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长恨歌》日常化的上海书写与城市文化建构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代表人物，王安忆创作了一系列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其中，创作于20世纪90年代的小说《长恨歌》最是王安忆寻根上海文化，塑造文学上海的巅峰之作。本文将从《长恨歌》的文本出发，首先分析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方式与特点，即独特的历史观和不同于他人的上海生活经历让她另辟蹊径地深入上海底层生活日常，进行颇有寻根意味的日常化上海书写；其次，论述其建构的上海这个庞大城市的文化体系结构，重点探寻其文化结构内核涵义，即上海的“芯子”；最后，以宏观视角，落脚于城市，拼接出王安忆意识中的上海，找到创造出“王安忆式”上海的上海想象。

一、另辟蹊径—看见生活中的上海

20世纪以来，上海作为当代中国最瞩目的城市之一，频繁地活跃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字之中。一大批以上海为城市背景设定的文学作品开始涌现，并由此诞生了与京派文学相对的海派文学。广义而言，从早期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包天笑，到海派文学的“巅峰”张爱玲，都是极具海派文化特点的作家。而这类以上海为文本发生地，描绘上海都市中人物的生活状态、情感走向，并在其中表现出个人对于上海文化的阐释、想象与历史见证的作品，便被称为上海书写。

在所有上海书写者中，王安忆有极高的研究地位，因为她不仅继承了前人对于上海风情的氛围化叙写，更为重要的是她发掘上海底层市井生活中的上海城市样貌，另辟蹊径，强调日常化的上海书写，以记录日常背后的历史文化。米歇尔·德塞图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中曾提出过“日常生活实践分析理论”，他强调研究者不应该像高楼上的俯瞰者，从俯视全局的视角去展开研究，而是要深入日常生活实践的场域，才能准确地分析和建构理论。王安忆正是践行了这一理念，在《长恨歌》的文本中着重强调上海人日常的衣食住行，并以此与上海的历史书写建立联系，突出个人日常中蕴含的历史感、岁月感、沧海桑田的变化感，从而达到“对势必被湮没的文化记忆的恢复”的目的。

小说开篇便将读者的目光带往上海人日常生活最常见的，也是最主要的居所—弄堂。在书中，王安忆认为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女主人公王琦瑶的家就是典型的弄堂建筑，是一幢“堂屋里的光线有点暗沉沉，太阳在窗台上画圈圈，就是进不来”的老式弄堂。其次，王安忆在文中也用了颇多笔墨来叙写上海人生活中的穿衣和吃食，尤其是在食物方面，更是被视为“做人的里子”，即使是在动荡的时期里，王琦瑶代表的上海人却在增加下午茶的样式，点心、汤圆、烤鱼片……各种花样应有尽有。穿衣上的细致描摹更是向读者展示了《长恨歌》中的上海是一个“针针线线、丝丝缕缕织成的世界”。书中，王琦瑶为了参加“上海小姐”的选拔，在服装上几经考量，仔细琢磨选材、颜色、做工、纹样等，从大轮廓到小细节，细致入微；在平安里时，王琦瑶和严家师母这两个女人之间的较量也是在穿衣打扮上展开的。由此可见，小说的字里行间都在讲述那个时代上海人的日常生活的细腻，凸显着王安忆日常化上海书写的特点。

王安忆之所以采取下探市井生活，回避宏大的历史叙事的写作方式，是因为她自身独特的历史观和她曾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在王安忆自述中，她说历史应该是由日复一日的生活点滴演变而来的。正是这样的历史观，决定了她会放弃记录战争和革命来讲述历史的传统模式，转而选择描写日常生活的穿衣、吃食、居所的状态和变化来映照历史，感叹世事变迁。并且，长期在上海定居的经历，也让王安忆将视角放低，能够看到上海的“草根性”，撇去表面的声色犬马、纸醉金迷，了解真正的上海市民的百味生活。这样一个看似“边缘化”实则“日常化”的上海，一群认真生活、专心生活的上海市民，才是王安忆对于上海的想象。

二、弄堂生活—折射上海文化“芯子”

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曾在《看不见的城市》一书中写到，构成城市的不是街道的台阶或者屋顶的锌片，而是她的空间量度与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所以，对于一座城市而言，与人相同，城市文化的组成理应是像人格研究理论中的“牛油果型”人格一样，由“外皮”的建筑、街道等空间几何体和“内核”日常生活等人文历史积淀，并产生的奇妙的共鸣共同组成。

因此，要解析王安忆笔下上海的城市文化，便应将目光放到代表上海空间的弄堂符号所承载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在《长恨歌》打造的“日常化上海”中，弄堂建筑取代了时髦的咖啡厅、花园洋房，成了建筑的主角、小说的载体、历史的见证者。《长恨歌》全篇一共出现了四种弄堂：石窟门弄堂、新式里弄、公寓弄堂和棚户区，分别代表了不同的阶级、不同人群的居住地。石窟门弄堂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有着大气恢宏的外观，内里的结构却是狭窄复杂的，这正符合大部分中产阶级的上海市民精明又重颜面的群体性格特征，在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功能最合理的基础上，充分延续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情感寄托。新式里弄相对于传统石窟门弄堂则是更进一步，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所以修建了能看到街景的阳台，“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依然有锁有栅栏，防卫森严。而公寓弄堂严防死守，“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架势”，每一户之间的人情纽带几乎断绝，越来越接近当代的建筑形式。相比于以上三种弄堂，棚户区则是最与众不同的一处，底层人民聚居在这里，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他们虽住着漏雨漏风的屋子，但这一间间小屋都是敞开的，每一间小屋的灯光尽管微弱，但聚在一起像“一锅粥似的”热闹、稠密，像一条宽广又包容的大河，带着整个上海向前流淌。

四类弄堂虽然建筑形式各有不同，但他们的主人都是在这里过着柴米油盐的生活，这是弄堂生活的核心所在。前文也曾写到王安忆在书中对衣食住行的描写细致且生动，王琦瑶在穿着上与严家师母暗暗较劲；喝莲心汤必须配蟹粉小笼包……放大这些上海世俗生活的微缩景观，我们应当看到上海市民面对生计问题的恳切与努力，对生活精雕细琢，坚守着代代传承的生活经，在这些统称为“家”的弄堂里，经营着自己的烟火生活，日子充实，人务实。不论人在外如何漂泊，在弄堂的“家”的世界里总是平和而忙碌地过着日子，这一份恒常而稳定的日常精神，就是弄堂生活折射出的上海文化“芯子”，是历史的浪潮冲刷后沉积下来的恒久的东西。正如王琦瑶身着家常花布旗袍在照片中的情态：“这可说是‘上海生活’的芯子，穿衣吃饭，细水长流的。”王安忆建构的上海城市文化正是在寄寓上海弄堂这一空间的外壳里的余韵绵绵、细水长流的日常文化精神。

王安忆的上海书写着眼于日常生活为核心的上海文化“芯子”，建构上海浮华都市表层之下的底层弄堂世界。这一底层文化视野使其有别于张爱玲，更区别于沉浸于十里洋场的上海怀旧病。作为两位同样是以女性角色为小说主角，同样多以上海为故事背景的女性作家，张爱玲与王安忆常被研究者们进行对比。当《长恨歌》出版成为热销书之际，人们给王安忆贴上了“张派传人”，给这本书贴上了“怀旧文学”标签，王安忆本人却多次公开反对这样的言论，推崇鲁迅先生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确，虽然二人同样在小说中以上海为背景舞台，却选择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角看上海。王安忆选择底层视角，以平实的语言描绘上海的人间烟火、市井生活，是人们“用手缔造的上海梦”，对于生活怀揣着热切与真诚的期望；而张爱玲则是浮于摩登上海的灯红酒绿之上，其小说的文化符号多取决于上海的新兴事物和能代表上海现代性的要素，是看尽世俗的没落贵族之感，看尽了人生起落无常的虚无之感，其构造出的是一个“虚幻的上海梦”，自甘消弭颓败沉浸于浮华之中。

因此，同样地，《长恨歌》这部小说也不应该归属于怀旧文学之流。王安忆曾言：“其实我在写作时根本没有什么怀旧感，因为我无‘旧’可怀。”（《我眼中的历史是日常的—与王安忆谈长恨歌》）会产生这样的争议主要是因为小说出版正值怀念旧上海热潮迭起之时，小说的第一部也正是描写的旧上海时期的故事，第三部便被许多人弱化，只认为小说的重点就在于第一部的怀旧上。但是，这些解读都忽视了《长恨歌》最重要的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性，对怀旧一流的反对，恰恰是在第三部。寻找上海文化的“芯子”—上海人恒久不变的日常精神，才是小说创作的主要情感，并非怀旧。

三、文字中的城市—鲜明立体的上海意识与想象

王安忆的日常化上海书写在她的其他作品中也同样有所体现，这些作品和小说人物改变了以往读者通过其他作品对上海单一的认识。在王安忆的笔下，上海是立体的、亲切的，是现代性和非现代性两个维度并存的世界，这样的文字表达了她鲜明且独特的上海意识与上海想象，对传统的上海意识和想象进行了补充，打破了上海的浮华镜台。

首先，关于上海最广为人认同的意识—现代性。作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上海的现代性是给所有人的第一印象。上海的精致与时尚是其现代性的鲜明特征。但是，王安忆描绘上海现代性的途径不只在于表面的繁华，更是注重描摹上海人骨子里的精致完美以及他们现代化的思想。主人公王琦瑶等人有固定的时间聚在一起喝下午茶，为此“总要把房间整理一遍”，并且“特地去买了一套茶具”。这虽然书写的是日常生活，但更突出了上海人已然将仪式感、文化、修养全部融化在了习惯里，把生活过成了艺术，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追求什么，只是充分日常化的现代性，更是对生活的审美。除了生活观念的现代性，《长恨歌》中对于上海女性思想的现代性也有重点体现。王安忆笔下的上海女性追求浪漫，却不执着于浪漫。她们是柔情似水的外表和性子，内里却也有水一般“抽刀断水水更流”的韧劲。这股韧劲，让她们面对一群不怀好意的孩子，仍然可以优哉游哉地吃完小笼包，让她们可以妆容精致、衣着考究，但见到美食仍然大快朵颐，毫不矫揉造作。她们用这股韧劲乐此不疲地专心于生活。上海人与上海城在这里做到了相互成就，交相呼应。

另外，是经常会被现代性的光环所掩盖的，上海的非现代性。上海之所以是一个矛盾的城市，正是因为在现代性突飞猛进的发展时，非现代性仍然存在。在发展的过程中，上海对城市底层的忽视、一定程度上的排外性、对金钱的狂热追求，都是上海不和谐的因素，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眼界。王安忆十分理性地避开了对上海的“滤镜”，跳出与上海过近的距离，客观又理性地观照整体的上海，开阔的视野让更多人认识到了更全面的上海，带读者到上海的各个角落，看那些被现代化落下的角落的样子。

《长恨歌》中的上海不仅是现代性与非现代性并存的立体上海，更是一个“王安忆式”的上海，有鲜明的王氏风格，这源于王安忆与众不同的城市想象模式。王安忆笔下的王琦瑶不过是城市的代言人，实际上是写了一个城市的故事。在读《长恨歌》，感叹王琦瑶一生颠沛流离之时，我们却可以依稀感知到城市的脉搏。这是因为城市本身已经幻化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信号与女主人公王琦瑶的人生轨迹相融合，生命的起起伏伏都与这座现代城市同频共振。这种“人城同构”的想象方式和历史的独特的想象途径，完美地被作者以挂钩日常的方式聚合在一起，建构“文学上海”的新世界，才形成了现在读者看到的贴肤可感的上海这座城市。

王安忆的《长恨歌》既不同于前人描写声色犬马、歌舞升平的摩登上海，也不追随当时所流行的“怀旧热潮”，她以自己独特的历史观和更深入的底层文化视野，另辟蹊径地选择日常化的上海书写，讲述上海弄堂中柴米油盐的生活，描摹出上海现代发展潮流之下不曾改变的人间烟火，同时挖掘真正的城市文化内核，并以其为中心，搭建“王安忆式”的文学想象中的上海。这种书写和想象为扭转上海文学发展方向，敲醒了那些沉溺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怀旧者和过度关注物质城市的文学工作者，并为他们指引了新的憧憬和方向，揭开了上海文学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