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1世纪乡土小说选本的编纂

从选本角度出发，本文梳理了乡土小说编纂的延续与新变，呈现出多元化的面貌，同时分析了选本对21世纪乡土小说史的建构意义，并且展现了21世纪乡土小说创作的新图景。此外，这一时期选本的编纂也显露出选家意识增强、空间焦虑明显的特征。

一、乡土小说选本的发展

“乡土文学”最早的概念定义出自鲁迅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的导言：“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心中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为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从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在选编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时，鲁迅就敏锐发现作家不约而同地将笔触指向了故土，因此他定义“乡土文学”是“侨寓者”因乡愁而创作的文学。所以从最开始，“乡土文学”就与选本结下了深厚的因缘，但这一时期的选本还是以综合类大系为主，没有专门编选某一流派的选本出现，乡土小说的作品还是分散在各个选本之中。

20世纪40年代，“五四”以来带着鲜明地域特色的“乡土文学”概念继而被“农民文学”或“农村文学”等时代特征明显、阶级意识强烈的概念而取代。20世纪50到70年代阶段，国家对农民读物的出版非常重视。1963年3月，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农村文艺读物委员会；1963年11月，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由该委员会编选的《农村文学读物丛书》，包括三本短篇小说集和一本报告文学集。但这些面向农民读者的丛书所选作品并不都是关于乡土文学的，还有一些其他题材的作品。除了丛书，这一时期的选本多以全集、文集和选集的形式出版，如《鲁迅全集》《茅盾文集》《鲁彦选集》，因此“乡土文学”一类的作品就分散在了各个丛书和作家的作品集中。

20世纪80年代，关于文学的出版有了很大变化，多了各类文学丛书的出版，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创作选》系列丛书。有关乡土文学的作品选也随浪潮出现，如1982年宝文堂书店编辑出版的《农村短篇小说选》，1982年《人民日报》文艺部编选、北京出版社出版的《水东流—〈人民日报〉农村题材短篇小说选》，1986年浩然编选、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农村小说大观》。另外，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乡土》尤其值得关注。刘绍棠在这一阶段提出“乡土文学”的主张则带有从政治中挣脱出来的意图。自此，“乡土”这一名称又重新回归，“农村题材”的称呼逐渐没入了历史浪潮。

20世纪90年代，文化发展进入相对多元的环境，所以各类选本编选更是百花齐放，更具选家个人的眼光与特色，如《逼近世纪末小说选》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末年轻人所彰显的民间文化的生命力。乡土文学的选本也更加多样，如1993年金汉选评的《新乡土小说选》（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6年刘绍棠与宋志明合作推出的《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1997年乐齐主编的《鲁彦小说精品：乡土小说的拓荒人》（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到了21世纪，乡土小说的选本则更加系统，不仅有对乡土文学重要作家的文集汇编，如凌宇编选的《沈从文·乡土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还有按照地域编选的乡土小说批评集，如向荣所著的《四川乡土小说论》（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各大出版社更是纷纷以乡土小说选本或21世纪第一个十年选本为选题，并邀请著名文艺评论家进行编选，这样的双向选择是出版社应对信息时代作出的改革，也是编选方通过编选来表达自身立场、乡土文学观和小说批评观。

二、21世纪乡土小说选本的多元探索

首先，是侧重文学史建构的选本。自刘绍棠与宋志明于1996年合作推出《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农村读物出版社出版），时隔十六年，农村读物出版社又邀请白烨主编并隆重推出了《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中国乡土文学大系》分为现代卷和当代卷两部分，各自又按照小说集、散文集、诗歌集、理论集进行汇编，可见其在编选划分上受到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的一定影响，力图全面系统地呈现乡土小说面貌，彰显“大乡土文学观”。相比于前者，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更侧重于乡土小说的演进与发展脉络，只收录了小说作品。白烨在大系中划分出三个时期：第一，新时期阶段的作品重点描绘农村新人的烦恼与困惑，并且从传统的写实现实主义过渡到文化批判与文明回思，主要以寻根文学为代表；第二，20世纪90年代这个阶段，整体创作内容和形式都非常丰富，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质量达到了高峰，如陈忠实的《白鹿原》由乡土出发反思历史、反思传统；第三，21世纪这个阶段，作家的个性化更加凸显，通过多样化的叙事与多元化的观念来记录生活画面，如夏天敏的《好大一对羊》以寓言方式书写农民的日常。

其次，是倾向于“读”的选本。虽然选本总是力图以尽量少的篇幅选择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但是选本之“选”，不仅体现在“选”上，还体现在阅读上。所以和具备构筑文学史秩序功能的选本，即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不同，郑电波编选的《中国乡土小说名作大系》（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的主旨是：不仅能让热爱乡土文学的爱好者喜欢，还能让更多的农民兄弟读到，使他们了解自己的生活，了解农村的变化，关心自身的命运，以及关心社会的变革。编选初衷更多是“读”，所以这套大系没有收录长篇小说，只收录了中短篇小说。但是从编选的前言中，我们可以发现郑电波也划分为三个时期，即新时期文学阶段、20世纪90年代文学阶段和21世纪阶段，收录了1977到2012年的作品。其与白烨的整体分期一致，只是二者因出版时间和编选体量不同，导致在时间节点的选取上略有差异。诚然，以十年为期进行文学演进的考察可以算作是一个恰当的时间段，它综合了年度选本及时反映的特点，能较为快捷地呈现一个时段的文学发展，又能兼具文学传播和经典化的功能。

21世纪出版的综合类选本同样以十年为期，试图梳理第一个十年的整体文学面貌。例如，新世界出版社于2012年出版的《全球华语小说大系》（张颐武主编）和上海文艺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的《新世纪小说大系》（陈思和主编）。这两套大系都编选了乡土卷和底层卷，但前者是将二者汇成一卷，即乡土与底层卷，由徐勇编选；后者是单独成卷，由李丹梦编选乡土卷，黄平编选底层卷。比较所选篇目，毕飞宇的《玉米》被选入了黄平编选的底层卷，同时也被白烨编入《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的第三卷。李丹梦在乡土卷的序言里也提到了这篇小说，可见底层小说和乡土小说存在交集关系，底层包含了处于农村官僚体系下的弱势农民群体，也包括进城之后处于边缘群体的民工，所以乡土与底层的互相渗透已经成为21世纪乡土小说突出的表征之一。除此之外，李丹梦还指出这一时期的乡土小说创作有与生态相结合的趋势，而且方言的涌动和风景画的锐减构成了这一时期乡土小说创作突出的体征标记。

最后，是凸显审美意识的选本，即2023年山东城市出版传媒集团济南出版社出版的《百年乡愁：中国乡土小说经典大系》，张丽军在编后记中谈到这套大系能“让读者、研究者在美文的诗意流动中获得对千年中国乡村文化根性的了解”，是“乡土中国的抒情诗”。同时，这套大系还具有强烈的经典意识，每一册的标题都突出了经典作家的作品，如《狂人日记—鲁迅乡土小说》《为奴隶的母亲—“左翼”乡土小说》《小鲍庄—当代沪浙乡土小说》《桔梗谣—当代东北乡土小说》，而且按照时间线梳理了百年来中国乡土小说的历史流变，并兼顾地域色彩，展现了不同地区的文化，为读者提供了百年乡土中国心灵史的文学路线图。

小说选本具有时代的互文关系，所以21世纪乡土小说选本编纂原则的多元性也体现了21世纪文化语境下乡土小说的外延和内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丁帆教授的观点为例，其题材大致应在如下范围内：其一是以乡村、乡镇为题材，书写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生活；其二是以流寓者（主要是从乡村流向城市的“打工者”，也包括乡村之间和城乡之题材）视角书写工业文明进击下的传统文明逐渐淡出历史、走向边缘的过程；其三是以“生态”为题材，书写现代文明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后，丁帆又进一步指出：“乡土外延的边界在扩张，乡土文学的内涵也就相应地要扩展到‘都市里的村庄’中去；扩展到‘都市里的异乡者’生存现实与精神灵魂的每一个角落中去。因此，中国城市中的移民文学无论从其外延还是内涵上来说，都仍然是属于乡土文学范畴的。”（丁帆、傅元峰《当我们把人和人性化为上帝之时—丁帆教授访谈录》）也就是说，打工文学或者说部分底层文学也应该纳入大的、广义的“乡土文学”的范畴。

三、选本编纂中的空间焦虑

21世纪以来，作品创作数量剧增，但是一个选本的篇幅总是有限的，这就造成了同一“选源”选本的多个品种出现，如上文所分析的五个选本。除了大系一类的选本，年度选本中也选入了乡土文学作品，如李建军编选的《2001短篇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中共收录三十三篇短篇小说，五篇为乡土小说，即范小青《医生》、田夫《一票》、陈忠实《日子》、迟子建《换牛记》、苦金（土家族）《哦，沉香木》，近六分之一的占比，可见乡土小说的创作数量之多以及认可程度之高。除此，长江文艺出版社、漓江出版社、花城出版社也都出版了同类文学选本。的确，没有多部选本的容量，不足以包含骤增的“选源”，所以选本的相似或重复出版则是选本编纂中空间焦虑的表现之一。

选本的“选源”来自各个选刊，整理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第三卷下册收录作品的出处，可以发现作品大多来源于《人民文学》《当代》《芳草》这样的老牌期刊，或是《上海文学》《北京文学》一类由当地作协或文联承办的核心刊物，少有地方性的小刊。但是21世纪受到“选刊趣味”的影响，众多期刊纷纷增出选刊，比如《北京文学》于2003年增出了《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这就导致文学期刊的编辑策略也倾向“名家”效应，而从选刊作品中筛选的选本也会受到影响。

将白烨主编的《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第三卷，李丹梦编选的《新世纪小说大系（2001—2010）·乡土卷》和徐勇编著的《全球华语小说大系·乡土与底层卷》三部乡土小说选本所收录的21世纪作家作品数量作比较分析，见下表：

其中，莫言、贾平凹、迟子建的作品都被白烨多次选入《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1979—2009）》中，他们是毋庸置疑的乡土文学大家。孙惠芬在20世纪80年代才开始创作，她用丰富的生活经历以及细腻的女性视角绘制出了当代新乡村的精神版图。其他被选入两篇作品的作家如毕飞宇、陈应松、李锐、范小青、乔叶、刘震云，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在文学界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的选择则是空间焦虑的另一种表现。正如徐勇所指出的，思潮流派作品选的空间焦虑不仅有入选作品的重合问题，还有代表作家的选择问题，而且二者之间往往并不总是关系一致的。

所以，选目的重叠与重叠率的高低，是选本编纂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选目重合率高，说明各个选家的“共识度”高，那么选本自身的独特性就得不到体现；但是选目基本没有重合，如表格中只有贾平凹的《秦腔》和温亚军的《成人礼》两篇被重复选入，这说明选家的个人意识非常强烈，像是徐勇就偏向选入“底层乡土小说”，所以选目重合率低又会导致选本像在“自说自话”。因此，当代表作家被确认后，其代表作品又要如何选定也值得我们探讨。但这也是文学史编写和选本编纂的不同之处，文学史更偏向厘清文学发展的脉络，而选本则具有丰富的文学现场细节。

本文系2024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项目（硕士）“21世纪乡土小说选本研究”（项目编号：KYCX24_2481）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