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与固守：《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叙事者矛盾的性别态度

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采用叙事者第一人称视角，讲述了一位南方格里尔生家族最后的贵族小姐艾米丽对抗社会对女性的规训和社会变革的故事。然而，从叙事者措辞、语法、修辞三方面来分析时，可以发现叙事者其实在代表城镇说话，避免发表任何有损南方文化形象的言论，导致了艾米丽这一女性形象的失语。这种叙事手法使得叙事者与作者产生了一定的距离，模糊了作者的立场，拉近了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同时还保留了文学视角相对的客观与理智，丰富了文本阐释的可能性和审美价值。

凯特·米利特在《性政治》中，从本性、教育、家庭三个维度剖析性别气质，主张性别差异并非由先天因素决定，而是由后天文化塑造。她认为传统性别角色观念将女性局限于家庭内务和育儿，将男性职责延伸至社会成就。实际上，这种角色分配与生物学基础无关，而是社会力量强加的，构成了父权制社会的文化与思想基础。

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叙事者看似塑造了一个反抗传统性别角色的女性形象艾米丽，实则通过其措辞、语法和修辞可以窥见叙事者将艾米丽矮化、物化，将艾米丽抽象为叙事者表达对逝去南方旧贵族文化的讽刺性媒介。叙事者矛盾的性别态度使其与作者保持距离，这让叙事过程更具客观性，从而打破叙事者个人经验的视角局限，引导读者思考美国内战后的个人、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呼吁美国南方人要积极摆脱旧文化的桎梏，正确面对社会变革与新旧文化交替带来的精神困境与生存危机。

一、叙事者的措辞

在情节构建上，叙事者塑造了一位不屈于当时社会为女性性别角色所施加的种种限制、敢爱敢恨的女性形象，同时对艾米丽受到的以父亲为代表的父权制社会的压制、攻击进行了批判。一些评论家认为：“短篇小说中的艾米丽小姐实际是叙事者眼中的艾米丽小姐。”（露丝·沙利文《〈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叙述者》）他们关注到了叙事者的特殊性，但并未分析该特殊性与叙事者对艾米丽性格塑造的态度之间的关系。因此，深入分析叙事者的措辞，能够更全面地把握文本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以及叙事者的言外之意。

在艾米丽追求荷默时，尽管镇上其他人都认为艾米丽的行为过于出格，艾米丽仍然会昂首走在街上，不在乎小镇人用传统的不合理的标准要求自己，勇敢追求爱情。然而，叙事者在开篇对艾米丽房子的描述却暗含了其对艾米丽与男人关系的讽刺：“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译者删去了原版中“stubborn and coquettish”（顽固又妖艳）的描述，这里其实应该译为“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且顽固又妖艳”。这两个词在翻译时并不应该删去，因为“顽固又妖艳”显然与“轻盈气息”相矛盾，必然蕴含了叙事者的表达。“coquette”在1933年《牛津英语词典》中的含义是“用技巧获得男人的钦佩和喜爱而不打算对所激起的感情做出回应的女人”。叙事者使用这个词透露出了其对艾米丽房子引人注目的理解—这个房子宛如一个渴望男人的女人，用着虚假的手段试图吸引男人的注意和爱慕。叙事者的措辞与其所讲述的艾米丽大胆追爱的故事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其对女性性别角色的矛盾态度。

艾米丽的身材与容貌在父亲在世时、父亲离世后，以及情人离开后这几个不同阶段都发生了变化，叙事者着重描写了她的铁灰色头发，直到她去世时“还保持着那旺盛的铁灰色，像是一个活跃的男子的头发”。这里，叙事者用这一头铁灰色的头发象征艾米丽旺盛的生命力，她挑战社会要求女性相夫教子、温柔得体的固有看法。尽管叙事者用男子的头发来对比艾米丽的头发，这看似受限于传统的性别模式，但这种对比仅出现一次，且仅作为补语形式修饰主语，因此可以理解为叙事者在外貌方面对艾米丽的活力进行了某种程度的赞扬。然而，当代表们要求艾米丽缴税时，叙事者对她的体型进行了这样的描述：“她的身架矮小，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是丰满的东西，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原文中“丰满”用的是“plump”，“肥大”用的是“obesity”。在1933年《牛津英语词典》中，“plump”的意思是“圆润的；皮肤撑得饱满的；好的；完整的”；“obese”的意思是“把自己吃胖了；非常肥硕的、多肉的”，这个词是中性词，描述了一种脂肪积累和储存的状况。叙事者通过这两个词语的对比，暗示了对女性外貌的传统评价标准—令人愉悦的胖是“丰满的”，而不讨喜的胖则是“肥大的”。这一措辞体现了叙事者在女性性别角色上的固有观念，即女性的外貌应当符合社会期待并取悦他人。

二、叙事者的语法

在文学研究中，分析语法特征是一个重要的视角。文学作品常常通过陌生化的形式增加其文学性，因此关注文学作品中的形式特征对发掘文本细节与叙事者意图至关重要。

叙事者使用副词“只有”（only）一词，将所有女性简化为一个判断力较弱的群体。沙多里斯上校编造了一个理由，声称艾米丽的父亲曾向镇政府贷款，作为回报，镇政府愿意通过免除艾米丽的税款来偿还这笔债务。叙事者评价道：“只有沙多里斯一代人以及像他一样头脑的人才编得出来，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叙事者将女性群体形象窄化为判断能力、社会经验低下的一类人，这与女性只需要会做家务，家庭外部的事务无权干涉的传统性别角色相符合。小镇居民也认为：“艾米丽小姐和像她一类的女子对什么年轻男子都看不上眼。”叙事者使用表达“像……一类”（such），再次将她归入为女性传统性别气质中，漠视艾米丽的独特性。叙事者并未真正支持艾米丽对抗传统性别角色，而是通过特定的形容词和副词，将她窄化为一个被社会矮化的群体中的一员。

从语法角度来看，叙事者不仅剥夺了艾米丽独特的性格，还剥夺了她表达自我的权利，将她置于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叙事者最常使用的代词是“我们”（we），这种写法反映了福克纳作品中常见的“社区意识”（sense of the community）。在《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叙事者频繁使用“我们”一词表达小镇居民的认知与思考，缺乏对艾米丽语言和心理的描写，将艾米丽置于他们的集体评价之下。

艾米丽与荷默的关系的任何进展都在小镇人和叙事者的观察之下：“起初我们都高兴地看到艾米丽小姐多少有了一点寄托，因为妇女们都说：‘格里尔生家的人绝对不会真的看中一个北方佬，一个拿日工资的人。’”通过使用“我们”这一表述，叙事者将艾米丽的个人喜好抹去，只将她视作格里尔生家族的一员，而非独立个体。居民们要求她即使在父亲去世后也要保持“贵人举止”，并且不允许北方佬进入她的家族。这种“社区意识”将艾米丽变为家族的象征，作为“贵人举止”的附属品与牺牲品。“我们”不仅代表了叙事者和小镇居民在内的社区意识的发声者，也代表着试图在讲述过程中将读者纳入社区意识的召唤者。通过重复“我们”一词，叙事者试图让读者信服其言论，认同他所描绘的艾米丽形象，视艾米丽为“贵人举止”的活招牌。然而，正是由于这样一个以第一人称叙述的短篇小说中频繁出现的代词“我们”，使得这一代词被前景化，引起读者的注意，暴露出叙事者固有的传统性别观念。因此，叙事者并非真正关心艾米丽的悲剧命运，而是在评论小镇的发展趋势。

三、叙事者的修辞

叙事者在故事开头描绘了艾米丽小姐去世时的情景，称“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纪念碑倒下了”原文为“fallen monument”，象征着过去荣耀的终结。“纪念碑”这种抽象的词语，在19世纪欧洲文化的现代感知中，显得缺乏生气。与威廉·福克纳同时代的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说过：“那些抽象的字眼简直就是肮脏下流。”因此，威廉·福克纳将艾米丽与纪念碑相联系，暗示小镇居民对她的尊重是形式上的，并非发自内心。在原文中，这一短语以介词短语形式出现，作为主语的附属物，表明艾米丽被视为无生命的对象，被他人凝视。

荷默的失踪是小说中最具神秘色彩的情节，伴随着反复提及的“奇怪的气味”。尽管居民们掌握了许多线索，但他们未能察觉到艾米丽的谋杀行为。居民们知道奇怪的气味是在荷默离开后出现的，闻起来像动物尸体的味道，也了解艾米丽的父亲对她的压制，但他们为何没有怀疑艾米丽呢？

在小说中，气味共出现四次。第一次，叙事者提到艾米丽的隐居生活始于她被情人抛弃，小镇妇女认为房子散发奇怪的气味是黑人男管家不会打扫所致。叙事者将这种气味与贵族生活联系起来，认为这气味是“芸芸众生的世界与高贵有势的格里尔生家之间的另一联系”。第二次，斯蒂芬斯法官将气味与动物尸体的气味联系在一起。第三次，四个男人来到艾米丽家撒下石灰，几周后气味消失。此时，叙事者并未解释石灰如何消除气味，反而集中描写居民对艾米丽的同情，认为她是父亲控制的受害者。第四次，叙事者回溯了购买砒霜、购买银具、荷默消失、艾米丽隐居、艾米丽久坐窗前等一系列时间混乱的情节片段。叙事者不惜重新安排时间顺序，也要将买老鼠药、荷默的失踪、艾米丽的隐居和气味联系在一起，却又不对这件事发表评论。居民们对这些事件的看法也并没有将气味与艾米丽可能杀害了荷默联系起来。最后一次，当居民们强行打开那间封闭多年的房间，闻到屋内的酸味，发现男式银底盥洗器具早已失去了光泽，把领带拿起来时“尘土的表面留下一弯淡淡的月牙痕”，荷默所剩的肉体“已经在破烂的睡衣下腐烂”。尽管艾米丽杀害荷默的证据已经如此明显，但小镇居民还是没有将二者联系起来，这不禁引起读者的怀疑。诚然，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叙事者不希望直白地指出艾米丽的谋杀行为，留给读者自行探索的空间。然而，叙事者的叙事安排似乎无意中透露了他对这一谋杀的回避态度。这股奇怪的气味引人注意又逃脱怀疑，与叙事者拒绝和回避艾米丽谋杀问题的态度之间就构成了明喻的修辞手法，奇怪却不被怀疑的气体是本体，叙事者的回避态度是喻体。这种修辞手法，解释了为什么读者会认为叙事者和居民在试图打破传统性别角色的同时也在坚守它，也解释了叙事者在叙事过程中不断进行插叙的原因。

在这种“选择性失明”（伊塞克·罗德曼《讽刺与孤立：福克纳〈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中的叙事距离》）的认知框架下，艾米丽既是胜利者也是失败者。她“赢了”，因为她成功逃脱了谋杀罪名，镇上的人将她视为偶像；但她也是失败者，因为她同样被偶像化，成为居民们宠爱的怪人，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失意者。伊塞克·罗德曼的分析仅从美学角度出发，解释了叙事者模糊不清的叙事造成了具有喜剧讽刺意味的混乱。虽然他并没有进一步分析这种形式对小说理解上的贡献，但证实了叙事者视角的不可靠性和叙事多元化解读的可能性。正是在叙事者的观察中，奇怪气味如此引人注目又不被居民怀疑，与其可以掩饰艾米丽杀害荷默的意图之间存在相似性，使得文字之间产生了明喻的修辞效果。刻意回避的气味和叙事者的真实意图产生强烈的关联，叙事者在其中的突出地位被前景化，由此引导读者解读出叙事者隐藏真实意图。

从标题就可以看出，《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是对艾米丽的颂扬。然而，细读文本，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充斥着规训女性、矮化女性的声音，塑造了一个看似勇敢却依旧受限于传统性别观念内的女性形象。从情节层面来看，叙事者似乎站在艾米丽的立场，对她不幸的命运表示同情，赞扬她的勇气，并铭记她的精神，为她对抗传统性别角色的束缚、延续美国南方贵族传统精神发声。但从语言的内部层面（措辞、语法、修辞）来看，叙事者又代表了小镇居民的视角，剥夺艾米丽的话语权，不在乎艾米丽的行为动因、悲剧命运、个人意愿，只关注南方贵族的尊严是否得以保存。这种叙事者与叙事方式保持了与作者的距离，将读者引领至一场伽达默尔所阐释的游戏情境之中，保持了文学视角的客观、理性和独立性，让不同时代、不同年龄阶段的读者都可以尝试解读文本背后的深层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