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类怪谈”的话语构型研究

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与论文集《话语的转义》中认为论证型与逻辑型的文章在本质上都是转义的，将历史话语书写判定为对无必然联系的事物的选取再组合，背后有着特定的历史观。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吸收了文学理论的内容，因此对文学的分析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将被唯物史观认定为客观事实的历史等同于建构性的文本。而纵观人类发展史，构成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类规则制度，其本质上是由无必然联系的意象客体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被以某种社会意识建构起来的。“规则类怪谈”作为网络上流行的一种文本类型，则以规则本身的结构解构了规则的客观形式，建构出一个文学性的故事。

一、“规则”话语秩序的解构

海登·怀特将历史作品的结构层次划分为显性结构和隐性结构两个部分，后者作家根据意识形态选择不同的历史事件组合，过程中无法逃离“转义”，它建立起事物之间的逻辑关联，同时也敞开了事物用其他方式表达的可能性空间。海登·怀特建立了一个可进行层次分析的话语构型模式，话语作为一种文类第一个“模仿”层面描述材料，第二个“叙述”层面论证资料，最后一个辩证排列层面形成了一些决定着话语首尾相连的元逻辑形态的规则。于是在这样的话语生成结构之下，本没有必然逻辑联系的事实被以意识加以选择附上因果，本质上是一种诗性的行为，四个诗性语言类型在过程中发挥作用：隐喻、换喻、提喻、反讽。被广泛当作文学故事的“规则类怪谈”作为一种转义性更强的话语实践也拥有同样的话语构型。正如海登·怀特所说，一切话语实践都是反逻辑和前逻辑的，作为反逻辑，它的目标是解构一个给定经验领域的概念化，其硬化阻碍了鲜活的感知；而作为前逻辑，它的目的就是标示出一个经验领域，以便于逻辑引导下的思想对之进行分析。“规则类怪谈”正是通过在日常规则里插入反常逻辑的策略，首先拆解了“规则”形式的传统逻辑体系，破坏了其硬化感知，后又建构起新的逻辑体系，在总体上形成了一个寓言性的话语结构。四个诗性类型，前两个起到了拆解作用，而后两个起到了再建构的作用。

（一）隐喻阶段

维科认为，隐喻是人类将自己与不理解的自然现象联系起来的最初方式，在此基础上人类才能发展出推演逻辑。在叙事过程中，叙事主体对叙事诸要素的并列代表着一种既定秩序，如人们在看到飞鸟与墙两个要素并列时，将其与“自由”这个概念联系起来，但要素本身并没有必然因果，联系最初的产生可能是一个困于某处的人看到飞鸟越过高墙与自己相似，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飞鸟成为阐述“自由”这一整体概念的部分。“自由”作为一个被假定的本质，与其他要素的联系具有转义的性质，可以被取代建立起新秩序。在“规则类怪谈”中经常出现的学校、医院、家庭场景类似于福柯的精神病院，它们在漫长的建构中成为社会权力秩序的集中体现，是人类理性秩序的隐喻。其假定本质已经深深印刻于人们的思想中，逐渐被淡忘掉其最初建立于相似性的比喻，这种最初的相似在后面的换喻阶段被建立起更深层次的联系，成为难以打破的“事实”。“规则类怪谈”则使用互相违背的规则以及拥有多种阐释的答案消解这种既定秩序，其消解的不是规则本身，而是规则背后的权力秩序。

（二）换喻阶段

换喻即借喻，喻体与本体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在第一个阶段中，事物仅依托表面上的相似建立起联系。而在换喻阶段时，事物开始建立起更深的因果关系，涉及事物的本质。比如，中国古代用布衣代指百姓，体现了关于那时平民本质的思考，因为他穿布衣，所以他是百姓，构成了最基础的逻辑话语，代表事物开始以因果关系建立联系，但布衣与平民本身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对于这个换喻，其他国家未必能理解，它基于中国古代封建等级制度，先有贵族与平民的等级划分，才有布衣与绸缎以不同阶级建立起的对应关系。

“规则类怪谈”首先揭示了规则的本相，即其各要素之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随后又巧妙地运用另一套逻辑体系来搭建全新的话语体系。最出名的“动物园规则怪谈”以游客与员工守则组成，其中的组成要素与日常生活中普通动物园守则相同，如大象园区、猿类园区、海洋馆、狮子、山羊、兔子、保安站、员工、地图等，这些要素通常的组合方式是如游客游览完大象园区后请有序前往邻近的猿类园区，进入海洋馆时如果遇到问题可以向周围的员工寻求帮助。但是，“动物园规则怪谈”中的这些要素以互相矛盾的方式组合在一起，如员工守则第六条—本园没有海洋馆，如果你的同事肯定它的存在请马上停止对话，与海洋馆告示第九条—海洋馆存在，且不服务于任何组织的逻辑相违背。这些违背常理的规则打破了人们已经在日常生活中习惯的规则话语，形成陌生化效果，对立冲突的要素解构了“动物园规则”这一象征区域的秩序，将读者从对规则的惯习引向规则的诗性层面，预备建构一个文学性的规则。

二、规则话语秩序的再建构

经过以上两个阶段，传统的规则秩序被解构为多个缺少联系的因素集合，与人类的理解过程相背离。瑞士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发现儿童认知发展依次经历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人类最终会对事物进行整合编辑，建构起事物的关联，以达到理解世界的目的。对于思想发展来说，这些整体结构是必要的。海登·怀特也认为理解的过程是一个将“神秘的”需要理解的现象同化在已经被理解了的经验领域中的过程。

规则解构后亟待一个再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要素以另一种逻辑重新组建起一个新的经验领域，如果说传统日常经验上生效的规则制度是集权式现代性制度，那么“规则类怪谈”再建起的则是一种体现着多元现代性的话语场域。

（一）提喻阶段

意大利哲学家焦万尼·巴蒂斯达·维柯认为“提喻”是思想从最特殊的观念到最一般观念的运动，导致了部分向整体的提升。提喻是在认可存在不同于先前主体的整体这个观念下，再建立起事物之间的内在逻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每个部分的组合关系都从属于新整体的逻辑话语。

“动物园规则怪谈”的作者一开始只发布了“动物园游客守则”“海洋馆门口告示”“员工守则”“游客纸条”“海洋馆内部告示”五个部分，发布后网友们的猜想因信息不足存在不同，但大体承认一个框架：动物园有几方角逐势力拥有超越人类的能力。至于其中的细节如各种动物的相生相克顺序则是在承认大前提条件下，不同人根据自己的经验作出不同关联补充。这个大逻辑框架下的各事物都有了全新的意义，如“兔子”“大象”“山羊”不再是没有关联的动物，而存在迭代关系：人在受到不知名的污染情况下变成兔子，兔子混进大象园区成为大象，大象进入山羊园区抢夺黑色工作服员工的标有虚线的游客地图，被污染的游客和黑色工作服员工则变成山羊进入狮子园假扮白狮子，而真正的白狮子会帮助游客吃掉兔子。布迪厄认为：“‘纯粹’语言学秩序的自主性是一个幻觉，这种语言学秩序的确定是通过赋予语言的内在逻辑以特权才得以实现。”（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也就是说“动物园规则怪谈”本身并不会拥有一个自主性的内在逻辑，对文本的解读形成了一个“场域”，不同位置的读者根据不同的能力与资源角逐，每一方都在争夺自己话语的正当性，增强了文本的不确定性，丰富了文本内容和审美性。其体现了一种与经典现代性理论不同的多元现代性，前者假定现代欧洲发展而来的基本制度格局最终能推广至全世界，即全世界共用同一套制度体系。而后者产生于“二战”后，趋向结构分化的多元制度模式，暗示社会成员主动参与社会制度建构，现代性可以在不同民族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结构体系。“规则类怪谈”要瓦解的是经典“现代性”，其最终目的则是直面经典现代性引出的诸如官僚制度等现代性问题，寻求一种多元的现代性。

（二）反讽阶段

焦万尼·巴蒂斯达·维科对“反讽”的定义是：凭借反思形成貌似真理的谬误。海登·怀特认为在诗性预构的最后一个阶段，语言自身成为反思的对象，随着人类的发展，人反思语言时发现语言存在歪曲地呈现客观事实的可能，这时反讽出现了。反讽是对前面三个诗性建构的升华，代表人们认识到了语言的两重性，并有意运用语言的这个特性使语言超越它本身，变得具有寓言性质，并最终导致因果式历史的消解。

“规则类怪谈”即是反讽式的书写，“规则”变成了一个值得怀疑的对象，它所具有的全部权威和安全感都被消解为可以进行多种解读的寓言。在网络“规则类怪谈”创作热潮中，学校、医院、家庭、考场等场所高频出现，如海登·怀特说的那样，如果语言只是“事物”，本质上是不透明的，任何一种特定话语模式都不是根据它允许意识所说的东西得到确认的，而是根据它禁止意识所说的东西，说话是通过沉默领域而得以确认的一种特殊的压抑行为。规则是语言压抑非常严重的领域，“规则类怪谈”描写最多的场景是话语压抑最严重的领域，在这些反讽式的规则怪谈背后，值得探究那些“沉默”的领域想“说”些什么。

三、作为寓言的话语

海登·怀特在《当代文学批评中的荒诞主义要素》中清楚提出文学批评热衷于制定标准，确定特权读者的权威，要求文本神秘化。提升文本客体价值的方法之一就是结构主义与现象学一派，他们强调文学、语言与一般文化的“妖魔”本质，为荒诞主义奠定了基础。荒诞派否定文学和文学作品的特权地位，福柯热衷于证明每一种自认为自然的文化制品都是人为的。于是，荒诞派热衷于一切野蛮、犯罪的反社会现象，这些暴露文明阴暗面的批评是对温和的文明伪饰的反抗，以怪诞的方式指出文化问题。

“规则类怪谈”无疑是荒诞主义的，它们扭曲了规则生效场所的权威，暴露社会的荒诞。例如，在“拯救妹妹规则怪谈”中，“我”发现家人变得很怪异，爷爷声称妹妹会因他而死，而妹妹最终倒在血泊之中。在故事的解读中，可以推理出“爷爷”就是“我”，是“我”伤害了妹妹，妹妹执着地让我抓住爷爷带来的老鼠，实际上是不学无术的“我”身边的闲杂人等。在这则看起来荒诞不经的故事里，暴露出常见的家庭问题：家庭成员身上的恶习会对弱小的家庭成员造成伤害。在这类怪谈中暗藏着对家庭规则秩序的反抗，家庭存在的不成文的规则，如年幼者要听年长者的话，家庭成员之间要互相包容等，其被压抑的沉默领域暗含着弱小的一方不应该反抗长辈的伤害等意思。这些不被规则秩序中心权威承认的领域，只能以扭曲的面貌展现自己的存在，如这则故事中妹妹反复声称爷爷带来的老鼠会咬坏自己的裙子。同样的内容还有以学校、医院、职场、敬老院等为主题的怪谈，如“南海敬老院探视守则”透视了当下社会养老机构存在的虐待老人问题，“职场怪谈”则呈现出在高速发展的今天，个体在工作中遇到的压抑感。规则组合起来具有马克思·韦伯所说的“程式化的工具性”，它们导致了官僚体制和人的物化，使人们在现代社会感到孤独和焦虑，这种生活给人们带来的荒诞感迫使人们对现代性进行反思，重新去审视构成人们生活的诸多规则，进而发现其整齐严肃的背后暗藏着规则自身的荒诞。

经历了这四个阶段后，“规则类怪谈”打破了既往规则的话语权威，成了一种现代寓言。正如美国文学理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寓言与意识形态》中说的那样，寓言的情感映射过程是一个抽象的情感到具体的情感体验，它代表了所在地区的民族、政治等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经历的多种抽象且异样的情感，往往被转化为具象的情感体验，这些体验以异化人的规则为表现形式。这种独特的叙述方式和故事形式，使得处于共同文化语境下的读者能够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其中，进而引发移情效应，为读者带来深刻的审美体验。

本文系四川网络文学发展研究中心项目“网络文学评奖：网络文学评价体系的重要面向”（项目编号：WLWX-2023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