的代表作品，在这部小说中，王安忆通过自己的叙事方式与空间意象的构建，为读者营造了一个独具特色的上海。通过对整部小说作品的整合分析可以发现，王安忆在小说中将个人的主观性与城市生活有机结合，从上海的建筑、道路、标志物等城市构成元素，表现出上海50余年的城市发展变迁。《长恨歌》是王安忆最具影响力与代表性的小说作品，即使是其中的小弄堂，也在作者的笔下变得极具生命力。本文就将王安忆小说《长恨歌》中的女性思维与城市视角紧密结合在一起，对其城市的书写进行具体的研究分析，让读者深入感知《长恨歌》这部小说的创作价值与整体魅力。

一、王安忆小说《长恨歌》简介

在当代中国文坛中，王安忆是极为重要的一位作家。王安忆于1954年出生于南京，后跟随父母迁居上海。王安忆在1976年就创作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作品，在此之后，王安忆专心从事文学创作，并在小说、散文等多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由于其长期生活在上海，因此王安忆对上海这座城市有着极为深刻的认知与记忆，并将其融入小说的创作之中，她曾经表示：“我生活在上海，我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包括语言、上海人的世界观等一直都是潜心关注的。”（《生活与小说》）

其中，《长恨歌》最初连载于《钟山》杂志1995年的第2期、第3期与第4期，并在1996年第一次出版。在《长恨歌》中，王安忆描写了一个女人长达40年的感情经历，从一个成长于上海弄堂的普通中学生王琦瑶，转变为“上海小姐”，最后又重新回归为一个普通的女孩儿。她一生的情感都极为波折，晚年因为金钱被女儿同学的男朋友所杀害。

王安忆在《长恨歌》中充分表达了她对浮华人生的参悟，也从个人的性格、成长环境、时代背景出发，展现了女性的人生悲剧。与其他小说不同，《长恨歌》并非以时间为小说书写的顺序，而是采用了空间叙事的手法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主要的生活空间包括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邬桥、平安里。这些看似平常的空间，为人物情节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铺垫，也预示了故事的发展走向。

《长恨歌》自发表后就得到了一众读者的喜爱，并在1998年获选了第四届上海文学艺术奖，1999年进入了《亚洲周刊》20世纪中文小说百强之列，2000年成功获选了第五届茅盾文学奖，同时还被评为20世纪90年代最具影响力的中国作品，在书写上取得了良好的荣誉与成绩。

二、日常化与物质化的城市美学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将上海描绘成一个充满了物质化的女性都市，但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充满了细腻温暖、成熟优雅，无数小人物在这座城市中忙于生计，也为上海增添了独有的魅力。本文就对上海在《长恨歌》中的空间意象进行了解构分析，将其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具有典型性的空间意象

王安忆的《长恨歌》并没有采用繁华、时尚等词语来形容上海这座城市，这无法凸显出空间上的美学想象，更无法调动读者的美学意识。为了增强读者的感知，王安忆采用了弄堂、闺阁、鸽子等常见的空间意象，使得这座城市的意象更具有典型性，并伴随着故事的推进在读者眼前呈现出了上海的独特风貌与文化内涵。在《长恨歌》的第一章中，王安忆用大量的笔墨书写了弄堂、闺阁、鸽子的整体环境，大量且零散的环境片段描写为读者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这些环境片段并不是无序、无用的，而是连接整个故事的重要线索，让读者在阅读完整部小说作品后，深化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深刻记忆。本文在研究中就对这几处空间意象进行了解构分析：

1.弄堂

弄堂是饱含上海居住文化与建筑文化的特有民用建筑，曾在战乱时期满足了大众的居住诉求，在分布上呈现出了高密度的特点。早期的弄堂主要是由简陋的木质材料搭建而成，建筑者多为外国建筑商，这些建筑商为了获取利益以出租的方式，将这些木屋出租给失去房屋的流民。在《长恨歌》中，上海弄堂不再是冰冷的建筑，其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的代表意象之一，是可触可感的、可亲可近的。从石库门里弄住宅这种传统民居封闭式的深宅大院，到花园式、公寓式的里弄住宅，主人公所居住的弄堂环境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但王安忆用弄堂来反映主人公，甚至是上海民众的群体人格—“融合中西，在追求经济合理性、功用合理性的同时，为传统生活方式和感情留有余地”（袁应该、谭化军《王安忆〈长恨歌〉中女性的都市意识》）。

2.闺阁

《长恨歌》中的闺阁坐落于上海的弄堂，主人公王琦瑶所居住的闺阁有着写满心事的花窗帘、细心描画的百合花墙纸、慢工慢绣的金丝草被面等，但上海的闺阁不同于北京四合院，它的私密性相对较弱，使得上海女性的思想相对开放，与上海这座城市的百态、各种新潮的思想有着深度的感知。因此，《长恨歌》中的王琦瑶虽然身在闺阁，她的“心却向了四面八方”。但王安忆笔下的闺阁同样也充满了无限的欲望之心，在王琦瑶受邀参加蒋丽莉的聚会时，她对于闺阁条件更为优渥的蒋丽莉心怀了更多的纠结与不甘。

3.鸽子

除了弄堂与闺阁以外，鸽子也是《长恨歌》中上海这座城市的主要意象之一。王安忆在第一章中就使用了大量的文字来对鸽子进行描写。上海人喜欢养鸽子，“每天早晨，有多少鸽子从波涛连绵的屋顶飞上天空”。在小说中，鸽子既代表了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也具有温情的象征意义。

弄堂、闺阁、鸽子是《长恨歌》中最为典型的空间意象，这些意象的使用使得读者颠覆了对上海这座城市的传统印象，为其增添了几分诗意。因此，王安忆通过小说让上海这座城市的空间美学变得更加突出，也为读者生动呈现了20世纪40年代老上海的独特景观。

（二）世俗化的生活叙事

为了对一座城市进行生动形象的刻画，不仅需要通过空间元素来勾勒出城市的外在轮廓，还需要通过生活叙事来增加城市的人文色彩。

首先，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并没有着重描写重大的历史事件，满篇充斥的都是事无巨细的日常生活。王安忆书写小说的主旨是：“不想创造历史，只想创造自己的。”因此，王安忆在小说中会通过虚构的现实来描写历史的沉浮。王琦瑶的一生是颠沛流离的，从普通弄堂女儿转变为“沪上淑媛”，后又一跃成为“上海小姐”，成功跻身上流社会，与军政人物李主任结识，搬入了爱丽丝公寓，但这一切仿佛都是过眼云烟，李主任的意外离世使得王琦瑶的生活回归平凡。在经历人生大起大落的同时，王琦瑶的感情同样也是复杂的，在几近垂暮时还与他人展开了一场畸形恋，最终因为雕花木盒内的金条死于非命。王安忆看似是在描写小人物的故事，却通过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交织，带领读者在无形中感知上海这座城市的变化。

在描写小人物故事的同时，王安忆在《长恨歌》中还融入了自己的情感体验，以“全知”的视角贯穿于整个故事发展的过程之中，通过各种形式表达了自己的情感，进一步提高了整部小说作品的思想高度。虽然王琦瑶的一生也曾获得过令人艳羡的荣耀，但在王安忆看来：“这是最后的出场，所有的争取都到了头，希望也到了头，所有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到了终了。这一刻的辉煌是有着伤逝之痛，能见明日的落花流水。”除此之外，王安忆对于邬桥的描写，也营造了一种与之内心世界相符的上海氛围：“所有的繁花似锦，万花筒似的景象都是从这里引发延伸出去，再是抽身退步，一落千丈，最终也还是落到邬桥的生计里。”王安忆不仅通过对邬桥的描写，展现了她对于回归平淡的愿望，同时也带给读者更多关于生命的审视与深刻的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王安忆通过上海弄堂里小市民的生活描写，拨开了历史的层层迷雾，为读者还原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上海。同时，也在弄堂、闺阁、鸽子等意象的支持下，她运用生动细腻的文字创造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空间想象，用大量的生活化叙事让这座城市变得更为有趣真实，吸引了读者的注意力。

三、《长恨歌》中的城市特点

王安忆的小说《长恨歌》是一部“非常写实的东西”。在小说创作中，王安忆不仅书写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更将这个女人作为了城市的代言人，书写了一座城市的故事，包括城市的街道、城市的氛围、城市的思想和精神。《长恨歌》通过语言文字、人物故事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特点，为读者塑造了一座真实生动的城市。这座城市是与时俱进的，同时也是物欲横流的。每个人物角色都是城市特色的代表。

（一）与时俱进

上海这座城市是时尚的代名词。王安忆通过“上海小姐”王琦瑶的女性人物形象突出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摩登”。王琦瑶有着辉煌的外表、浮云般的桂冠，让上海这座城市的“摩登”精神更加突出。王安忆认为，上海人本身就是摩登的，走在大街小巷，“连时钟响的都是摩登的脚步声”。上海也永远不缺乏“王琦瑶”这种时尚的先锋代表：在王琦瑶少女时，她是真正的弄潮儿，掀起了时装潮流；在王琦瑶中年时，她则成了上海的时尚史书，代表了上海的时代精神。虽然随着年华的老去，王琦瑶的时尚即将不再，但是后续又出现了张永红，她是新一代“王琦瑶”的代表，她的出现也更新了上海的时尚生命力，凸显出上海这座城市始终是与时俱进、不断变化的。

（二）坚韧自强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王琦瑶这一角色突出了上海的形象与精神。作为上海女性代表，王琦瑶有一颗坚毅的心，她不仅有着聪慧且坚定的人物品质，更是在充满艰难与磨砺的人生中不断寻求生存发展的空间，每一次在生存中选择坚韧自强。这种坚定的上海精神在其他作者的文学创作中也有展现，如余秋雨的《上海人》中就有这样的描述：“上海人的个体自立，在于有一种冷静中的容忍和容忍中的冷静。上海自强的‘硬气’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其在于‘守’，而不在于‘攻’，这种特点也在上海女性的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长恨歌》中，王琦瑶通过自信和坚定来展现“守”的精神特点，也在无形中表现了上海人在自己命运的把控上，始终掌握着主动权，相信着自己的力量。

（三）物欲横流

上海这座城市的飞跃发展不仅展现了经济的实力，同时也暴露了人的欲望，它既是欲望的象征，也是欲望的结果。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就通过女性生来的某种特性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物质：女性生来对于物质就有着较为特殊的喜好，她们“青睐”城市里繁华的物质生活。因此，才有了“王琦瑶”这种具有代表性的上海女性，为了满足自身在物质上的诉求，不惜以婚姻或者是肉体作为交换的工具，从而放大了这座城市的欲望。不仅是王安忆，很多作者在书写上海女性的过程中，都会突出这一特点，但正是因为这种堕落才让上海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物质，书写了一座城市的悲歌。

（四）凡俗琐碎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王安忆在《长恨歌》中不仅书写了多个城市的环境空间，同时还书写了很多小人物的烦琐事迹，这些事迹既展现了上海这座城市的温情，也将人性放大。在《长恨歌》中，弄堂是千万普通上海人最为常见的生活空间，这个由老式房屋搭建的空间没有风云变幻、灯红酒绿，更多的是家长里短、流言蜚语，看似平凡琐碎，包括细雕细作的木框窗扇，窗台上细心细养的花盆月季，带着樟脑丸和肉砧板气味的流言等，市民生活的诸多细节展现了一座城市的精神，尤其是王琦瑶的形象更成为“典型的上海里弄的女儿”的群体化身。即使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化，但上海人总是能够窝在弄堂这一空间中，享受着精致懒散的生活，以凡俗琐碎的方式成为上海这座城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总而言之，在《长恨歌》中，王安忆通过弄堂空间的塑造、弄堂里上海人生活琐事的展现，刻画了一个别样的上海。这种书写具有典型的海派文学创作特点，也成为海派文学在新时期发展的开启点。王安忆借《长恨歌》抒发了自己对上海的独特理解、观照方式，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与时俱进、坚韧自强、物欲横流的上海，加深了读者对这座城市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