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山水诗歌之佛源浅探

谢灵运，我国晋宋之际著名的山水诗人，作为六朝时期的灵魂人物之一，亦被誉为中国古代的“山水诗鼻祖”。他精研佛学且有重要建树，思想贯穿儒释道三者之间，却以释家思想为归，观其诗文创作便可窥见一斑。本文将从谢灵运诗歌中的山水诗为切入点，探讨其中所蕴含的佛学思想，试图透过佛源更好地把握诗中之意、诗人之心，进而体会佛学思想在特定历史时期和文化背景下的解读方式，乃至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

一、关于谢灵运

六朝文人多如繁星，谢灵运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他的惊人才华、不羁个性，以及清新华丽的诗文，如同一道道绚丽的彩虹，点亮了他短短四十九年的生命旅程。然而，这道光芒穿越时空，持续照耀，影响了无数个四十九年。《南史·谢灵运传》评：“灵运才名，江左独振，而猖獗不已，自致覆亡。”这颗星夺目、璀璨而又令人惋叹，其人其作却在中国文坛熠熠生辉。

（一）时代所铸

“魏、晋、南北朝是自然主义特盛的时代，这时代足有三百多年，学术消沉，达于极点，但在思想上，却由儒学独占，而得到解放。”（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汉魏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混乱的时代，却孕育出独特的思想与文人。宗白华《美学散步》曾说：“只有这几百年间是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一定的社会政治、思潮背景决定了此时代思想风气的变化，“刘宋代晋之后，社会上尚玄之风仍然很盛，佛理与玄理合流成为南朝哲学的一大特征”（葛晓音《八代诗史》）。正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赵翼《题元遗山集》），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乏乱世，也正是乱世造就了各样多彩个性化的文人与文学作品。时代的脉搏在跳动，世人命运如浮萍般流离不定，为无常观和佛学思想的兴起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佛学思想也开始走进人们的生活，深入到了士大夫阶层。作为当时备受赞誉的“杰出的佛教诗人”，谢灵运与佛教的关系尤为密切。《高僧传》载：“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在谢氏的作品中，处处可见他对佛法义理的参悟和向往。也正是这样一个有着特殊政治面貌和特殊思潮的时代才孕育了有痴、有情、有性的文人，以及像谢灵运这样的大家。

（二）佛家因缘

首先，家族影响。汤用彤认为：“陈郡谢氏之名人，与佛教常生因缘。”（《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由《高僧传》《续高僧传》等佛典文献以及《世说新语》等文献可见，谢氏家族与名僧结交较多，谢鲲、谢安、谢万、谢石、谢玄、谢韶等皆与当时高僧有所往来。到了东晋南朝时期，自晋朝时期的谢鲲至南朝梁时期的谢举，谢氏家族前后八代几乎每代都有子孙与高僧结缘。可见，在魏晋时期，陈郡谢氏子孙绵延十余代，每代都有崇佛、尚佛、与佛家有因缘之人，甚至不少还与佛教高僧有密切交往。

其次，个人机缘。谢氏家族中，酷爱佛理、撰述可观且与名僧交往密切的，首推谢灵运。据张伯伟先生考证，在谢灵运的一生当中，与之交游的僧人有十四人之多。谢灵运对净土宗初祖—慧远大师敬仰已久，曾去庐山拜见远公。《高僧传》记载：“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慧远大师圆寂后，谢灵运作《庐山慧远法师诔》：“予志学之年，希门人之末。惜哉！诚愿弗遂，永违此世。”文辞恳切，表明“勤修净行”之心迹。除此之外，诗人还与昙隆、法流二位法师交往甚密，其《山居赋》写道：“苦节之僧，明发怀抱……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

综上所述，在时代思潮、家族影响与个人因缘等多方位条件的影响下，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注定与佛门有关。

二、山水诗之佛源追溯

罗宗强认为，“山水题材大量进入诗文，并且在反映山水题材时追求一种写实倾向，正式奠定了我国的山水文学的根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钟嵘《诗品》“上品”列诗人十一位，东晋以来只列谢灵运一位诗人，并评其为“元嘉之雄”。萧统《文选》收诗数量排第二的就是谢灵运，仅次于陆机。在《文选》诗歌所分的二十三类中，谢灵运占十类，由此可见谢灵运在六朝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说：“宗教和文学，好像一棵树上长出的两枝花，这两者之间本来就存在着彼此互相含纳的关系。”中国古代文人很多都与佛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皎然《诗式》言：“康乐公早岁能文，性颖神彻，及通内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诗，发皆造极，得非空王之道助邪？”“内典”即指佛学典籍，指出佛学对谢灵运诗歌创作的启发与助力。除此之外，不难发现佛学在谢灵运的诗文作品中，尤其是涉山水诗作中，体现尤为明显。

（一）顿悟为机—山水之象

谢灵运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弘明集》）这是从佛教治心而言，反映出谢灵运的思想固然复杂，但以佛教为统摄。“顿悟成佛”说对谢灵运的生活及创作实践都产生了影响。他曾对持“渐悟”说的孟顗说：“得道应须慧业，丈人生天当在灵运前，成佛必在灵运后。”（《南史》）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指出：“此所谓慧业，想必顿照之意也。”谢灵运与孟顗虽都信仰佛教，但在所持的义理观点上也有差别。在谢灵运遭遇挫折打击后，佛理的参悟无疑是一剂解药。此理常蕴含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是其此类诗歌的基本特征。严羽《沧浪诗话》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然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沈德潜《说诗晬语》谓谢诗“匠心独造”“时时浃理趣”。《古诗源》云：“山水闲适，时遇理趣。”“理”字常常出现在其诗中，如“感往虑有复，理来情无存”（《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茂林修竹诗》），“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石壁立招提精舍诗》），“虑淡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孤游非情叹，赏废理谁通”（《于南山往北山经湖中瞻眺》），“事为名教用，道以神理超”（《从游京口北固应诏诗》），“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入彭蠡湖口》）等。对于这些“理”的内涵有不同阐释，但联系谢灵运的主导思想来看，其中之“理”应为佛理，为悟道之机，与该《辨宗论》中所持的“理”大抵一致。

谢灵运的山水诗让自然景物带上了鲜明的生命色彩和佛学印痕，而不是进行简单的模山范水。他用灵性描绘自然，在赏悟山水之象中得理，其诗是景、情、理的统一。由此可见，我们透过谢诗不仅可体会到其中的艺术特色，又在理趣之余一窥其顿悟之机。

（二）净土为归—山水之境

所谓“净土”，是相对于众生居住的“娑婆世界”而言，是大乘佛法中的具有“美、乐、爱、觉”的极乐世界。净土思想的盛行起自东晋高僧慧远，世人尊称他为“远公”。远公隐居庐山，组建莲社，与当时一百二十三人共同发愿，往生净土。关于“净土”，佛典文献中均有记载，“清风时发，出五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是诸宝树，周遍其国”（《无量寿经》），“有七宝池，八功德水充满其中”（《佛说阿弥陀经》）。净土的种种奇妙美好的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加之无常观在时代土壤下生根，净土思想由此弘传开来，逐渐成为中国大乘佛教的一大特色。

慧远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不仅具有极高的佛学素养，又博综六经，精通佛法义理，道隆德盛。他推动了佛教中国化的发展，在当时亦受到不少文人名士的仰慕，谢灵运就是其中之一。“谢灵运负才傲物，慧义强正不惮，乃俱各倾倒。非其精神卓绝，至德感人，曷能若此。”（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由此可见，谢灵运对远公和净土有着甚深的敬仰与向往，净土思想也对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其诗《净土咏》曰：“法藏长王宫，怀道出国城。愿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净土一何妙，来者皆菁英。”其阐述了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和净土的庄严美妙。再如《山居赋》：“庶镫王之赠席，想香积之惠餐。”对于诗人而言，山水如一方净土，寄托了清净志向，是他向往之境，能让他面对自然，忘却烦恼。有学者提出，谢灵运并非空想主义者，他总是会将他的信仰付诸实践。在谢灵运的山水诗中，对日、水、树的描绘比较多，诗人将其净土的理论与修行实践转化到了山水诗的艺术形象的审美之中，因此诗中才会有不少关于清净、幽渺的境界的描写，这种境界与佛教中的“净土”几乎同源。

（三）般若为依—山水之魂

在大乘佛学中，“般若部”的地位十分重要，佛学经典及形成的各流派也无一不受其影响。“般若”，可释为智慧，即修习八正道、诸波罗蜜等，而显现之真实智慧。明见一切事物及道理之高深智慧，即称“般若”。菩萨为达彼岸，必修六种行，亦即修六波罗蜜。其中般若波罗蜜，即称为“诸佛之母”，因此可把它定义为“到达涅槃彼岸的最高智慧”。《大智度论》云：“般若波罗蜜是诸佛母。诸佛以法为师。法者，即是般若波罗蜜。若师在、母在，不名为失利。所以者何？利本在故。是故说：‘若般若在世，佛亦在世。’”魏晋士人援佛入玄，佛教般若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玄学的影响。实际上，两者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般若学以其“缘起性空”的理论，成为中国化般若学说形成的标志。在般若空性要义指导下的谢灵运，自然在佛学解义的基础之上形成了对诗歌创作的经验以及对山水描摹的独特感受，如“真知者照寂，故理常为用，用常在理，故永为真知”（《辨宗论》），“遗情舍尘物，贞观丘壑美”（《述祖德诗二首》其二）。谢灵运认为，用般若空性观照，才能抵达物我同忘的境界，才能欣赏山水韵味。以“照寂”之理观照万物实相，以“遗情”之心体悟自然之美。除此之外，其山水诗中还多次出现“空”“无”等字，如“海岸常寥寥，空馆盈清思”（《游岭门山》），“徇禄反穷海，卧疴对空林”（《登池上楼》），“洞庭空波澜，桂枝徒攀翻”（《石门新营所住》），“虚馆绝诤讼，空庭来鸟雀”（《斋中读书》），“空翠难强名，渔钓易为曲”（《过白岸亭》），“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入彭蠡湖口》）。可见，其山水诗常有对自然山水观赏洞照的境界。只有体悟“真空”之境，才能领会“妙有”之味。“出谷日尚早，入舟阳已微。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清幽的山水，夕阳的余晖，皆乃因缘和合，“虑澹物自轻，意惬理无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诗人敏锐的感知力与觉知力相辅相成，将景与境融合，建构山水诗之魂。“敬拟灵鹫山，尚想祗洹轨”（《石壁立招提精舍诗》），诗人遥想世尊灵鹫说法，“禅室栖空观，讲宇析妙理”（《石壁立招提精舍诗》），研习佛法，修习空观，将对净土世界的向往愿景化于诗歌之中，让山水具有灵魂与审美，般若空性之思尽现其中。

佛教认为诸行无常，应以“缘起性空”观人我及世间万物，“一随往化灭，安用空名扬”（《庐陵王墓下作》），“挥霍梦幻顷，飘忽风电起”（《石壁立招提精舍诗》），“水性本无泡，激流遂聚沫”（《维摩经十譬赞·聚沫泡合》）。世间一切事物皆在变化之中，谢灵运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政治上的失意、人生中的挫折都使他深深体会到世事的无常。他熟知般若空观的思想，因此用“空”去观照古今，透过顿悟之机契入山水之象，透过净土信仰来领悟山水之境，又透过山水之魂来获得心灵慰藉。

谢灵运通过对佛法修学的参悟和佛理的实践将山水化于自心，达到了山水诗与佛源的互融，为后世诗坛与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借鉴。“常论康乐情深，而多爱人也。惟其多爱，故山水亦爱，友朋亦爱。”（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倘若能透过诗人之心、诗人之情，将这份至真至纯之义应用于当下的生活，定能在这浮躁的凡尘俗世之中守得一片精神的桃花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