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云南自然文学作品中呈现的隐喻化研究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层峦叠嶂的自然景观，淳朴自然的风土人情，异彩纷呈的文化样态，构成了云南独特的生态文化景观，并内化为滇中作家的创作个性，滋长了云岭大地的文学创作。新时期以来，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云南的作家们也在不断地接受着城市与现代的洗礼，他们在与自然的对话中不断地寻找着失落的传统与道德，展现了他们的生态理想，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生态写作。云南文学中的自然文学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新的繁荣，云南的自然描写也拥有了更多的隐喻色彩。

“自然文学”源于17世纪的美国，它以关注土地伦理、强调位置感以及具有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为特征。中国学者李青松认为：“以自觉的生态意识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就是自然文学。”（李景平《李青松：生态文学是怎样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随着生态文学的译介，以及我国环境问题的凸显，在安徽作家刘先平的引领下，我国诞生了“大自然文学”。“大自然文学”被认为是中国自然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刘先平曾在文章中写道：“世界各国五彩缤纷的大自然文学，以及我自己数年来创作过程中的感受，使我原来的愿望逐渐鲜明和强烈：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大自然文学，将中国的大自然、丰富多彩的野生生物世界谱写成壮美的诗篇，回荡在天宇的乐章。”（《为大自然谱写诗篇》）由此可见，我国的“大自然文学”有着显著的中国特色，其一是要写中国特有的自然环境，其二是采用饱含中国风味的文字表达。云南作为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独特的山地、高原的地貌，为云南作家进行自然叙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写作条件。

云南作家海男曾在文章中写道：“一个写作者面对自然，带来了语言的原始森林。自然写作通往的地方，就是我所途经的地貌。”由此可见，云南作家的创作始终与大自然紧密相连，他们对自然怀有深厚的情感，对人与自然的相处之道有着独特的理解和思考，自然物象在他们的书写下具有了主题提炼的意象载体和人格重建的外在投射等文学功能。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云南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跃进、人口的激增、资源的越发稀缺和环境的持续恶化，社会陷入了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困境。众多有识之士纷纷投身于拯救自然、人类的事业中，云南的作家们亦以其特有的方式加入这场行动。

一、自然风光叙事的隐喻之美

文学的魅力，在于它能将自然万象与人类精神巧妙地融为一体，并赋予这些元素以全新的生命力。在这一方面，云南作家们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他们运用独特的艺术手法，将自然景色转化为富有象征意义的意象，使读者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深入理解其中所蕴含的人文价值。

在众多的小说叙事模式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那些陷入现实、情感、人生、精神、思想困境中的人物。这些人物通常代表着超越个体的民族性和时代性，他们在与自然景物的互动中，寻找内心的共鸣与和谐，从而实现了对自我本性的回归，或者对异化因素的反思。这样的描写使得自然景观在作品中拥有了丰富多样的价值隐喻功能。

（一）自然—主体思想困境的启迪对象

当代生态美学强调人类精神的自我提升，追求摆脱世事纷扰后所获得的平静与安宁。云南作家们认为自然具有人格启迪的功能。一切人性的缺失与精神困惑，都可以通过与自然的交流获得启迪。自然成为他们思考人生、探索生命意义的重要媒介。他们倾听风吹过树林的声音，观察山川湖泊的变幻，感受大地的脉动。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领略了自然的壮美，更在自然的怀抱中找到了解决主体思想困境的方法和答案。

于坚作为诗人中的自然观察者，同时也是“第三代诗”和“后朦胧诗”的代表人物，他的诗歌展现了云南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其中，自然是其笔下不可忽视的主题。他以细腻的笔触勾勒出云南万物繁盛的景象。在他眼中，自然是有生命的有机体，万事万物都被赋予了神秘的力量。例如，在诗歌《横渡怒江》中，于坚借助对怒江的描写，展现了其对大自然的敬畏与不屈的自我挑战精神。“无论是谁，当他站在大怒江边/都要先面对自己内心的江面。”面对时代震荡中的人生困惑与理想重建，其在诗中谈到的“渡江”，不仅仅是一种行动，更倾向于是一种对生活态度和方式的引领，一次心灵修炼的契机。总之，于坚十分擅长运用自然描写反映人们内心深处的恐惧和迷茫，引导人们去探索生命的意义，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那片精神家园。

（二）自然—主体抒情的寄予对象

在文本中，自然元素往往承载着人物的情感、意志与欲望。例如，张长在《空谷兰》中，巧妙地运用了“伊散玉瑟花”这一元素。这里的“花”不仅是爱伲族（哈尼族的分支）少女用以传达爱意的信物，更象征着整个爱伲族所崇尚的纯真与善良。兰芮赠予阿杰花朵，是她依照本民族的习俗向心仪之人倾诉情感的体现。

生态文学批评家布赖恩·巴克斯特在《生态主义导论》中认为：“人类与他们的自然情境之间具有直接的情感关系和自我理解关系。”自然景色总会使我们的心灵产生情愫。以叶浅韵的作品为例，她的文章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更是一份对家乡的深情告白。她以其清新的文字描绘了云南的乡村生活，将故乡的自然风光、传统习俗以及田园生活浪漫化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关注土地，是叶浅韵的写作重点。因此，她在作品《生生之土》中，以山乡耕种为切入点，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关于土地的故事，不露声色地表达了她对亲人的感恩，对大地的热爱，对劳动的赞颂，以及对生活的深刻体悟。她深知，土地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无论贫瘠与否，都值得尊重与保护。

（三）自然—人格完善的对话客体

在中国传统美育理念架构中，自然美就以其恢宏无垠、自在无拘的形态与神韵，深刻影响了人类主体性的塑造。它促使个体在恪守礼法的社会环境中，超越世俗的羁绊，实现向自然本真的回归，进而释放个性，升华人格。相较于艺术美育，自然美在人格塑造的层面，展现出了更为深远且富有内涵的影响力。

为了缓解现代化带来的创伤，云南作家们热衷于“乌托邦家园”的营造。作家张曼菱在散文《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中，向我们展示了西南地区傣族村寨这一“世外桃源”。知识青年们被革命洪流带到了村寨，而村寨的自然风景不仅为这些困惑者提供了思想启蒙，还为精神受挫者提供了精神疗养，帮助他们净化心灵，实现人格修养的完善与升华。作者巧妙地选取了傣族传统文化与汉族现代化进程中的交融点，展现了封建文化以及革命时期的禁欲主义对人性的压迫，而赞叹了边寨古朴的文化在爱情方面的坦直和对美的欣赏。

二、自然风光叙事的隐喻之痛

提到自然隐喻之痛，就不得不提“生态文学”，目前学界对生态文学与自然文学概念的理解不尽相同。在云南作家半夏看来，“生态文学”是内涵和外延都更加宏阔的一个概念，而自然文学属于生态文学的一种。“生态文学在我心目里，不仅关注人类，还要关注我们这颗星球上所有的生命，我们与草木虫豸万物是命运共同体。”（张中江《半夏：人类与草木虫豸万物是命运共同体》）自20世纪中叶以来，环境危机渐次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中国的作家们始终关注着这个重要议题。几十年来，中国的“生态焦虑”促成了中国生态文学的兴起与发展。

新时期以来，云南各地区或主动或被动地纳入了现代化经济发展的轨道，尽管他们的现代性发展还处于不充分阶段，但是经济发展和资源开发所引起的矛盾仍给予了云南地区的生态环境以极大的破坏。由于云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又或许由于云南少数民族的文学传统，云南的生态文学创作在全国可谓独树一帜，诞生了吴然、和晓梅、雷平阳、半夏、乔阳等与生态创作有关的文学作家。

（一）大地喘息之痛

在传统的观点中，人类是自然界的主宰者，可以随意利用和改造自然。然而，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普及，人们开始反思这种观念，并重新评估人类在自然界的地位和价值。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与自然是共生共荣的关系。云南作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随着人类活动的不断增加，其生态环境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云南作家的生态作品中，冲突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作家们常在这类作品中描绘出一个个生态失衡的场景，如雷平阳，他在《怒江，怒江集》中写道：“凌冽的冬天，清凉的山冈/层层叠叠的松针变黄，头顶白霜。”这种如画般的景象体现了雷平阳对云南自然风光之美的欣赏。但是在下一句，他却揭示了这美景背后的残酷现实，“高山里的一座高山，被人剥开”，这种鲜明的对比让人们深刻认识到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正因其亲身经历了环境的恶化，这促使他精心雕琢了一系列关注民生生态状况、紧贴社会脉搏、审视时代症结的佳作。他尽情游历于云南各地，创作了《云南记》《基诺山》《雨林叙事》等诗集，“我力图找到诗歌语言与原生山水文明之间契合的交流通道，自建一片纸上的旷野”（缪超、袁鸿凯《诗人、散文家雷平阳：领受家乡大地山川人文滋养“为云南画像”》）。深入剖析这些作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悄然渗透着鲜明的生态主题，诗人通过对“河流”“森林”“草原”等丰富意象的细腻描绘，彰显了他对当代环境问题的深切忧虑，以及对生态道德问题的独到见解。

（二）文化没落之痛

云南的多民族文化在国内外久享盛誉。当今，云南的旅游业蓬勃发展，其背后的核心驱动力正是其丰富多元的民族文化。然而，随着现代工业文明和城市时尚的汹涌冲击，云南的民族文化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逐渐显露出衰落的迹象。云南作家深知自然与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文化没落的现象使他们深感痛惜，于是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文字，传达出对民族文化危机的深深忧虑，企图唤起人们对传统文化的重视和保护意识，以期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乔阳在《在雪山和雪山之间》描绘了她在云南西北村落中的生活体验，对动植物及村民日常生活进行了细致的刻画。另外，她还在作品中探讨了当地文化的传承问题，表达了对传统文化逐渐消失的忧虑。她认为自然拥有抚慰心灵的神奇力量，但许多人对自然的价值视若无睹，失去了最基本的真诚与敬畏之心。她在文中写道：“我们会失去所有真正意义上的牧场和农村。作为最后一代模板的老年人一个一个离世，带走的是来自土地的基因。”旅游业的发展的确为当地带来了经济效益，但随之而来的环境破坏与文化消亡的问题，着实值得人们惋惜。

（三）人性泯灭之痛

文学即是人学，人性是文学最重要的表现内核。正如裴毅然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人性史论》中所说：“以文学探索人性，以哲学论证人性，最后再以规范化道德伦理的形式进入社会生活，这是人性从茫茫原野一步步走向最高庙堂的必由之路。”自然环境在云南文学中常常承担着揭露人性假丑恶的作用。他们认为，在特定的自然环境下，人性的某些方面会被放大或凸显，从而成为探讨人性泯灭之痛的载体。因此，他们利用自然环境作为人性的隐喻，通过描绘自然与人性的关系，探讨人性中的贪婪、自私、冷漠等负面因素，并传达出对人性沦丧的忧虑和呼吁。

以于坚《避雨的树》中的榕树为例，这棵枝繁叶茂的榕树不仅是大自然的象征，也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缩影，承载着诗人丰富的情感和深邃的思想。“它的气味使我们安静/像草原上的小袋鼠那样，在皮囊中东张西望。”诗中的大树如同母亲一般庇佑着避雨的人们，而人们是怎样回报它的呢？“当它的肉被切开/白色的浆液立即干掉，一千片美丽的叶子/像一千个少女的眼睛卷起，永远不再睁开。”榕树给予人们庇佑，而人们却给予它死亡。“这死亡惨不忍睹，这死亡触目惊心。”面对这一结果，诗人不禁感叹人性中已失去感恩之心与敬畏自然之心。我们不能回报大自然无私的馈赠，反而不断地摧残它的美丽。这无疑是对人类良知的极大讽刺，让诗人深感悲哀和愧疚。因此，诗人以锐利的笔锋深刻揭示了这一问题，对人类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总之，云南文学扎根土地，以地域自然为核心，折射出云南人民的生活图景。经过新时期洗礼，云南作家们仍坚守故土，以山川河流之美探索美学真谛，照见人类生存境遇，更将地域自然化为生态启示录，传达对生命的敬畏和担忧。他们深知，大自然是永不消逝的创作灵感来源，因此总能赋予其丰富多元的文化意蕴和人格价值。他们用文字实践着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让读者看到了云南的美丽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