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庄子》与《斐多》生死观的异同及原因

庄子与苏格拉底，作为中西方古典哲学史上两颗耀眼的明珠，几乎于同一时代，分别在《庄子》《斐多》中对人类最深奥、最神秘、最根本的生死问题作出了论述。其生死观同频处，对整个人类存在认识史、共同价值观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其分裂处，可以窥见中西方不同价值观、认识论、人生观等的隐源。无论是《庄子》还是《斐多》，都是人类文明源头式的典藏，其中对生死的思考有着它们各自独特的闪耀之处，都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对自我价值的理解。文章希望通过比较两者的异同，发现其共同的哲思之美，以及不同的生命智慧，以求达死而励生。

一、庄子与苏格拉底对死的认知与态度

死，常作为生的对立面，代表着消逝、毁灭、虚无，历来为人们所否定、批判，甚至讳于言谈。然而，在几千年前的中国与希腊，在庄子与苏格拉底身上，我们却能惊讶地发现他们对死的理想，以及由此生发出的超然态度。而在共通的坦然与超脱之下，呈现的是他们不同的精神论和死亡观。

“人死后精神何去何从？”作为“灵魂不朽说”的拥护者，苏格拉底认为人的灵魂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并且是单一而非复合，故而永恒存在，稳定不变，与美本质与善本质一样，是生命的本质。在“主客二元论”哲学思想指引下，灵魂生来纯洁、神圣、明智，与沉重、世俗、低下的肉体“貌合神离”，常人贪恋肉体的物质享受和欲望快感，不加以克制保持内在灵魂的纯净，其灵魂就会沾染上肉体的污浊，只信赖可见可触的物质实体，而对需要思考才能抵达的形而上的理智世界充满怀疑和恐惧。这类灵魂即使不朽，也将因肉体的牵绊只能徘徊于阴森的墓地。与之截然对立的，是哲学家的灵魂。哲学家的灵魂在主体处于生命性存在时，殚精竭虑使灵魂与肉体保持绝对距离，克制一切生理欲望，摆脱任何外在物质装潢，从而获得灵魂的绝对纯粹，他坚信如此，肉体死亡后，纯洁美好的灵魂才能进入同样圣洁的天神世界，与他一生苦苦追求的真正的美、真正的善成为伙伴，彻底摆脱丑恶的生之世界。这对于哲学家的诱惑是极其巨大的。同时，苏格拉底设定了“地狱”“苦湖”“天堂”三个死后灵魂归属地，增强了观点的可信度与可爱度。哲学家肉体消亡后，灵魂将经过善与美的审判，进入光明美好的地球表面—处处镶嵌着珍宝，充盈着神圣纯净的空气。而未行好事亦未为恶者，可以在苦湖里经过洗涤和磨炼得到赦免。一旦灵魂犯下大罪，如多次亵渎神明或进行谋杀，将被投入地狱永不得翻身。哲学家一直追求灵魂与肉体分离，以期保持灵魂的纯粹，这样肉体死亡后纯洁的灵魂就升入光明之境。苏格拉底便是为这个信仰、这个理念慨然赴死，甚至可以说充满期待和愉悦地接受死亡。

在地球另一端，庄子对死亡，同样表现出相似的超然和欣悦。但与苏格拉底截然相反的是，庄子并不是灵魂论者，更没有因果报应和天堂地狱的构想，贯穿其生死观的，唯“气”和“自然”而已。

《庄子·知北游》借黄帝之口，道出了对死的认知：“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生与死，不过是气的聚散所致，气聚成生，散则为死，两者都只不过是气的表现形式。《庄子·外篇·田子方》写道：“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为之纪而莫见其形。消息满虚，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为而莫见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归，始终相反乎无端，而莫知乎其所穷。非是也，且孰为之宗？”阴阳二气相互转化，无穷无尽，生，得益于它，死，也不过是对气的复归，不必贵生惧死，也不必重死轻生。“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庄子·知北游》）生死既相互转化，不断轮回，死也就是生的开始。

除此之外，庄子还认为，死是生的延续，两者由“道”统一。“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阴阳者，气之大者也；道者为之公。”（《庄子·杂篇·则阳》）生死由阴阳两气生成，而阴阳遵乎道，道主宰生死。“人法天，天法地，地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生死，合乎自然之道，是自然的规律，是自然的体现与回归。有生就有死，生与死不过是大化之流的一部分，统一于道。故而，生与死是平等的，没有贵贱之分，人应当如迎接生一样，载歌载舞，迎接死亡。

二、庄子与苏格拉底对生的态度

尽管庄子与苏格拉底对死亡抱持着同样达观的心态，但他们对死亡的不同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他们对生的态度。

苏格拉底对死后世界高度理想化，促使他以近乎残酷的方式，对生命欲望和享受进行钳制。他认为，真正爱智慧、爱正义的人，即哲学家，最高的目标是追求美好纯粹的善和真，因此对物质世界中的一切身外之物毫不在意，并且坚决抵制它们的诱惑。只有这样，灵魂才能以纯洁的姿态飞升天堂，与本质的真、本质的善等美好的事物做伴。死亡的价值是大的，与之相比，生只能让灵魂困在肉体中，灵魂必须承受苦楚，努力摒弃肉体凡胎的物欲享乐，挣扎着练习与肉体分离的能力，以进入智慧的世界。在求真求善的哲学道路上，肉体是沉重的枷锁，有着虚无幻彩的感官刺激，阻碍着灵魂靠近真正的智慧。但人受到天神的监管，如同被圈养的牲畜，为了不冒犯天神威仪，破坏天神心情，不能随意结束自己的生命。苏格拉底的生死观，可以用“乐死恶生”“贵死贱生”加以总结。

与苏格拉底一样，庄子对生命存在时的外在之物淡泊超然，但并非为了使灵魂纯粹，而是出于对生的关照：“丧己于物，失性于俗者，谓之倒置之民。”（《庄子·外篇·缮性》）过度追求名利物欲，在物质中迷失自我，是对生命的本末倒置，会让人失去本性，危及生命。“道”是庄子哲学体系的核心，生与死都是道的一环，应该被平等对待，都应该被重视。因此，庄子提出“养生”观念，探讨“养生”之法，呼吁人们顺应自然，涵养生命、尊重生命。“人各有所自，物各有所然”，人的生命是自然化物，理应遵循自然而然的天性，排斥外在非一般力量的强迫，以及内在巨大自我意愿的驱使，返璞归真，逍遥养生。因此，庄子对于生，并非如苏格拉底一般怀有排斥与压抑之意，而是承认人正常的性情欲望，接受感官刺激的享受：“目欲视色，耳欲听声，口欲察味，志气欲盈。”（《庄子·杂篇·盗跖》）这是人生命的常伦，不应该违背。同时，对生之自然性的追求，使庄子极度反对“克己复礼”“舍生取义”等损害生命的行为。《庄子·让王》记述了这样一段子华子和昭僖侯的对话：“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于君之前，书之言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于天下也，身亦重于两臂。’”在攫取帝位和保全生命之间，后者毫无疑问有着更重分量。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死亡的欣然，并非意味着他对生的消极，生与死都是自然中的必然，人类所要做的，是在有限的生命中，以积极的心态，完成对生的养护，在未知的死亡面前，保持心静如水的淡然态度。庄子的生死观，可以用“乐生乐死”“重生重死”加以概括。

三、庄子与苏格拉底对生死的价值追求

苏格拉底认为，生的价值在于为死铺路，真正有智慧的人，应当利用生练习死，在生的进程中时刻准备死，死后才能探求到任何事物的真相、发现真正的智慧。因此，生的意义是由死后赋予的。死亡，对于哲学家来说，是检验生命历练成果的时候，是灵魂通向辉煌灿烂的地球表面的最后一步，是激动人心，使人向往和期待的：“等我到了我要去的地方，我一辈子最关切的事就大有希望可以实现了。现在指定我动身的时刻已经要到了，我就抱着这个美好的希望动身上路。”（《斐多》）死后，灵魂终于摆脱束缚，可以不再通过沉浊的肉体吃力地观察美善本质，直接与真理站在一起：“我们脱离了肉体的愚昧，自身是纯洁的了，就能和纯洁的东西在一起，体会一切纯洁的东西—也许，这就是求得真实了。”（《斐多》）对于苏格拉底来说，生与死的价值，都由理念赋予：世界上存在光辉圣洁之地，充满美丽的奇观，是求真求善的灵魂应当的去处。生的意义在于训练灵魂保持纯洁的能力，为死的到来做准备，而死的意义在于灵魂挣脱肉体，飞向美好纯真的地球表面。理念，决定了哲学家对待生命和死亡。

庄子对待生死，全然没有任何功利性和道德性，而是从自然观出发。生死没有特定的价值，其自身就是最大的价值。“无用之用乃大用”说的便是这个道理。正如《庄子·外篇·山木》载：“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木材生而无所可用，故而生命能长久，这就是生的最大意义。生死是自然造化，与世间万物一样，没有任何特殊性，故而人类应该以平常视角看待，以平等态度对待。《庄子·外篇·至乐》中载：“庄子妻死，惠子吊之，庄子则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与人居，长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庄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独何能无概然！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形；非徒无形也，而本无气。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庄子丧妻，不但不悲伤，反而击鼓而歌，这引起了惠子极大的不满，然而庄子认为，生死不过是自然之气的相互转化，如同四季轮转规律一般，方生方死，死就是生的开始，应当用平等的方式对待。相比起苏格拉底，庄子对生与死的价值的追求在于生死本身。生死是自然变化中的一类，人要顺应自然，发扬自然，故而也要尊重生命，看重死亡。庄子对生死的价值追求源于对自然运转规律的理解和尊重。

无论是庄子还是苏格拉底，他们对于生死问题的思考不仅在当时有重要意义，并且跨越了漫漫时空长河，影响至今。

庄子所处的时代，各个诸侯国兵戈相向，烽火狼烟，生死矛盾极其凸显。庄子的生死观就衍生于这个背景下。他以“道”为中心贯穿整个理论，认为生死统一于道，相互轮转，是自然法则，人应当顺应生命天性，不禁锢不强迫，不执着于任何一方。同时，人应当珍视自然赐予的生命，涵养保全生命，任何情况下对生命有所残害都是极重的罪孽。这无疑对当时的统治者有告诫作用，对民心有宽慰作用，但同时也决定了他的局限性。例如，战争在庄子这里，是被全盘否定的—无论是侵略战争还是正义自卫反击战，因为一旦战争爆发，必有生命的伤亡，这与盗跖的罪孽一样不可饶恕。其视野过多放在个体自身，对国家主权、集体利益的维护相对忽视。同时，庄子用“道”这个模糊概念笼统涵盖生死，仅仅能从自然运转的角度缓解人们的死亡焦虑，依旧无法解决人们对死亡的猜测。而生与死相等，也可能导致人们在生的世界里平庸无为，失去奋斗进取之心，对整个社会文化进步是有弊的。

《斐多》记录下苏格拉底临死前的状态、与学生朋友最后的辩论以及最终的死亡过程，塑造出一个为理念献身的伟大哲人。苏格拉底以“看不见、摸不着、单一而非复合”来论证灵魂是与“美”“善”相似的本质理念，是永恒的存在，以相反相生、“认识只是记忆”等论证转世回生的合理性，以本质及其表现物之间二元对立来论证灵魂“不死不朽”，同时对死后世界进行构想，认为身体消亡后将得到其应有的回报，以此勉励自己，也激励他人勇敢愉快地面对死亡的到来。苏格拉底的生死观站在当时的思想文化背景中思考也有一定的可信性，但同时也有局限性。苏格拉底对于生死的认识停留在唯心主义范畴，对于死后世界的想象只是一种理想，没有任何实际根据。同时，苏格拉底对于死亡过度重视，导致对生命的体验十分薄弱，有禁欲主义的倾向，压抑了人性中本真的欲望和需求。苏格拉底认为灵魂不朽包含三个方面：灵魂与理念相似，是不朽的；身体的生命由灵魂赋予；灵魂可以拥有智慧，可以自己思考。这三个方面将灵魂升华到绝对高度，但这也导致了生命和灵魂界限的模糊：后两者更加倾向于生命的特征。

尽管庄子与苏格拉底的生死观有其局限性，但两者对生与死命题的哲学思辨以及对死亡表现出的豁达的智慧，持久地激起一代代人对这两大根本问题的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