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还原下的杨义中国叙事学建构

杨义的叙事学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的早期著作《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提到“五四”之后我国的小说多使用西方叙事学的观念进行阐释，并认为西方叙事学的体系在此被“解构”和“重构”了。因此，杨义提出从民族文化视角出发，建构不同于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叙事学”理论框架。杨义对中国古典小说的解读和概括也奠定了他对中国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并指明了以“文化还原”方法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方向。杨义的《中国叙事学》分为“结构篇”“时间篇”“视角篇”“意象篇”和“评点家篇”五个基本理论框架，按照还原、参照、贯通、融合的路径进行研究，首先回归中国文化传统原点和叙事传统结构本身，并参照西方叙事学，最终以文化还原方法实现中国叙事学建构。

一、文化还原下的中国叙事学建构

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在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存在一种“对行原理”，即彼此相待谓之“对”，举步往来谓之“行”。这种良性原理指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既要注意双方的主体性，又要注意交流过程中的开放性。需要指出的是，在“行”的过程中，首先要明确用来相“对”的自我本身。如果将中国叙事学比作圆，民族文化精神则为圆心，圆心也是逻辑起点，“关键在于返回自己所在的圆本身，找出它的圆心，以便从圆心出发，进行既有主体性、又讲求开放性的理论思考”（杨义《中国叙事学》）。

（一）回归本身

中国叙事学的逻辑起点是以民族精神文化为内蕴的圆心。在中国叙事学建构中，杨义坚持逻辑起点与历史起点相统一的原则。因此，中国叙事学的分析需要上溯到中国古代文化经典进行知识考古。具体还原的途径有三：一是从中国古代元典出发，体会《易经》等深层的内涵，并把握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二是注重文献，掌握甲骨文、金文等历史文献，对后来的一些现象和观念进行溯源和整理；三是从语源学和语义学入手，揭开中国表意文字丰富的含义。只有将经典、文献、语义三者综合起来考察，才能对中国叙事学有更好的把握。

杨义并未对西方叙事学进行比较分析，而是直接从语源学对中国历史中的“叙事”进行溯源，也是其文化还原方法的表现。“叙事”最早常称作“序事”，《周礼》中曾用作安排丧葬事宜的先后顺序、陈列物品的空间先后顺序和演奏音乐的时间先后顺序。“序”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广，因厂为屋也”，可知序在中国文化中带有分割空间的意思，此时的“序事”不同于现代文学虚构的“讲故事”，而是指中国传统礼乐制度中的礼乐仪式上的安排，但可以看出那时的“序事”已经有时间顺序和空间位置的考虑。“序”亦可能与“绪”同音假借，“绪”指凡事有头绪可接续，因此叙与序、序与绪相同，“叙”就带上了有空间、时间顺序和故事线索的头绪的内涵。

中国叙事文类的发展是一条区分于西方叙事学从神话传说、史诗悲剧、罗曼司到小说的过程。我国最早的叙事文类范式是历史叙事，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也称“中国叙事文学可以追溯到《尚书》，至少可以说大盛于《左传》”。因此，中国很长时期的叙事作品都是以历史叙事作为骨干，其中存在着历史叙事和小说叙事的一虚一实的整体性。另外，中国叙事中存在一个基本的“张力场”，也就是中国“致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内中和而外两极，这是中国众多叙事原则的深处的潜原则。”（杨义《中国叙事学》）两极中和原理在叙事中体现出动力性和整体性，二者的有效互动构成了生命形式。

（二）中国化的思维方式和术语

思维方式是在一定文化背景、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下构成的具有民族集体认同的思考方法。中国人由形状到意义的过程是在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精神中通过文字，将我们对外界世界认知转化为表意符号的过程。西方语言学转向后的结构主义的研究，像是对“多重秩序”的“分解—编配”，文本只不过是字与字、句与句的无生命连接。但中国的结构是动词性的、有生命的、流动的。杨义对于结构的理解是将中国文化的整体性意识也延伸到中国人对时间的整体意识，“中国的时间标示已经不能看作一个纯粹的数学刻度，它已经隐喻着某种关于宇宙模式的密码”（杨义《中国叙事学》）。他提出“叙事元始”的概念，“所谓元始，意味着它不仅是带整体性和超越性的叙事时间的‘开始’，而且是时间的整体性和超越性所带来的文化意蕴的‘本原’”（杨义《中国叙事学》）。简单解释就是把叙事作品的开头当作第一关，以宏大的开头沟通天地与历史自然。叙事元始与叙事文本中的主体属于不同的内容层次，叙事元始在神话和历史的虚与实中来回穿梭，其时间流转速度一般很快，形成动与静、顺与逆的两极对立共构，并达到时间的凝止，在凝止中融合历史发展逻辑与天人之道，使叙事作品带上宗教与神话的神秘色彩。

意象是中国传统美学的重点，也是中国诗学的精华部分，杨义将意象与中国叙事学联系在一起，能发掘出背后巨大的中国文化密码。他认为意象产生的原因有四点：第一是动词的永远现在时和无主宾格的特点能灵活地超越时空限制；第二是中国丰富的哲学思想中携带大量宇宙信息，有无限的探索空间；第三是中国诗歌擅长以事表情、化事为境的审美表达，其中蕴含的意象抒情能向其他文体渗透；第四是中国具有很长的历史和文学史，其中的意义能无限叠加，产生表象向意义的转换。意象就是文章的“文眼”，对于叙事作品的审美表达和叙事结构的顺序性、连接性都有作用。意象既可以是现存的实在物体，作为蕴含叙事事件的审美对象，也可以是作为推动情节发展和人物形象塑造的虚拟存在，里面倾注了叙述者内心的感情色彩。

中国古代叙事中明清小说评点家是中国特有的存在形态，评点家在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同时，还联系着读者和作者的阅读和写作体验。这种独有的文学批评方式蕴含着大量中国古代对叙事的观点，是研究中国叙事学不可缺少的重点之一。评点家的表现欲会使其将特殊的审美哲学投入文本中，使叙事作品有不同的艺术体现。例如，金圣叹受佛学“人生如梦”思想的影响，在对《西厢记》评点时进行删节，使全剧止于张生和崔莺莺的长亭惜别，这种开放性的结局却带来了全新的审美体验，也对本有缺陷的结局进行了升华，体现了中国人不同于“大团圆”结局的另一种审美哲学。

（三）文化还原中的审美化叙事

文化还原不是单纯从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要从民族思维去审视中国叙事学。杨义认为中国的语言是具有哲学的语言，而用语言来表达的叙事学建立在中国人的精神原型—“天人之道”上。中国古代叙事中常用的叙事策略，便是通过叙事结构呼应“天人之道”，杨义在“结构篇”中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从不孤立地观察和思考宇宙人生的基本问题，总是以各种方式贯通宇宙和人间，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杨义《中国叙事学》）。这种贯通并非单向的，而是双构的，双构体现在叙事作品中，则是结构之技呼应着结构之道，也就是通过显层的技巧探寻蕴含在深层的哲理性，而深层的哲理性反过来又贯通显层的技巧，进行重复中的反重复。在历史长河的发展中，结构之技和结构之道又获得补充，形成新的双构性思维模式，这种不断变化的过程消解了作品的封闭性，拓展了作品结构的开放性和审美空间。

中国人在时间上也是呼应天地之道，如中国“年月日”与西方“日月年”的时间表达顺序差异中，就表现出中国以“天”为上的时间整体性思维。这种宇宙模式的符码体现出中国哲学思想中的整体性，打破时空界限并展现出对两极中和的审美追求和哲学境界。中国叙事学“两极中和”中“对立共构”法则的运用，涉及时空、疏密、顺逆、断续等一系列对立的范畴，体现出叙事过程中生命的交流和体验。杨义强调人的作用，浦安迪在《中国叙事学》中也表示“伟大的叙事文学一定要有叙述人个性的介入”。中国古代叙事作品的开头是作家将天地精神与历史运行进行结合的纽带，在超越现实的自由层次中建立全书天人之道和道技双构相沟通的总枢纽，是“道”与“技”错综复杂关系的审美体现。

二、中国叙事学的多重建构

语言学转向是西方文论发展的重要阶段，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发表奠定了现代语言学的基础，改变了人作为意义主宰的西方传统语言观，最终开启结构主义、符号学等重要西方理论的研究。索绪尔在书中提出世界上有两种文字体系，一种是以汉字为代表的表意体系，一种是表音体系。该书主要研究的是表音体系，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这也说明以索绪尔研究展开的西方文论观并不能完全适用于中国文论的研究。中国理论是在特有民族思维的构想和猜测下形成，在中国语言哲学的时间标识中动词具有无时态性，即“永远现在时”的特征，这种非原生性使动词无法直接表现时态，需要附加“状字”以表现。

西方文论背后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带来文化规则的差异。杨义表示中西差异重点在于“第一关注点”不同，这种看待事物差异的眼光导致中西方对于世界的整体把握不同。例如，在创世神话中，中国的女娲造出一群没有具体描述的人类，西方《圣经》中上帝造出亚当、夏娃，杨义认为这体现出中国对群体性的重视，西方对个体性的重视；另外，中西不同文化中姓和名的表达顺序隐含中国重视家族性而西方重视宗教性。中西方时间表达顺序的差别隐含了中国重视整体性而西方重视分析性的不同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断涌入的外来理论造成虚假繁荣的局面，无法正确解决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问题。因此，中国的文学理论该“怎么说”，值得我们进行讨论。

中国叙事学的讨论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中国叙事学指“中国的叙事学”，包含中国对西方叙事学进行的汉译及相关研究、中国学者的西方叙事学研究、西方叙事学的中国式运用，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理论对先锋派文学进行文本批评。狭义的中国叙事学则是中国学者自觉基于中国历史发展和文化传统的路径对中国叙事学进行建构，也是本文讨论的内容。除杨义的《中国叙事学》，浦安迪和傅修延也分别著有《中国叙事学》。

最早出版的是1996年美国著名汉学家浦安迪著《中国叙事学》。该书从比较的角度讨论了以明清“奇书”为中心的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方式，对中国叙事传统的原型、神话根源、奇书文体的结构模式和中国叙事思想的概念模式等进行讨论。该书为打破国内外学界长期“以西释中”的思维模式开了先河。浦安迪在书中提出明代《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清代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在中国批评史上缺乏界定，只能称作奇书，而这六部经典作品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特殊的叙事文体，孕育出中国特有的美学范式。

最晚出版的傅修延著《中国叙事学》则是从文化角度切入，以“穿透影响迷雾”“回望自身传统”的研究理路将本书分为“初始篇”“器物篇”“经典篇”“视听篇”和“乡土篇”五个基本部分。傅修延研究的特色是注重个案，如青铜器、太阳神话、瓷器等，通过带有中国特征的“点”找出隐含的中国叙事学内蕴。傅修延也注意到中国叙事学研究所蕴含的文化密码，如中国早期叙事的演变与礼乐文化有内在联系。

杨义《中国叙事学》的核心是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叙事学紧密联系，以文化还原方法将叙事学研究纳入中华民族的特有思维方式和术语中。杨义的研究方法对于中国其他学术理论的建构也具有借鉴意义，即遵循以中国本土历史文化为中心的自律法则，保持中西方交流中有容乃大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