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巴恩斯小说中的技术理性批判

朱利安·巴恩斯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也是2011年“布克奖”得主。他与伊恩·麦克尤恩、马丁·阿米斯被并称为英国“文坛三巨头”。他创作的《福楼拜的鹦鹉》《10½章世界史》《亚瑟与乔治》《终结的感觉》等作品已经成为英国文坛上脍炙人口的佳作，深受读者喜爱。在创作中，巴恩斯极力打破传统小说的创作模式，不断尝试多种实验方法，以独创的形式革新、深刻的哲学思辨而成为当代英国文坛上耀眼的明珠，被称为“英国文坛上的变色龙”。巴恩斯曾说：“为了写作，你（作家）必须认定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不仅仅是自己创作的全新开篇，而且也是整个小说创作史的新篇章。”（安德鲁·比伦《作家的两个方面》）巴恩斯的作品大多探讨英国中产阶级的工作和婚恋生活，关注的是婚姻、爱情、信仰、道德等危机中的个体、记忆的不可靠性等主题。因此，他的作品被马丁·艾米斯嘲讽为“225页笔墨干净的中产阶级小说”。巴恩斯研究也大多是围绕危机中的个人展开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巴恩斯作品中同样蕴含着丰富的批判主题，这些主题涉及政治、文化和技术理性等领域，而这些严肃主题长期以来在学界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自文艺复兴以来，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后，科学被认为反映了自然的本质规律，是绝对正确的甚至是唯一正确的客观真理。而几次工业革命更显示出科学具有更强大的力量，这导致人们信仰唯科学论，即科学和科学技术可以解决人类面临的一切问题。但是，从现代技术发展和工业革命成功时起，怀疑论者、批评家、改革家、文学家等就未停止过提醒人们提防技术将给人类和自然带来的危害。

一般认为，卢梭是近现代技术批判理论的先驱。在他那个时代，人们普遍对科学技术的发展抱有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科学知识和艺术的进步会提升人类理解“善”和实践“善”的能力。但是，在卢梭看来，一方面，科学技术的产生源于人类道德上卑劣的贪欲；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发展又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加速了人类道德堕落的进程。在他的成名之作《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论述说：“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中诞生的。”“从历史上看，一切科学与技术都起源于人类卑下的目的和攫取物质的贪欲；天文学出于占星术和迷信，雄辩术出于野心和撒谎，几何学出于贪婪，物理学出于无聊的好奇。”（《卢梭哲理美文集》）可见，卢梭的技术批判本质上是道德批判。

20世纪初期，以霍克海默、阿伦诺、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立足于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一文中阐述的异化理论，全面、深刻地分析了科学技术在20世纪前半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所扮演的各种社会角色，发展出独具特色的技术批判理论体系。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否定了技术的“中立性”传统，也抛弃了把技术单单看作是“生产力”的那种简单观念，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本质是意识形态，并且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技术也演变成为一种新形式的控制工具，已然发展为一种技术至上、技术万能、技术统治的技术理性。诚然，法兰克福学派的技术批判理论本质上是制度批判。

在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危机和资源危机。在此背景之下，传统技术批判理论开启了生态学转向，许多哲学家、批评家、政治家等开始全面审视科学技术所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当文学再现当代的社会、政治和历史问题时，它就参与到社会、政治和历史进程之中，并成为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此背景下，研究巴恩斯对技术理性的批判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聚焦《福楼拜的鹦鹉》《10½章世界史》和《亚瑟与乔治》这三部代表性的作品，分析巴恩斯对科学效用的质疑以及对唯科学论的批判，以期细致、全面地审视巴恩斯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及见解。

在巴恩斯的成名作《福楼拜的鹦鹉》中，叙述者布拉斯韦特医生讲述了他在游览19世纪著名法国作家福楼拜故居途中的所见所闻及所思所想，他痴迷于福楼拜的一切作品及生活。在《火车机车号收集者眼中的福楼拜》这一章，叙述者回顾了福楼拜对火车的看法以及火车形象在其作品中的体现。生活在法国铁路时代第一代的福楼拜对火车没有任何好感，事实上，他厌恶火车，并且，“他也厌恶铁路让人沾沾自喜地产生了进步的幻觉”。在他看来，科技的进步并没有带来道德的提升，相反，它滋生了人类的自负感，助推了人类征服的欲望和威力，正如福楼拜在《公认概念词典》中对“铁路”这个词条的释义：“铁路：如果拿破仑有铁路可以使用的话，那他一定无敌于天下。”（转引自《福楼拜的鹦鹉》）除了火车，福楼拜认为现代文明的罪行还包括工厂、化学家和数学家这些所谓的现代文明的表征和助推器。接着，布拉斯韦特描写了他参观时的福楼拜的故乡克鲁瓦塞：“庞大的毛纺厂的搅拌机在福楼拜家的原址轰隆隆地响着……在轰隆隆的工厂外面似乎也没有多少安静。卡车穷凶极恶地从那条曾是纤道的道路上经过；打桩机砰砰地锤击着河的两岸；船经过时必须先按喇叭鸣汽笛……鳗鱼还能生活在这种缺乏快乐、充满商业味的河水里吗？即使它们可以生活在其中，它们很可能也满是柴油和清洁剂的味道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叙述者（也代表了巴恩斯）对工业文明的态度同福楼拜一致、同卢梭一致：技术的进步并不意味着道德的进步，而是意味着武力征服和可怕的生态环境危机（噪声污染、水污染、动物栖息地污染等生态灾难）。

在《10½章世界史》这部小说中，科学是同毁灭、死亡、种族灭绝等相关联的。巴恩斯再次提及火车，他指出火车联系着一个特殊的日子—1830年9月15日，因为就在这个利物浦至曼彻斯特的铁路通车的日子，当时著名的政治家和金融家威廉·赫斯基森“成了第一个被火车轧死的人”。在《幸存者》这一章中，巴恩斯借女主人公之口指出现代社会的病症：“如今的轮船越来越大，船员越来越少，什么事情都靠技术。他们在海湾或随便什么地方给计算机编好程序，船实际上就自己一路航行到伦敦或者悉尼。这对船主来说太好了，省很多很多钱，对船员来说也太好了，他们要担心的就只剩下无聊了。”可见，现代社会对技术的严重依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人们相信它可以解决人类遇到的一切问题。但是她随即指出轮船不再设瞭望哨，这就断绝了那些迷失了方向的筏子或者小艇被路过的船只发现进而生还的可能，这也是人类因为技术进步要付出的代价。

现代文明进步的代价更体现在科学技术对生态系统带来的严重危害上。在《10½章世界史》中，巴恩斯借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展现了这种危害的严重程度，并虚构了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苏联之间剑拔弩张的核战争危机以展现核技术的潜在威胁。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了爆炸，连续的爆炸引发了大火并散发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辐射物质高出广岛原子弹爆炸400倍，成为核工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事故。第四章《幸存者》正是以此次核事故为背景展开。主人公凯瑟琳虽然生活在挪威，远离核电站事发地乌克兰，但她仍然感觉到事故带来的危害。毒素随雨降到地上，驯鹿因吃了受到核污染的草和地衣而大量死亡。

凭借理性、知识和科技的发展，人类已经成为这个星球最有能力和最有破坏力的物种，具有非人类地球生物都不具有的能够破坏生态平衡，又在很大程度上、很长时间里抵抗住自然规律制约的超能力。在所谓的科学、理性、进步的指引下，人类发明了核武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由此成为20世纪危害最大、影响最深远的科技灾难之一，而更恐怖的是一触即发的核战争。在《幸存者》的后半部分，人们无望地生活在核战争的阴云之下，巴恩斯借主人公凯瑟琳之口道出了高科技武器潜在的巨大危害：“说不定出了这种事，把季节也给灭绝了，或者至少从四个减少到两个—一个是他们都被警告过的那种特别冷的冬天，再就是这个无法忍受的夏天。也许这世界要用很多世纪的良好表现才能重新唤回春天和秋天。”巴恩斯在这里强调了高科技的破坏力和毁灭性：它可以改变气候和季节，能够破坏整个生态系统乃至整个世界。这个严酷的现实告诉人们：科技绝对不是永远正确的，事实上，唯科学论将把人类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科技的发展也让人类变得更加狂妄自负。凯瑟琳警示人类：“大脑聪明过头反而害了自己，简直忘乎所以了。是人脑发明了这些武器，对不对？你无法想象动物会发明毁灭自己的办法，是不是？”之后，她借用自掘坟墓的熊隐喻无知、愚蠢、毫无预见性的人类。在唯技术至上的时代，在“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凯瑟琳已然预见到“这世界正走向尽头”。

需要指出的是，巴恩斯并未全盘否定科技理性。2005年，巴恩斯发表了《亚瑟与乔治》。这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的小说，主要讲述了大文豪亚瑟·柯南道尔为了给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乔治·艾达吉昭雪，不畏权贵，勇于抗击当时的司法体制的故事。除此以外，科学理性同宗教传统的博弈是小说的另一条主线。自年幼时期，在母亲的影响下，亚瑟就崇尚中世纪骑士精神所代表的自由和高贵的品质；他鄙视笃信天主教、无力承担家庭责任且软弱的父亲，这让他从小就产生了对宗教信仰的怀疑。这种怀疑在他就读耶稣会士学校时发展成对宗教权威的反抗，在与同学帕崔基的讨论中，他了解到教会“受到科学的威胁，受到无神论教育传播的威胁，受到教皇丧失国家统治权以及丧失政治影响力的威胁，甚至受到即将到来的20世纪的威胁”。可见，科学理性，尤其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亚瑟同宗教的进一步决裂中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随后他不再参加传统宗教习俗活动。后来，他拒绝耶稣会士学校提供的免费的神学院深造机会，听从母亲的建议，报考了爱丁堡医科大学，这也表明亚瑟往科学理性上又前进了一步，与宗教信仰渐行渐远。经过大学阶段“医学唯物主义”的熏陶，亚瑟清除了“正统的宗教残余。但是……他承认中心智能物存在的可能性”。另外，医学专业的学习也为亚瑟遇到福尔摩斯的原型人物约瑟夫·贝尔提供了可能性。这位外科医生敏锐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让亚瑟大开眼界。因此，当诊所的生意清淡时，亚瑟便开始了理性指导下的侦探小说写作，他广泛使用演绎法和分析科学一步一步追溯事件的前因后果，并借用血液分析、提取的毛发、指纹、脚印、字迹鉴定等能带来实质证据的科学方法佐证自己的推理。虽然亚瑟最后在信仰上渐渐接受了唯灵论，但是他仍然推崇使用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唯灵论也正是他希望在宗教和科学间达成的一个和解。正是这种理性指导下的创作使福尔摩斯的名字家喻户晓，使亚瑟实现了儿时的梦想；正是医学理性让亚瑟在同乔治的第一次见面中就确定乔治是无辜的，因为通过观察乔治看报纸的姿势他断定乔治高度近视；也正是在理性的指导下，亚瑟这个擅长写侦探小说的作家在现实生活中一步一步推定到真正的凶手，从而还给乔治一个清白。

从以上的分析看，在巴恩斯的笔下，科学是同毁灭、死亡、种族灭绝等关联的；科技的发展并未带来道德的提升，反而让人类变得更加狂妄自大，唯科学论威胁着整个生态系统，将把人类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巴恩斯强调人们应当辩证地看待科技理性。一方面，科技理性促使人们以一种审慎、怀疑的精神审视宗教的荒谬性和司法的不公正性；但另一方面，人类也不能一味信仰科技，应杜绝唯科学论，不能为了一时利益研发出核武器这样的“弗兰肯斯坦”，必须放眼长远，尤其要提防科技对生态环境的潜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