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尚奇”倾向对《史记》创作及后世的影响

毋庸置疑，《史记》是一本奇书，司马迁更是个奇人。而正是他“作意好奇”的写作倾向熔铸了这部彪炳千秋的文学巨著，使其不仅在叙事上生动形象，更是在刻画人物上细致入微。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与之“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赞》）的实录精神相冲突，相反更体现出司马迁的独具匠心，深化了创作主旨，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

一、“尚奇”之说

最早提到司马迁“好奇”之说的扬雄，其在《法言·君子篇》中言：“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扬雄的这种观点，也为后人所沿袭。应劭说司马迁“爱奇之甚”（《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贞《索隐》所引），刘勰说他“爱奇反经”（《文心雕龙·史传》），司马贞说“其人好奇而词省”（《史记索隐后序》），赵匡指责其“好奇多谬”（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杨伯峻先生也说司马迁存在“好奇之过”（《春秋左传注》）。李长之先生在其《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中亦提到“原来司马迁一生最大的特点是好奇”，并称司马迁的好奇是“浪漫精神之最露骨的表现”，同时说到“司马迁爱一切奇，而尤爱人中之奇。人中之奇，就是才。司马迁最爱才。司马迁常称他爱的才为奇士”。其中提到司马迁的“好奇”体现在爱惜奇才，然而杨海峥《汉唐〈史记〉研究论稿》中认为扬雄提出的“爱奇”包含着两个方面的内容：从史料选择上说司马迁喜欢旁搜异闻，并且对人物的特异事迹和行为特别感兴趣；从对历史人物的选择和评价来看，与儒家正统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异。无论是记载为世人所诟病不齿的游侠，还是将布衣孔子选入世家，将项羽纳入本纪，都体现出司马迁尊重史实但又勇于创新的历史观，与封建正统观念划清界限的决心。由此看来，司马迁之“尚奇”已成为众多学者普遍的论断。司马迁不仅在取材上偏爱奇人奇事，在叙述其所认为的“倜傥非常之人”（《报任安书》）时更是倾注了满腔的热血，不禁流露出自身身世之感慨，如《史记》中的《刺客列传》《魏公子列传》等。

二、“尚奇”之意

司马迁创作《史记》不仅是其对现实人生的密切关注，更是对自身时运乖蹇的主观观照。其对“奇人”的铺张描摹甚至大肆渲染，更是其抑制不住自身情感喷涌而出的体现。因着“李陵之祸”，司马迁惨遭宫刑，这对于堂堂七尺男儿来说是何等屈辱苦痛。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沉沦，而将其对世间不公的愤懑悉数熔铸在《史记》这部奇作中。

（一）其人之“奇”

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成就不朽功业之人必定有其非比寻常之事，被认为是“天意”或“受天命”。例如，《史记·周本纪》中叙述周代先祖后稷的出生自带神异色彩，“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马牛过者皆辟不践；徙置之林中，适会山林多人；迁之，而弃渠中冰上，飞鸟以其翼覆荐之”。被叙述者从出生之时便带着不合常理的特征，预示着其人其事将贯穿整个人生，可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感生神话母题的延续。又如《史记·高祖本纪》中“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此处不仅出生方式玄异，更加之天象异变的补充渲染，为烘托后文其有龙虎之气造势。“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以其相貌奇异夺人眼球；又“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此处凌稚隆引杨循吉曰：“而骇天下之愚夫妇耳。大虹大霓、苍龙赤龙、流火之乌、跃舟之鱼，皆所以兆帝王之兴起者。此斩蛇之计，所由设也。”（《史记评林》）由此可见，此神异情节多为后人为神化刘邦的帝王之躯而生发出的愚民之语，为巩固统治者的地位而强加附会之说。而司马迁作为史学家记载史实时，有选择性地保留了这一部分似乎与正史不符的民间传闻，不仅使其情节扑朔迷离，文风瑰丽诡谲，极大增强了文学性，更与当时董仲舒所宣扬的天人观即“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密切相关。表面上看一向以“实录”著称的司马迁似乎不该记载此等“神道不诬”之事，降低其作为史书的真实可靠性。司马迁本人也看似全然接受天命论，认为天命能决定人事发展和历史进程。实则不然，就《史记》整体内容以及结合司马迁自身经历而言，司马迁绝不是一个听天由命、随波逐流之人。司马迁显然注意到普通百姓对天命意志的迷信，而以神话的破灭进行抨击，试图从历史的维度论述，做到“通古今之变”。如前文提及刘邦醉斩白蛇，当旁人告诉高祖所斩为白帝子时，且看高祖反应为“心独喜，自负”。细品之，高祖自是知其为代替秦王朝之意，而内心窃喜，可见有其明显的意图和目的，并非顺应天意而为之。

在《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也对“天道”大胆质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汉初思想极其动荡之际，司马迁在巫与史的矛盾之间痛苦挣扎。统治者大肆推崇神道方术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作者的创作倾向。自秦代开始兴起的谶文化在董仲舒所著《春秋繁露》后逐渐达到兴盛，预言叙事在创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根据谶文化，其神异性预示他们必将非同凡响，必将成就一番功业。刘邦的异貌、异行预示了他必将成为帝王，秦始皇的‘水德’预示了他必将成为一代始皇，韩信葬母于高敞之地预示了他必将成为一代将才。”（蒋玉斌《〈史记〉“尚奇”的深层原因初探》）即使司马迁个人有明显先进的天人观，但囿于时代的局限性，“天命”在面对某些无法用常理解释之事时仍具备着绝对的统治力。

（二）其事之“奇”

《史记·赵世家》中的神异叙事则是以梦境展开，赵国史始终与梦境预言紧密相连。李景星在《史记评议》中提到：“尤其妙者，在以四梦为点缀，使前后骨节通灵。赵盾之梦，为赵氏中衰赵武复兴伏案也；赵简子之梦，为灭中行氏、灭智伯等事件伏案也；赵武灵王之梦，为废嫡立幼，以致祸乱伏案也；赵孝成王之梦，为贪地受降，丧师长平伏案也。以天造地设之事为埋针伏线之笔，而演出神出鬼没之文，那不令人拍案叫绝！”司马迁既是重在人事，又何故在其文本创作中出现大段的神异描写，以天命意志来阐释赵氏的兴衰起落，以灵异的神谕谶纬贯穿全文？对此，笔者认为司马迁正是通过天命不可违的宿命论警醒世人从内部因素出发，有力抨击了当时董仲舒所宣扬的天命观。而对传闻逸事的收集，这恰恰与其“尚奇”倾向相得益彰。其中“赵孤一案”更是通过多方势力的抗争，正邪力量的较量，来完成整场复仇计划。“在《赵世家》中，围绕着赵氏孤儿展开的故事，可以看作是对赵盾之梦的一种回应，是历史人物对天命预言的印证。”（彭兴帅《〈史记·赵世家〉中的神异之事》）而以梦境贯穿全文，使所行之事变得有迹可循，前后照应，收束全文，可谓是匠心独运。对比《左传》及其他历史典籍中所记载的赵武事迹，并未有如此生动繁复、紧张刺激的情节描写，更无屠岸贾等反面势力从中阻挠的详细描写，也无后续程婴救孤育孤之事。司马迁在此处大肆渲染程婴、公孙杵臼等人的侠肝义胆，更是为了突出“士为知己者死”的价值观，为惩恶扬善的结局更增添悲壮色彩，一定程度上关注社会功利性和道德圆满性的实现。

司马迁对自己喜爱的奇才倾尽笔力，如《史记·项羽本纪》中对项羽的有勇有谋和才能出众刻画得淋漓尽致，使其跃然纸上，千载犹有余威。尤其是叙述巨鹿之战时，场面不可谓不惊心动魄。在未开战之前，司马迁便蓄势营造出紧张氛围，“项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甑，烧庐舍，持三日粮，以示士卒必死，无一还心”；战时亦有如神助，势如破竹，“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将项羽神威尽显、豪气干云的人物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而对此壮阔的战争场面的刻画是否有夸大其词之处似乎已并非关键所在，其目的全然在塑造项羽英勇无畏的形象。项羽不可谓不是个奇崛卓特的英雄，而其所成之事也就不可谓不神勇非凡。又如《史记·田单列传》通过对田单几次出奇制胜的计谋的叙述，以其挽救国家于危难之间的丰功伟绩，表达对田单这一“奇人”的赞赏。故清代吴见思《史记论文》说：“田单是战国一奇人，火牛是战国一奇事，遂成太史公一篇奇文。其声色气势，如风车雨阵，拉杂而来，几令人弃书下席。”“《田单传》暗以‘奇’字作骨，至赞语中，始点明之。盖单之为人奇，破燕一节其事奇，太史公又好奇，遇此等奇人奇事，那能不出奇摹写！”（吴见思、李景星著，陆永品点校《史记论文·史记评议》）司马迁对奇人奇事的敏锐程度超乎想象，于逸史逸闻中摄取有用信息并运用于史学创作中，具有其独创性。

三、“尚奇”之余

司马迁之“爱奇”，不仅仅是对有着迷信色彩的灵异鬼怪、神话传说的相关叙述，更是对纵观历史与现实交替由人为创造而出的“奇人奇事”的大力推崇。而其“尚奇”的思想倾向不仅对《史记》的创作产生重大影响，有其无可替代性，彪炳后世，更是为后世的戏剧小说等创作奠定深厚基础。

首先，司马迁“好奇”之风，对于认识社会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史记》中为游侠为生民立传，那些史书中无法窥见其身影的“奇人”得以留下浓墨重彩的一。其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焕发着人格的光辉，且充满神奇色彩的奇闻逸事自是受到底层百姓的普遍喜爱，成为话本小说创作的原本。魏晋志怪小说和唐传奇的兴起与此密不可分。程千帆先生在《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一文中指出：“西汉之末，杂传渐兴，魏晋以来，斯风尤甚，方于正史，若骖随靳。其体实上承史公列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乃传记之重要发展也。”史书中所记神话逸闻更是滋养小说创作的土壤，创造的玄秘神幻世界更是为小说所借鉴。正是司马贞在《史记索隐后序》中所说的“旁搜异闻，以成其说。然其人好奇而词省”的最好佐证。其次，由于其叙述时增添了细节心理描写，凸显了人物性格特征，更是对人物塑造情节构思等方面影响颇深。其瑰丽奇谲的浪漫主义文风更是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学创作风格的转向。最后，“为中国叙事作品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结合开了先河……《史记》是历史的‘实录’，但司马迁于‘实’中求‘奇’，并且在卓异特立的历史人物身上寄托着他追求的理想，灌注着他满腔的热情，真正做到了刘勰所谓‘翫华而不坠其实，酌奇而不失其真’（原句应为“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此处应是所引论文错误）。这样就最早地在中国叙事作品的领域开创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先例，闯出了一条糅合两种创作方法于一体的独特的路子。这条路子也为后代叙事文学作品所继承，并发展成为具有民族性的传统特色”（刘振东《论司马迁之“爱奇”》）。司马迁在《史记》的创作中可谓是将“实录”与“猎奇”结合得相得益彰，看似矛盾的二者全然贯通于史书之中，缺一不可。《史记》亦成为后世史书创作之典范，创作之先河。

在司马迁伟大的人格精神普照的背后，是其“尚奇”的思想倾向，而这倾向又与其敏锐的观察力、选材的独特性、历史观的进步性息息相关。作为史学家，“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自是不可或缺的，然而司马迁在此基础之上，增添了“奇之又奇”的文学色彩，带来了超出史学意义之外的艺术价值。其“尚奇”意识已成为后世叙事文学创作中或隐或显的一种自觉追求，为叙事文学的一波三折和出乎意料的叙事效果作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