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山乡巨变”一览

《芬芳》一书讲述了豫南颍河前杨过道中杨家一支半个多世纪以来发生的故事，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以及农民心灵发生的变化。这既是一部女性心灵的成长史，也是一部乡村生活剪辑，呼唤着亲情温暖，也展现着无数平凡的中国人对于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窘迫时不失自尊，自嘲中透着包容，艰辛里自寻幽默，那余味悠长而不张扬的是泥土的气息，是岁月的芬芳”，这是作家出版社为《芬芳》一书封面的配文，玫红色的宋体字下是翻新的土壤，而故事就发生在这片土地之上，一个庞大的家族—临街过道西边三兄弟杨全堂、杨全宗、杨全本，以及过道东边杨全学、杨全成、杨全仁、杨全义三家的杨全堂族系两三代几十号人，演绎着时代的沧桑巨变和自己的悲欢离合。书中人物命运的转变虽有偶然因素，但多数与国家政策的改变息息相关。改革开放之后包产到户，市场经济发展，农村的生产形态和村民的谋生手段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本文通过文本细读的研究方法，试从《芬芳》一书的“山乡巨变”之中窥见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中的得与失。

《芬芳》是“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中第一部由女性作者书写的、反映女性主题的作品，书中刻画了一系列的女性形象，她们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但都被男权社会压迫着，在山乡巨变的过程中她们抛弃了迂腐陈旧的传统观念与习以为常的生活习惯，彰显出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女性力量的萌生。

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生存资料的获取对于体力劳动的依附性减弱，女性逐渐通过经济独立逐渐获得精神的独立与人生选择的自主权。然而，在对传统生产方式依附性较强的基层农村社会，女性仍然是处于未被启蒙开化的状态之中，无数的她们像《芬芳》中杨烈芳的母亲白氏一样，认为“天下女人，当了媳妇就生小孩，本是天经地义的事”。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却生不出孩子，所以丈夫杨全本自然应该恨她、打她。似乎不只是男人逼迫女人生孩子，就连女人自己也逼迫着自己。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维护自己在婆家的地位，使得自己的小家庭在村中不被欺负，她必须生下儿子，才抬得起头，站得住脚。

女性的命运也常常与婚嫁生育紧紧联系在一起，如同一般等价物一样，为男人置换幸福。小妞为了给自己的哥哥娶亲而通过换亲被迫嫁给了一个残疾人，由此也让哥哥杨全仁娶到了北乡魏湾的魏春棉，魏春棉来到这个家之后接连生下了一个女儿三个儿子，即使他们的家庭条件根本无力抚养四个孩子。大嫂罗巧芬瘦弱干瘪，是被“哄进家门”的，婶子大娘们劝不知男女之事的罗巧英“再犟的驴也得被驯服，再烈的马也得叫人骑，每个女人都得过这一关走这一步，老天爷造下咱女人就是来弄这事来生孩子的”。当婆家人发现她能生养之后，被当成生育机器一样接连生下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妇女的使命就是生孩子，给一个家庭添丁生子。男尊女卑的观念在农村根深蒂固，女人不仅要生孩子，而且必须生男孩。“生不出儿子，足以把一个男人击败，叫一个女人失常，使一个家庭蒙羞”，所以杨全义带着生不出儿子的金环以及自己扫地的颜面负气出走，“在村头，全义跺了跺脚，心里说，生不出儿子不回前杨”。

可是，当女性完成代际传递的使命之后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疼爱，家庭生活中女性永远被打压，没有自主意识，处处忍气吞声。悲惨的命运并没有使她们奋起反抗，反而是她们甘愿成为父权和夫权的同谋。白氏挨了丈夫的打，肖大姐私下里劝她“两口子过日子，还有不打不闹的？打着闹着日子也是热乎的，总比一个人守空房强多了吧”；素芬因为丈夫出轨而选择离婚时，乡邻来劝“女人全凭忍哩，忍得一时气，修来百年福”。她们从未想过反抗，而是给遭遇找一个合理的理由来宽慰自己继续和这个男人生活，向没有尊严的生活缴械投降。

改革开放之后，城乡流动越来越多，曾经外出的人回到前杨，给前杨人带来了外面世界的奇闻逸事，勾着前杨人的心飘向了远方。年轻人一代或是出门打工闯荡，或是通过考学留在城市，脱离了农村的束缚和落后观念的规训，他们慢慢获得了精神的觉醒和独立。而最能代表新时代独立女性的就是杨全本和白氏领养的女儿杨烈芳。杨烈芳的身上有着蓬勃的生命力和永远不服输的倔强，她凭借着勇敢和机智，把杨全本一家带出了困苦的生活。哥哥杨引章上学时没有钱，她就去卖红薯，编娃娃筐，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学业，陪着哥哥到处借钱，然后再拼命努力还钱；引章结婚时，她牵头给哥哥借钱撑场面。就在哥哥大学毕业的这一年，她通过招工考试成为县外贸局下属编织袋厂的工人，户口迁出了前杨，一个月能拿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她和她们家，终于走出了命运的低谷。世纪之末，企业倒闭，职工下岗，当了七年工人的她落下县城户口和五千块钱的工龄买断费。她随着时代的潮汐下海，当过导游，后来又到西安家具厂当业务员，在那里嫁给了一个南方来的富商。杨烈芳在面对处处提防自己的南方玩具厂富商种种限制时，果断与他离婚，并宣称“我宁愿睡到大街上，也不过你这种没有信任没有尊重的生活”，她成了她年轻时最崇拜的简·爱，没有犹豫、没有后悔、没有怯懦，她给了世俗一个交代，便背起行囊回到了老家，经营起玉石店，找了一个温顺听话的男人结婚生子，并且要求自己生的第一个儿子必须姓杨。在杨烈芳的拉扯下，这个家一天天明媚起来，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杨烈芳这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顾及杨家，看起来她牺牲了很多，就连哥哥引章也觉得愧对于她，然而，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受委屈，她的付出也不是自我感动式的牺牲和付出，她可以毫无保留地为哥哥的前途付出，也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在哥哥的房子里结婚，她没有因为自己是寻来的闺女就妄自菲薄，没有觉得养父母亏待过自己，她热爱生活，热爱家庭，也热爱自己。她敢辍学，敢借钱，敢创业，因为她有信心，她相信自己是生活的主人，只要自己勤劳努力，未来的日子一定会比现在好，她在对自我的不断找寻与挑战中绽放出了新时代女性的光彩。

除了杨烈芳之外，前杨还有着其他的女性像花一样散发着芳香。小蝶飞向了灯红酒绿的深圳并将生命和记忆永远暂停在那里；杨烈芹向往着外面的世界，虽也历经挫折，但依然靠着自己的努力为生活打拼；杨素芬不顾乡邻的劝阻和世俗的观念果断与出轨的丈夫离婚，独自一人抚养女儿小秋长大成人，并一直支持小秋追求自己的梦想，拓宽自己的生命航道，而她也在时间的流逝中慢慢释怀了前夫曾经对自己的伤害；长大后的小秋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自己的爱好，并不着急于进入家庭，她在等待一个人，等待一种叫爱情而不是性欲与生育的东西，在此之前，她不断提升自己，锻炼一种不管结不结婚都不影响她生活质量的能力，她和姑姑烈芳经营着自己的自媒体，将爱好和兴趣转化为挣钱的方式，探索着生活新的边界。新时代的女性正是在逐渐拥有自己安身立命的经济来源的过程中实现了精神的独立。

然而，在巨变的欣喜中我们也不能忽视，被遗忘的乡村仍然笼罩着一层阴霾。太过年迈的女性还没有等来她们的流金岁月就永远长眠在厚地之中了，年轻一些的女性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孩子的努力走出了生活的禁锢，然而，那些无力出走的女性就要永远留在那里当命运的傀儡了吗？比如魏春棉，这个被换亲到杨家的女人，不久丈夫就瘫痪，婆婆去世后，独自一人拉扯大四个孩子，还要照顾塌陷在竹床之中的丈夫并下地耕作。孩子长大之后都没什么出息，把孙辈丢给魏春棉，便出去打工了。她进入了一个照看生命的轮回，却唯独没有照看过自己。“生活从来就没有给她还价与申诉的机会，生活搡给她什么她就接受什么”，她只是像提线木偶一般，往前赶路。但她们不应该是男权社会的陪葬品，在巨变中她们的出路在哪里，这也是需要我们思考的问题。

撑起前杨过道的生活的，除了那些在苦难中隐忍付出的女性，还有串联起每一个小家之间的带有宗法血缘印记的亲情。宗法血缘制对中国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影响深远。在农业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一个家族经常是互相帮扶和团结起来维护本族的利益，以抵御其他的家族侵扰。在一个家族之中，长幼尊卑都有着特定的规则，出生在一个家族之中，既要享受它带来的庇佑和帮扶，也要承担对家族的义务，并在特定的事件中付出代价。自从“五四”以来，中国人就开始挣脱宗法家族的束缚，鲁迅的《故乡》、巴金的《家》无一不在控诉着封建大家庭对人性的泯灭和对自由的剥夺。跳出宗法社会的条条框框诚然会给个人的成长提供更大的空间，也会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人们不用再奉行着“儿子就是核武器”的准则，无须再为了使家族壮大不被外人欺辱而将生儿子作为毕生的追求，不用再忍受同一家族内不同支之间的明争暗斗，可是，我们也应该反思在山乡巨变的过程中村民纷纷离乡进城，有些人在城市定居永远不再回去，在离开乡村的过程中我们遗失了什么？

引章读高中、上大学甚至是结婚的钱都是乡邻们一点一点凑出来的。杨全仁瘫痪后，队里人跟春棉说：“别愁钱，这么多爷们哩，借借挪挪就有了。”春棉借钱时，看到对方“那只手也在轻轻抖着，像是抽动他们的筋骨。都是挣工分的人，谁家有多余的钱？”但乡邻们都尽己所能地帮助他们渡过难关。杨全仁瘫痪在床，春棉没出月子，家庭的重担落在了小女儿烈芹身上，几次晒麦都是二伯三伯和前院三位哥哥帮忙，谁有空谁过来搭把手；杨全义盖房，三个叔伯哥、三个叔伯侄儿都来下大力帮忙，哥哥杨全仁动不了，嫂子春棉来做饭带孩子，他们真心实意，不惜一点力气；白氏去世后，近门的叔伯哥嫂们撑起了葬礼的相关事宜；素芬的丈夫出轨，整个过道的人都来给素芬出气；引章阴差阳错被撤职，身份地位落差之大，使得他担心别人会对他冷眼相待，而大哥却打电话让他回去喝胡辣汤，无论他身居何位，在大哥眼里都是需要自己爱护的弟弟。这些乡邻间的彼此帮扶，这种朴素的人间温暖，是乡村社会弥足珍贵的宝藏。

“大地安静下来，前杨也安静下来，人们满世界跑，到各处挣钱，陆续到县城买了房子。这才多少年，农村的院落，一个一个又一个，都荒了下来，破了下去。农村的母亲，一个一个，走向村后的土地，在那里安眠。从这片土地新长起来的人，再也不愿意留在这里，他们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城市有着无穷魅力，把人们纷纷吸走。年轻人连同他们的孩子，虽然户口还在家里，但不会再回到村里居住。”慢慢地，那些温暖的港湾都会变成废墟，坍塌破败被埋葬的除了旧砖古瓦，还有逝去的乡土社会的温情。多年之后，杨引章的女儿小桐该如何理解自己的姑姑可以为了爸爸的前途放弃学业，爸爸和姑姑为什么要经常回去看望并非同父的天德大伯。亲情是靠土地去滋养的，是靠你来我往去维系的，离开了那个生活图景，便很难再感知了。

城市的高楼鳞次栉比，一栋楼的住户远比前杨一个过道的人家要多，可是防盗门紧锁着，摄像头监视着，人与人之间充满了隔阂与猜疑，同住十年还未曾和邻居打招呼的现象屡见不鲜。人们为了生计来到城市，又继续计算着自己的利益，提防着别人会害自己，以至人与人之间的真诚变得暗淡了，家与家之间的联系变得微弱了，一个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少了，那样一大家子团圆的氛围再也没有了。这些不应该逝去的亲情和人情应该在山乡巨变中被保留下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但不应该破坏人与人之间的感情。

周瑄璞凭借女性细腻的笔触记录并呈现着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洞察着时代细微的变化，为前杨也为中原乡土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回忆。《芬芳》是写给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的人去追忆童年、感受青春的，但更是送给90年代、00年代，甚至更小的孩子的一份礼物，让那些生长在城市的孩子去读懂亲情和大爱的。作品本身当然也存在一些瑕疵，比如开头介绍前杨以及杨家，头绪烦琐，出场人物过多，形象模糊，行文过程中方言的使用不够自然等，因而它很难在文学史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今后每一个孩子都能从这里读到一个家族的故事，感受时代的变迁，重走祖辈们来时的路，并去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过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