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虚赋》《上林赋》李善注的注释研究

司马相如作为汉大赋的代表作家，在《子虚赋》和《上林赋》当中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辞藻丰赡、用词工丽、韵散结合。李善在注释时，展现了注音、释义精准，注释有据可循，观点严密中立的注释特点。此外，李善在注释过程中旁征博引，广泛地引用了古代的经、史、子、集以及历史典故。

一、司马相如与李善

（一）司马相如生平与著作

司马相如生于汉文帝元年（公元前179年），逝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8年），字长卿。《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有“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的记载。司马相如与扬雄、班固、张衡三人被后世并称为“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列四人之首。

《汉书·艺文志》著录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现存完整的主要有《子虚赋》《哀二世赋》《长门赋》《大人赋》《美人赋》《难蜀父老文》《封禅文》《谏猎书》等。《文选》著录司马相如赋三篇，分别是《子虚赋》《上林赋》和《长门赋》。

总而言之，司马相如是举世公认的汉赋代表作家，也是一位文学大师和美学大家。其作品标志着汉大赋在内容、风格上的成熟，是汉大赋的最高成就的集中体现。其作品直到今日也是文坛研究和历代文人争先模仿的对象，其赋作开创的讽谏以及铺张扬厉的艺术手法也成为汉大赋的显著特点之一。

（二）李善与《文选》

李善，唐扬州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显庆中，为崇贤馆直学士，后转秘书郎等。学识渊博，不善属文，专于注释。著《文选注》六十卷。开元时，吕延济等五人共注《文选》，后人并善原注，合为一书，名《六臣注文选》。著有《汉书辨惑》。

南朝梁萧统主编的《文选》在文学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后世学者纷纷为其作注，其中，李善凭借其渊博的知识和勤奋的治学态度，将征引式注书的方式发挥到极致。而南宋淳熙八年（1181）尤袤在池阳郡斋刊刻的李善单注本《文选》是今存宋单刻李善注《文选》唯一的一个完本，不仅保留了旧注，还有李善的增注，是后世进行文献研究的珍贵资料。

赋注从“古赋不注”到自注、他注、汇注，从注音、释词、解义等基本的注释工作，到重解题、明章法、辨特征，不论形式还是内容都逐渐走向完备。李善对《文选》的赋注是赋注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节点，所作的赋注征引文献极为丰富，注释体例具有一定的开创性，此后赋的注本汗牛充栋，由此形成了“赋体笺注学”。可以说，《文选》李善赋注在赋注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子虚赋》《上林赋》李善注的注释特点

司马相如在《子虚赋》与《上林赋》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铺陈夸张、气势恢宏的文风，以辞藻之华美、用字之考究、韵律与散文交织的独特魅力著称，其间穿插的奇异字词更是为解读增添了不小的难度。李善在为这两篇赋作注解时，展现出了极高的学术素养与专业精神。他不仅在注音、释义上力求精准无误，确保每一个字词的注释都有据可依，而且其观点保持中立，逻辑严密，体现了其深厚的学识功底与严谨的治学态度。

此外，李善的注释工作还展现了其广博的知识面与深厚的文献功底，他广泛征引古代经典文献，包括经、史、子、集等各类著作以及丰富的历史典故，使得注释内容不仅详尽且富有层次，极大地丰富了读者对原作的理解与感悟。这一过程不仅彰显了李善作为学者的博学多才，也体现了他对学术规范的严格遵守与追求。

（一）注音、释义特点

李善在对《子虚赋》《上林赋》进行注释时，大量引用《说文》《尔雅》《小雅》《广雅》《方言》等文献，游刃有余地利用小学类文献进行注释工作，使其注音、释义，准确清晰、有理有据。并且，李善还能够指出他人注释中存在的问题，并且在《吕氏春秋》《国语》《战国策》等史部文献中找到清晰的依据。

1.对于小学类文献运用得当

李善在注释《子虚赋》《上林赋》时大量引用小学类文献，采用了直音法和反切法，但未对字音的声调问题作过多关注。李善对于“媻姗郣窣，上乎金堤”的注释是“善曰：媻，音盘”，准确地注解了“媻”字的读音。

在释义方面，李善对于“樝梨梬栗，橘柚芬芳”的注释为：“善曰：《说文》曰：梬枣似柿而小，名曰。”这里引用了《说文》对于“梬”的注解，指出梬是一种像柿子的枣。又如，“于是乃相与獠于蕙圃”的注是“善曰：《说文》曰：獠，猎也”，也就是说原本这句话的意思是“于是便约好在蕙圃打猎”。

2.能够指出旧注、今注中的错误

李善对于“听葛天氏之歌”的注释为：“善曰：《吕氏春秋》云：葛天氏之乐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三曰遂草木，六曰建帝功。今注以阕为曲，以民为氏，以遂为育，以建为彻，皆误。”这里李善引用了《吕氏春秋》中的记载，指出了张揖的注释当中存在的错误。他认为张揖将葛天氏八曲名称中的个别字词注解错了，应该以《吕氏春秋》中的记载为准。

3.前文已经出注，只标明注释位置

《文选》所收录的著作篇幅繁多，其中涉及的字、词数量极大，对于前文已经出注且所指意义相同时，不重复出注。例如，《子虚赋》中“吞若云梦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李善注释为：“善曰：蒂芥。已见《西京赋》。”同样的情况，在《上林赋》“留落胥邪，仁频并闾”中，李善为此作注：“善曰：《仙药录》曰：槟榔一名棕，然仁频即槟榔也。胥邪、并闾，已见《南都赋》。”对已经注释过的字词标明其具体出自哪一篇文章之中，而对于前文未注且意义不明的，仍出注。

（二）征引特点

李善在为《子虚赋》《上林赋》作注时旁征博引，征引书目可达六十六种，按《隋书·经籍志》四部进行分类，经部三十种，史部十四种，子部十三种，集部九种。其中征引《说文》的次数最多，共计二十次。被征引书目中四种今已亡佚，所以《子虚赋》《上林赋》李善注所征引的文献对于辑佚与校勘，并恢复古籍原貌具有重要的意义。

1.广泛引用他人著作，使其义显现

在《子虚赋》中，李善对于“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的注释为：“善曰：《山海经》曰：鸟鼠同穴之山，其上多白虎。又曰：幽都之山，其上有玄豹。”这里引用了《山海经》中记载白虎多在鸟鼠同穴之山，玄豹多在幽都之山，两者互文，使其义得以显现。

在《上林赋》中，李善对于“芬芳沤郁，酷烈淑郁。皓齿粲烂，宜笑的皪”的注释为：“善曰：《楚辞》曰：美人皓齿。嫭以姱。又曰：嫭目宜笑娥眉曼。皪音砾。”这里引用了初次描写美人的词句来解释《上林赋》中的词句，使原赋之意得以显现。

2.广泛引用历史典故，使其义显现

在《子虚赋》中，李善对于“乌有先生曰：是何言之过也！足下不远千里，来贶齐国”的注释为：“善曰：《战国策》秦王谓苏秦曰：今先生不远千里而庭教。”此处援引了《战国策》所记载的“苏秦以连横说秦”一事。李善贯通古今、饱读诗书，将乌有先生来到齐国和苏秦来到秦国这两件事相类比，典故一出，其赋句之义自明。

在《上林赋》中，李善对于“弯蕃弱，满白羽”的注释为：“《国语》曰：吴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此处援引了《国语》所记载的吴王夫差率领大军至黄池，同鲁、宋、晋等国国军相会，准备争夺盟主之位一事，借助典故形象生动地对“满白羽”进行了注解，便于读者领会其中之义。

3.注释大量堆砌、内容丰富、数量繁多

李善在《子虚赋》《上林赋》的注释当中体现出了大量堆砌、数量繁多的特点。例如，在《子虚赋》中对“双鸧下，玄鹤加”的注释，李善注释为：“善曰：双鸧见上注。《尔雅》曰：下落也。《战国策》更羸曰：臣能虚发而下鸟。《淮南子注》曰：加制也。《列子》曰：蒲且子连双鸧于青云之上。《战国策》壮辛曰：黄鹄不知射者修矰缴，将加己也。”李善同时征引了《尔雅》《淮南子注》等书进行注解，将《战国策》《列子》中的两处典故列为注释，相比《五臣注》来说更加详尽。

三、李善注的注释体例

《文选》李善注以“他皆类此”为标志明确了注释体例，共计十四处出现“他皆类此”，分别是：

第一，班固《两都赋序》中，李善在“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句下注：“诸引文证，皆举先以明后，以示作者必有所祖述也。他皆类此。”这里强调的是征引前人文献来揭示后人之义，来证明在作者表述前已有前人对此采用过类似表述。

第二，班固《两都赋序》中，“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句下注：“然文虽出彼，而意微殊，不可以文害意。他皆类此。”第二条是对第一条注释体例的重要补充。李善征引其他文献，目的是辅助理解，不同的文章中，同一词义存在细微差别，不能全靠引文来曲解文本之义，以免造成对文章的误解。

第三，班固《两都赋序》中，“臣窃见海内清平，朝廷无事”句下注：“诸释义或引后以明前，示臣之任不敢专。他皆类此。”李善注引用后人的话来说明前人所言，定要有所征引而不专用自己的言论，以避免主观误导。

第四，班固《西都赋》中，“又有天禄石渠，典籍之府”句下注：“然同卷再见者，并云已见上文，务从省也。他皆类此。”前文已经出注，后文不重复出注，并在注释当中标明曾出现该注释的具体篇目供读者查阅，以避免重复出注造成注释内容繁杂。

第五，班固《东都赋》中，“故娄敬度势而献其说，萧公权宜而拓其制”句下注：“凡人姓名皆不重见。余皆类此。”《文选》中收录的文章篇目繁多，李善采用从省原则，不对同一人物多次作注。

第六，班固《东都赋》中，“光汉京于诸夏”句下注：“其异篇再见者，并云已见某篇。他皆类此。”《文选》中收录的文章篇目繁多，李善注采用从省原则，不对同一篇目多次作注。

第七，班固《东都赋》中，“内抚诸夏，外绥百蛮”句下注：“其事烦已重见及易知者，直云已见上文，而他皆类此。”李善注采用从省原则，不对容易理解、常识性的事件多次作注。

第八，张衡《西京赋》中，旧注“薛综注”，下言“旧注是者，因而留之，并于篇首题其姓名。其有乖缪，臣乃具释，并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李善注保留旧注，且辨明旧注谬误之处并加以纠正，正文之下先列旧注，接以“臣善”二字区分旧注与善注。

第九，张衡《西京赋》中，“于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栾大之贞固”句下注：“凡人姓名及事易知而别卷重见者，云见某篇，亦从省也。他皆类此。”补充重见从省体例，别卷重见者，依旧是遵从从省原则，注曰“已见上文”。

第十，张衡《西京赋》中，“鸟则鹔鷞鸹鸨，鴐鹅鸿鹍”句下注：“凡鱼鸟草木皆不重见。他皆类此。”补充重见从省体例，鱼鸟草木重见，依旧是遵从从省原则，注曰“已见上文”。

第十一，扬雄《甘泉赋》中，题注曰：“然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其姓名，亦称‘臣善’以相别。他皆类此。”此条是为补充保留旧注的体例，汇集前人的注释，加之己注，集为一体。李善的处理方式依旧是旧注式，在篇章注释之中保留诸家姓名，亦称“臣善”二字区分集注与善注。

第十二，何晏《景福殿赋》中，“温房承其东序，凉室处其西偏”句下注：“今引之者，转以相明也。他皆类此。”此条则是补充说明征引文献的基本条例。“今引之者”是指征引同时代的文献，目的是列举文献来证明所释之词，而非明祖述之意。

第十三，嵇康《琴赋》中，“则广陵止息，东武太山”句下注：“然引应及《传》者，明古有此曲，转以相证耳。非嵇康之言出于此也。他皆类此。”此条是对征引文献条例的补充。

第十四，李斯《上书秦始皇书》中，“则是宛珠之簪……不进于前”句下注：“旧注既少不足，称臣善以别之。他皆类此。”李善对不完善、内容较少的旧注重新注解，以“善曰”以示区别。

《子虚赋》《上林赋》李善注广泛征引经部和史部文献，体现了古代文人宗经征圣的治学思想和态度。李善作为注释大家，较好地完成了对《子虚赋》《上林赋》注音和释义的工作。在注音、释义方面，李善注呈现出对于小学类文献运用得当，能够指出旧注、今注中的错误，前文已经出注，只标明注释位置的特点。在征引方面，李善注内容丰富、数量繁多，呈现出广泛引用他人著作、历史典故，使其义得以显现的特点。另一方面来说，广泛征引也会造成注释大量堆砌，不便于读者理解的缺点。李善在注解过程中出现了十四处“他皆类此”，标明了李善注的注释体例。

广泛征引注释并非李善的首创，但将这种注释方式大规模应用于文学文献注释，李善则是里程碑式的人物，后世从事“文选学”的学者基本沿用了李善的注释思路。李善旁征博引的书目如今许多已经亡佚，而在注释当中这部分已经亡佚的古籍却得以另一种形式保存下来，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和课题。这些断章残句成了极其宝贵的训诂材料，是辑佚学家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