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环与衍生

一、宿命论的传统概念及沈从文的宿命论创作倾向

（一）宿命论的概念

宿命观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一直延续的思想传统。朱光潜认为宿命论是指人们迷信超人力量，并认为这种力量不可理解也不能改变。在人们的生活中，自古以来就将不能理解的悲剧归结为命运，将一切都当作是命中注定的事件。这种思想影响着一代代的中国作家，沈从文也是其中之一。

（二）沈从文在宿命论方面的创作倾向

沈从文很少会在作品中直观叙述表现有关宿命论的故事情节，大部分通过前后两代人的经历和人物在人生旅途中所遇到的困境悲剧、情景变化，去表现出一种命运无法更改、难以干扰、应顺应命运安排的一种创作倾向。

二、循环与衍生—宿命论在沈从文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演变

（一）《边城》中以母女两代人的爱情悲剧为线索展开的叙述

小说对居住在湘西边境到“茶峒”山城道路的翠翠的生活进行叙述时，插入了翠翠母亲的经历：在十五年前，她作为爷爷的独生女，与一个唱歌好听的茶峒军人秘密私会并育有了翠翠，在有了翠翠后，他们想私奔逃走，但由于现实一些因素的影响没能成行，于是先后殉情，走向了他们爱情的终点。

随着翠翠的成长，当其要到结婚的年龄时，爷爷迫切地产生了对翠翠命运的思考。而翠翠经历了与天保、傩送兄弟俩的感情纠葛，翠翠在与傩送的交往中，逐渐爱上傩送，也曾在傩送悠扬的山歌中产生朦胧的爱情幻想。但因为翠翠本身性格的腼腆，造成了她逃避爱情的态度，使得傩送和爷爷都产生了误解。而天保意识到与翠翠的感情无望后，断然驾船远行做生意，意外丧生；爷爷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迎来了生命的终点。

翠翠母女两代人的爱情，随着男性的优美歌声展开，也伴随着两条生命的消逝而落幕。

（二）《萧萧》中以第一代童养媳的成长经历为线索展开预告式的叙述

文章开头说出嫁的女人会哭，但萧萧却是例外，因她在伯父家中寄养，出嫁只是换了一个人家生活。萧萧做了三岁小丈夫的童养媳，随着年龄增长，后遭到花狗的引诱，以致有了身孕。婆家人开始很愤怒，后因萧萧生了儿子便不再追究。萧萧的这个儿子叫牛儿。牛儿娶大他六岁的媳妇的那天，萧萧抱着与小丈夫的儿子看着牛儿。

萧萧是一个打破传统的存在，最后生下了她与花狗的儿子牛儿，牛儿娶亲时她抱着她的新生儿透过栅栏看，如同十年前的她与小丈夫。结尾透露了两个循环，一个是牛儿与他娶的媳妇的循环，牛儿的媳妇是否会同萧萧一样做出不规矩的事情；另一个是萧萧抱着新生儿毛毛，如同十年前的萧萧，这时的她从一位照顾小丈夫的“母亲”变为一位真正的母亲，她是否又会像她的婆婆那样将牛儿留给他的媳妇。两位童养媳在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人生经历，在前文中已有昭示，但又给了文本中人物一定的变化空间，也体现了一定的衍生。

（三）《湘行散记》中对宿命的理解与对未来如何改变的思索

文中“我”要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发现十六年前后的自然景色与人的品格相差不大，但在十六年的社会变化中古老民族内部逐渐被腐蚀。浦市这个在三十年前繁荣达到顶点的码头，如今只有沿河的十二条船，且半数表示“此船出卖”。在见卖棉线的小女孩时，“我”发现她作为当年小女孩的女儿与十七年前她的母亲一模一样，而后见到了当年的同伴—成衣人的独子，当年要做副官的少年如今已经被鸦片烟毁掉了。然而意识到他们二人是父女关系时，“我”的内心不乏产生波澜。

命运与人生的起伏、迂回，使得“我”开始认识到了锁定在一定范围内的时间、历史和人会循环、相似，同时会衍生出新事物。

三、成因分析

（一）个人经历

沈从文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军官，他的外祖父为当地有名的读书人，母亲黄素英则来自凤凰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他的命运有尚武与文学两种因素的介入，这两种因素贯穿了他人生的全部，因而创作也伴随宿命观念的影响，尚武与文学这两个因素宿命地构成创造了湘西文学世界的沈从文，在他的思想意识里，这个地方的历史是和他这个人的成长、性格，乃至后来的选择、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离开这些就不能使其成为一名文学家。

到北京后孤立无援，对想从事文学的沈从文来说，这是极大的困境。他于绝境中开始写作，通过在北大旁听、与朋友的交往，思想汇聚到新文学这个点上，增进对新文学与写作的理解和兴趣。沈从文发表了《一封未曾付邮的信》《公寓中》等，后受到朋友帮助，丰富的写作素材加之不停地摸索和练习，尝试各种题材与写法，最终在文学领域都取得成就。《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展现了他的“文学意识”和思考见识的相对成熟，对格局、大体的观察和把握，对个别、特性的理解和辨识，这些方面的突出才能兼备而平衡。1949年前后，他又在绝境中重新开启文物事业，他想开展新的事业与领域，拒绝更好的待遇，直至《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出版，他终于给了自己一个完美的答卷。他这一生在文学与文物两大领域的成功都是绝处逢生，从中可以发现宿命的影子，不同的是不同领域的衍生。

宿命产生的影响如同自然与生死的轮回一样，沈从文在其中获得的感悟渗透到了他的创作。他将幼时对自然、社会当中的事物所产生的兴趣和冲动记录在《从文自传》，表达幼时的经历对其产生了深入灵魂的影响。他曾在回望这些经历中有了一份生命来历的自觉意识，过往的经验也被赋予清晰的意义。而另一段与人类生死的经历，与自然轮回观念相结合，形成了关注社会底层小人物命运的宿命观念。辛亥革命造成的杀戮与用掷竹筊的方式决定生死的这种经历震撼了他的心灵，这些十分惊恐的事情是他每日的经历。在《从文自传》中，他用平静的情绪去叙述这类事情，将影响表现得很平常，过分的平静就像是掩饰，事实与叙述的情绪相反。这些经历深刻地“教育”了他，以显著的方式渗透到他的思想、人格的形成和发展中，成为终生不可磨灭的因素。自然的循环与平民死亡的经历已经对他的心灵产生启发，使他自觉或不自觉地去关注日常生活中小人物的人生经历的喜怒哀乐，将小人物的命运投射他的作品之中。

（二）社会背景

面对当时的局势，沈从文以文学为根本，从历史中发掘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文化，将其富有活力的因素注入民族之中，使其再次焕发生机与活力，能够与世界各族的文化抗衡。沈从文初到北京时，社会处于动荡时期，许多作家参与政党、撰写政治评论，沈从文却选择用文学去坚守、建设这个国家。沈从文在后来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演讲和与好友张采的谈话，足以证明他想用文学去实现完美的理想。1935年前后，他频繁发表对于政治与文坛现状的评论，隐含着文学自觉的责任，逐渐把他的关注中心，从个人的文学事业扩大到新文学命运和前途，更推至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和前途。通过回望反思“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站在“五四”的立场上观察当时社会的种种现象，他“从全个民族精力使用方式”（张新颖《沈从文全传》）作为观察当时社会的出发点，认定文学是民族向上挣扎的主要力量，它也应该是“社会重造”和“民族重造”的持续动力，他想恢复文学革命初始的纯粹与庄严，使其不沦为当时某些政策和商品的附庸。他在面对驳杂的政局时观点鲜明地提出要保持文学的独立性，认为文学不应与其他无关的事务相联系，应以文学的方式为民族注入新的活力。

《边城》的《题记》表示《边城》是为了给那些关心中国社会变动的人，给能认识到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与现在弊端的人，给致力于民族复兴的人所读。沈从文的作品创作展现出对国家与民族的深刻的观察与剖析，目的是保留民族的火种，唤醒更多真正关切这个民族未来希望的人。在《习作选集代序》中，他表示不同作家作品都渗透着作者的人格和感情，文学事业仍然需要不断地尝试，不会面对批评立刻转变创作方式。第二次返回湘西的经历唤起他对湘西与国家之间紧密关联的观察和思考，家乡的稳定将助力这个民族更好地自我革新、更好地去衍生出民族希望。《长河》的《题记》展示出从具体物质的都市奢侈品到抽象的八股文与交际世故，湘西人被动接受变化，对现状不满却不努力改变。书中人物对地方现实忧心忡忡，地方处在“无边”的威胁和危险之下。沈从文对湘西的关注和忧思与对现代中国“重造历史”的关注和忧思相映照。个人写作内容与风格中“变”与“不变”和现代社会中所有人事物“变”与“不变”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沈从文选择了以自己的方式“变化”，同时他也寄希望于这个社会中所有关切这个民族的人，希望他们用自己的力量去延续这个民族的希望。

（三）文化涵养

湘西的河流对于沈从文的人格形成起决定性的作用，这条河在不断流淌的同时其周围的环境发生了一些改变，成为沈从文湘西文学世界中的主要支柱。他曾在自传中这样描述：“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与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索，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湘西河流对于沈从文湘西文学世界起到了构建的作用，他在创作初期写的湘西生活情景，主题和方法在日后的写作实践中不断地被使用和深化，最后成为构成沈从文湘西文学世界的重要支柱，使其以湘西民众的生活作为出发点，展现出他眼中湘西的山水与历史。在青岛大学任教，以青岛的大海为主所构成的自然地理环境同样滋养了沈从文的生命，他在《水云》的叙述表明水的存在对他的精神产生了不断的派生影响。故乡的水给予了沈从文创作的底本与整个精神体系的最基础的框架，而他的思维不可避免地去关注在这条河流上存在的古今的人与物的命运，从而影响了他的整个人生。

他生长的凤凰古城，“密度”大、“质量”重，同时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古怪的实物在这片空间内碰撞、撕扯，产生了巨大的“张力”。在这片空间内成长的沈从文在血液中逐渐产生创造的因子，造就了他富有创造力且有着宿命伴随的一生。凤凰这个地方是湘西的繁华之地，但幽静的自然中却常上演着极端暴虐的人类行为，兵匪、平民、商人、读书人和多数军官构成的上层阶级共同生存，军事和百姓生活交织渗透，多个民族共同生存在此地，一同构成了这个地方的“密度”与“质量”这些不同的要素，精巧地聚合在一起作用于凤凰。沈从文的人生也呼应着这个地方的“张力”，同时从这个地方产生了对底层百姓的关注，通过研究他们的人生进而推导这个民族的希望，其中宿命的因素也贯穿了他的一生。凤凰的“密度”与“张力”，赋予了沈从文血液中创造性的因子，将其血液更新为创造性的血液。这创造性的血液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予了他创造事业的能力。从去往北京生活窘迫、写作被退稿的绝境中，他将文学事业创造了出来。后来面临时代的巨大转折时，他从中获得机遇，在古代服饰研究领域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二是在他人生最为崩溃的时期为他创造新的身份—一个顽强地努力坚持工作的人。在20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做演讲时，只讲文学和文物，文学只讲他从湘西离开到达北京的那段时间的情况，讲文物时就将一系列文物拿出，表明他从想为民族延续希望的作家变为一个理智且顽强坚持工作的人，但本质都是为了这个民族延续新的希望。三是赋予他无穷的创造力，这创造力让他去观察自然和底层百姓命运的联系，并在创作之余对文物产生兴趣，为他后来面对时代转折时，投身于文物事业打下基础。此外，赋予了他与常人不同的观念与独到的眼光，让他一直走着独特的道路。这饱含创造性的血液，不但为沈从文提供了希望，而且也通过文学将一些难以留存下来的东西留给了这个民族，也为这个民族带来了新的希望。

综上，本文通过对沈从文的宿命论创作观念在作品中的体现、演变进行分析，得出沈从文创作观念的宿命循环与衍生的特点，进一步挖掘了沈从文的人生经历、创作的社会背景、湘西本地的文化涵养三个方面，并对其宿命论创作观念的成因进行了深入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