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于写情

欧阳修作为古文大家，一生创作了不少的墓志铭。在墓志铭书写中，欧阳修不太注重对墓主人生平事迹的详尽叙述和全方位呈现，而是截取能代表墓主个性和风采的片段，以丰富精湛的笔法和饱含深情的笔调娓娓道来，使人读之深受触动。欧阳修在墓志铭书写中的特点是“工于写情”，一扫以往墓志铭喜擅歌颂的陈腔旧调，在书写中加入了大量的情感书写成分，注入了自己深厚浓烈的情感体验，形成了自己鲜明独特的墓志铭书写风格。在墓志铭的情感书写和铺垫方面，欧阳修多从古今对比的时空视角、详略得当的人物群像和深浅结合的个人感叹三个方面着笔，让作为实用文体的墓志铭充溢着哀婉动人的力量。

明代散文名家归有光曾评价欧阳修的《张子野墓志铭》：“工于写情，略于叙事，极淋漓尽骚郁之致。”在《张子野墓志铭》中，墓主作为作者的好友，欧阳修并未着重刻画张子野的生平事迹和人物活动，而是把叙述的重心放到对生前与谢希深、张尧夫、张子野等“日相往来，饮酒歌呼”的昔日欢聚场景，读者读之，历历在目，而作者的哀痛之情早已动人肺腑。墓志铭作为替墓主人立碑勒石，歌功颂德从而使墓主生平的事迹、功业、美德、声望流传不朽的一种文体，在创作时自然免不了对墓主人粉饰赞扬一番，宣扬其人在为学、为官、为人等各方面的才华和品格，以至于前人对墓志铭写作有“谄墓”“谀墓”之讥。然而，欧阳修在墓志铭书写时却不以铺排陈述墓主生平履迹为能事，在墓志铭中增加了大量感情书写成分，注入了自己复杂而多元的情感体验，一反千篇一律的歌颂赞扬和实录式的墓志铭写作，极大地拓宽了墓志铭的承载容量和审美空间。淋漓尽致的情感书写使得读者感到情致深长、哀婉动人，也就使得“传善以昭不朽”的单纯记事的墓志铭更有了一些打动人心的力量，这就是欧阳修墓志铭创作的“工于写情”的鲜明特点。下面，本文试从古今对比的时空视角、详略得当的人物群像和深浅结合的人生感叹三个方面来分析此特点。

一、古今对比的时空视角

墓志铭当然不能脱离对墓主生前往昔事迹的铺写，但若仅停留于此，则会如年谱一般，虽墓主平生行迹已明，却绝无动人肺腑的艺术力量。欧阳修善于选取一些时空上存在巨大反差的墓主事迹或片段来展现今不同昔、往日不再的深沉人生感慨，从而表达出对墓主的沉痛哀悼和怜惜。自从孔子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叹，便开启了后人对时间极速流逝、盛年光阴难再的亘古感叹，敏感的时间意识便成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一种自觉的心理活动和人生态度。在《尚书兵部员外郎知制诰谢公墓志铭》中，欧阳修叹息道：“初。宾客之薨，修获铭其德，纳诸富阳之原。今又哭公之丧，哭者在位，莫如修旧，盖尝铭其世矣。”在为谢绛作铭之前，欧阳修已为谢绛之父谢涛作铭，面对父子两代人的先后逝世，欧阳修感受到的不仅是好友殒命，而是人生代际间的生命消逝的急剧变化，“哭者在位”，哭的不仅是谢绛之死，而是谢氏家族两代人的先后凋落；“莫如修旧”，旧的不是关系旧熟，而是在众多吊唁者中的情谊与谢绛愈旧而深。在《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中，当得臣、尧臣前来请铭时，欧阳修的思绪立马回到了梅公死前一年与其相晤拜谈的场景，赞叹其病重时“言谈词气尚足以动人”，感慨“予不及见其壮也”，把二子求铭葬父的感人现实与梅公风采动人的往昔岁月作比，剧烈的反差中饱含了自己对梅公的哀婉与叹息。然而，古今对比中蕴含着最为深厚的感慨和最为动人的情感当数《黄梦升墓志铭》，黄梦升作为欧阳修眼中的少年奇才和平生好友，以“怏怏无所施”的不得志而终，故其生平事迹亦不显著，欧阳修便着重回忆与黄梦生结交相处的场景。从年轻时的“眉目明秀，善饮酒谈笑”到后来的“怏怏不得志”和江陵时的“颜色憔悴”，从邓州时期的“复大醉，起舞欢呼”到后来的“怏怏无所施”，从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往昔和怀才不遇抑郁而终的中年的时空对比中，墓志铭抒发了欧阳修对其不被重用、壮志难酬的深切同情。这哪儿是一篇为墓主记叙生平的墓志铭，分明是一则为好友鸣冤、替死者发声的倾诉文章，句句沉痛，字字泣血。《黄梦升墓志铭》篇幅文字在欧阳修众多墓志铭中算较短的一篇，然而之所以取得了简短动人的艺术效果和人生难测的情感共鸣，不仅在于欧阳修深厚严谨的史家功底，懂得如何在有限的篇幅中剪裁合适的材料，并以生动细致的描写、简洁明快的语言来展开塑造，更在于他在古今对比的时空视角中抒发了自己深沉广远的悲伤之情，从而使得读者对墓主一生命运起伏、人生遭际产生深切的共鸣。

二、详略得当的人物群像

所谓人物群像，不但指形形色色、风采各异的墓主，也指墓主身边的亲友，他们经过欧阳修详略得当、恰到好处的安排，组成了一群丰富活泼、跃然纸上、虽死犹生的人物群像。欧阳修墓志铭创作涉及的人物可分为名臣、良吏、友朋、亲属、宗室等，涉及的人物阶层较为广阔，而在书写生平事迹较多、经历活动丰富又功绩美德兼有的名臣、良吏或其他墓主的墓志铭时，不可能面面俱到、处处周详，就要求欧阳修精心选择符合人物身份、性格、志向的事件对墓主加以烘托渲染，使得人物的形态毕露，更加传神。一般来说，面对名臣、良吏，欧阳修则主要记叙其政治才干、军事才能、官职升降等，如《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大理寺丞狄君墓志铭》等；面对自己的友朋，欧阳修则主要突出自己和他们的交游相与之乐和对其品行、才华、志向的理解和钦佩，如《梅圣俞墓志铭》《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徂徕石先生墓志铭》等；对于自己的亲属，欧阳修则主要表现他们的慈爱风采，展现血浓于水的亲情，如《尚书工部郎中欧阳公墓志铭》《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等。所以，欧阳修现存的诸多墓志铭至今读来丝毫不觉得枯燥乏味或千篇一律，反而受到了后世散文评点家们的高度评价和大力肯定。所谓详略得当，不仅指欧阳修在墓主生平的记叙上有所侧重，而且还指墓志铭中所涉及人物的不同安排。墓志铭首要的是反映墓主的风采，但是如果通篇只有墓主一人的言谈举止、活动经历，则会让读者觉得单调乏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墓主形象的丰富性、立体性。所以，在不同的墓志铭中，欧阳修也提到了他们的朋友、亲人（儿子、兄弟、妻子等）。《太子中舍梅君墓志铭》写了梅尧臣对父亲梅让的周到谨微的奉养和梅让勉励二子珍惜光阴、鼓励三子建立声望而不必在家陪伴服侍的场景，父子之间的和谐融洽、理解体谅的血缘亲情让人感动。至于兄弟之情，如《蔡君山墓志铭》中蔡襄求铭于欧阳修时所说：“吾兄弟始去其亲而来京师，欲以仕宦为亲荣，今幸还家，吾弟独以柩归。甚矣，老者之爱其子也！何以塞吾亲之悲？子能为我铭君山乎？”这里不但写出了蔡襄对双亲的一片孝心，更见蔡襄兄弟之情深，虽未直言，然抚今追昔，令人感慨。蔡襄在此处的至情至孝不正是对《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里“公于朋友重信义，闻其丧则不御酒肉，为位以哭，尽哀乃止”的另一种侧面烘托吗？对朋友尚如此，何况至亲？除了父子和兄弟，欧阳修在墓志铭中刻画的人物群像还有妻子一类。由于古代特殊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女性的耀眼光芒常被遮蔽，即便欧阳修为女性创作了一些墓志铭，然其内容和意义较有限。在《赠尚书度支员外郎张君墓志铭》中，张君“退与妻子恶衣蔬食，无难色”，赞颂了一个安贫乐道、支持丈夫的贤惠的妻子形象。在吕士元和裴德谷的墓志铭中，欧阳修分别称赞他们的妻子“尤能为勤俭”“有贤行”，虽然着墨甚少，但作为墓主的配偶，也起着从侧面烘托墓主品行高尚的作用并暗含墓主夫妻生活幸福的提示。在欧阳修笔下，除了勤俭贤惠的品行，也涌现出一些和夫君志趣相投、独立自强的个性鲜明的妻子。例如，苏舜钦的妻子杜氏，在夫君活着时可以和他一起“居苏州，买水石作沧浪亭”（《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一同享受读书逍遥的快乐，成为他精神上的知己和生活中的伴侣；而在苏舜钦死后，她不但“布衣蔬食，居数岁”，还“提君之孤子，敛其平生文章，走南京”，求其父叙写苏舜钦压抑不平的一生。如此有胆有识、有情有义的女性在古代社会更是难能可贵。同样的还有蔡君山的妻子程氏，在夫君丧后，独自承担起三个孩子的抚养压力却也不愿意接受县内人们的善意的经济救助，其原因竟是为了保全夫君蔡君山的廉洁之名望。与其像欧阳修所说“于是又知君山能以惠爱其县人，而以廉化其妻妾也”（《蔡君山墓志铭》）的猜测，不如说这是程氏对丈夫的一片理解爱护之情，是程氏本就具有古代女性独立自强、刻苦隐忍的光芒。欧阳修在墓志铭中通过对墓主妻子的刻画，展现出她们的女性光辉，既从侧面烘托了墓主形象的丰富、高大、立体，更使墓志铭中洋溢着浓浓的温暖感人的家庭情感，丰富了墓志铭的情感书写。

三、深浅结合的个人感叹

欧阳修的墓志铭书写不但是为了突出墓主的光辉形象，“传善以昭不朽”，同时也是为了借对墓主生平的叙述抒发自己的个人情感。这里的情感可以分为“浅”和“深”两层：浅的层面是指对墓主人的一腔深情，如对叔父欧阳晔的深切感激，对梅询、黄梦升等人仕途坎坷沉沦下僚的无限同情，对挚友梅尧臣、蔡襄、张子野等人人品、才华的高度赞许和怀念；深的层面是指欧阳修通过对那些一生失意不平、未尽其才的墓主的人生的哀婉和叹息，产生了一种对世道、对人生、对命运的一种深刻感慨，从而将对墓主个人的叹息上升到了一种更为深远的人生意义和世道变化上的思考，就使得这种感叹具有穿越时空、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在尹仲宣的墓志铭中，由尹仲宣生前与死后状况的对比，引发了欧阳修“呜呼！善人之为善也，生不赫赫于当时，则其遗风余思在乎人者，必有时而着”（《尚书虞部员外郎尹公墓志铭》）的感叹，思考了善人生前不受重视、死后风范彰显的特殊遭际。还有对张子野的感叹：“于是又知非徒相得之难，而善人君子欲使幸而久在于世，亦不可得。呜呼，可哀也已！”（《张子野墓志铭》）从尧夫到希深，再到子野的相继离世，欧阳修感悟到了善人不久长的世事无常的道理。在梅询的墓志铭中，梅询军事才华出众、意气足以动人，最终却“白首翰林，卒老一州”，欧阳修发出了“嗟夫！士果能自为材邪？惟世用不用尔”（《翰林侍读学士给事中梅公墓志铭》）的对士大夫命运的深刻追问和思考，好像是在为梅询的失志而叹息，实则“同是天涯沦落人”，欧阳修也是在为自己的命运而感叹。欧阳修写这篇墓志铭在庆历二年（1042），而就在六年前的景祐三年（1036）十月，因朝廷大臣范仲淹直言谏事被贬，身为宣德郎的欧阳修为之不平，贻书谴责司谏高若讷，结果也一同遭贬，沦为夷陵县令。虽然夷陵的壮美景色曾一度让欧阳修获得了被贬时的慰藉和消遣，却不能消除他被贬的心理阴影，面对同样不被重用的梅询，他不能不发出近乎牢骚的命运感叹。一问一答，看似有困惑，实则已明白了人生命运的答案。欧阳修对人生命运、世道变化的深刻感悟，一方面来自他作为诗人、词人的敏感细腻，一方面更来自历史带给他的睿智和通透，他曾参与编纂《新唐书》《新五代史》，最擅长从王朝更替、人物起落的历史片段中察觉到一种人事变化的最终规律，将这种睿智和通透代入到墓志铭的情感书写中，再联想到自己的经历，就容易产生对人生命运、世道变化的深刻思考。

墓志铭作为一种记载墓主人生平事迹的实用文体，具有相当高的史学价值，可以弥补史传记载之不足，使那些地位并不高贵、身份并不显赫、功业并不突出的普通人物得以名垂后世。在文学价值方面，欧阳修改变了墓志文体的写法和套路，并非陈陈相因的歌功颂德、悲叹哀悼，而是运用记叙、议论、抒情等多种文学手法增加墓志铭的情感成分，让人在墓志铭中获得丰富多元的情感体验和深厚广阔的人生思考。六朝以来因为润笔费而形成的过分夸饰、名不副实、千篇一律的怪象，因为实录原则而得到了冲击，并且欧公以其文坛的影响力而逐步矫正此种现象，史学精神的融入、坚守与推行，为后世的墓志铭创作提供了一条严谨的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