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世界中的本真探寻

作为2013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与“当代契诃夫”，艾丽丝·门罗的小说备受中外学者关注，尤其是她的叙事艺术、女性思想和日常书写，如沃尔特·R·马丁的《艾丽丝·门罗—悖论与平行》，贝弗利·J·拉斯波里奇的《两性之舞：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艺术与性别》，以及丁林棚的《门罗小说中的日常生活和加拿大民族性》。的确，艾丽丝·门罗善于结合自己的经历，细致书写平凡女子的成长与细碎生活，并将作品中的主要时间和地点设为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加拿大小镇。然而，我们还应关注到，她是要在生活中借助女性视角来思考每个人的自我觉醒、依循自我的存在方式，以及自我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矛盾等本真话题。正如凯瑟琳·谢尔德里克·罗斯在《艾丽丝·门罗：双重生活》中所言，艾丽丝·门罗的作品之所以闻名于世，是因为她以真诚的私人情感和深切的同情进行创作，为平凡生活赋予魔力，让读者在真挚的叙述中发现女性内心最深处的自我，如《逃离》中的主人公卡拉在逃离一成不变的原生家庭时，留下“我总渴盼一种更为本真的生活，我知晓你难以理解这一切”的字条。

本真（Eigentlichkeit）由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明确提出，是指人是其所是，与非本真（Uneigentlichkeit）相对。研究艾丽丝·门罗作品中日常与本真关系是为了探究艾丽丝·门罗作品的真正问题域，理解艾丽丝·门罗思想的内核，也是为了研究艾丽丝·门罗写作的文学史意义和当代存在价值。

一、生活世界对本真的催发

西方传统作家多书写伟岸英雄的崇高事迹以及宫殿与战场的场景，直至资产阶级兴盛的18世纪，“‘世俗社会’的元素进入了艺术和哲学”（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小人物”的出现成为西方文学史中的重要事件。以艾略特、乔伊斯、贝克特等人为代表的现代主义作家弃置了典型人物、环境与特征的塑造，开始描摹日常生活的凌乱、荒芜与琐碎，但他们大多对日常存在持批判态度，并寄希望古希腊式或牧歌式那样的有意义的生活。换言之，他们并非与传统作家一般，而是用一种更具意义、精神与秩序的高贵生活，来轻视日常存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艾丽丝·门罗的日常书写有特别的意义。她的众多小说发生于极其普通的小镇、家庭中，也在切菜、除草和照顾孩子等日常杂事中逃离、返回与打转。可以说，她并不期许一个遥不可及的彼岸世界或超越世俗的精神世界，而是认可与承受日常的生活世界，也在这一世界中深入思考现代人的存在。她知晓人们为日常生活所困，也时时刻刻置身于其中，从中获取所需的房屋、食物、知识、经验与各种关系，在其中交流、学习、劳作并度过自己的一生。日常构成人生的源泉、场域与内容。所谓的高尚世界与活动不能与日常生活分开，而要在日常生活中发生。日常生活是人类生产所需要的一切事物的总和。海德格尔亦曾强调“此在分析在最初恰恰不应从某种差别相入手，而要从日常生存的平均状态或无差别相入手。正因为日常生存构成了此在最切近的生存方式”（《存在与时间》）。

艾丽丝·门罗笔下的人物在父母的呵斥、夫妻间的陌生以及周边人的评头论足中，依然认真地生活着。然而，这并不表示他们是行尸走肉或人云亦云地度过自己的人生，而是在与他人、器物的打交道中，逐步地萌发自我意识并产生探寻自己人生的祈盼。《好女人的爱情》中伊内德的父母对她的护理工作充满偏见：对男人身体了如指掌必将致使男人偏颇地看待护理女孩，毁弃她成为好女人的可能，“护理工作会让女人变得粗俗”，护理应该等待婚后才可着手去尝试。她却不愿听从父母的安排，而是出于对护理工作的热衷，投身于照顾病人的事宜中。在该小说中，艾丽丝·门罗笔下的角色甚至意识到，他人的意见与命令有时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尤其是当这些意见与命令与个人意愿相违背时。在被父母劝说不要嫁给农夫之后，伊内德以“这些都是疯狂的想法”表示拒绝，并选择了农夫鲁佩特作为自己的丈夫。即便后来得知鲁佩特是杀人犯，她也坚守自己的选择，没有离开他。

弗洛伊德曾指出，人们因为畏惧父亲的权威，往往会抑制自己的期望和欲望，采用一个社会性自我来生存。然而，艾丽丝·门罗的叙事却表明，他人的反对与威严有时反而可能成为个人探寻自我及追求自我生活方式的催化剂。在某种程度上，为了达至与实现本真，人也需要与许多常见相背离，尤其是女性。“一般意义的‘妇女’承担着全部日常生活的重负；她们受到日常生活的约束远远大于‘男人’。”（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幸福过了头》中的索菲亚在数学领域具有天赋与兴趣，获取数学界最高奖项勃丁奖，得到众人的赞许，在明亮高雅的房屋中发表了演讲。然而，她的工作请求却被无情拒绝，那些人甚至认为雇用一只受过训练的黑猩猩更划算，她也不被大科学家的太太们所理解，只被视作一只通晓多种语言的鹦鹉，或者某些天才儿童。只不过种种的不解、质疑与阻挠，对于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索菲亚来说，都只会进一步激发她的反抗精神，使她更加坚定地捍卫自我，抗争不公。她亦在勤勉、努力与不屈中成为世界上的第一位数学女博士、第一位女教授与第一位科学院女院士。《伊达公主》中的母亲同样表现出“怪异”，她决然地背离家庭主妇这一传统身份—“家庭主妇沉浸在日常生活中，被日常生活淹没；她从来都逃不出日常生活，除非她待在非现实的世界里”（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而趋向社会妇女。该母亲执着地参加有知识素养的聚会，厌恶低俗娱乐的社交，敢于抛头露面，在报刊上刊发文章议论教育、宗教与地方治理等问题，开车前往各处售卖百科全书。诚然，她的行为给她和她的女儿带来了亲戚和邻居的闲言碎语，甚至是尴尬与羞辱，但这丝毫没有动摇她投身社会事务的决心和行动。自幼年起，她就在哥哥的虐待、母亲的去世以及父亲粗暴干涉她求学决定的过程中，逐渐培养和坚定了自己的意识。年仅8岁的她就穿着男孩的鞋走遍乡间，发放《圣经》，保持对世界的兴趣，后来她也毅然违抗父亲的意志而离家前往学校。“母亲没有放弃任何事情。我们知道，母亲的目标，虽然有时会有一点儿模糊，或者转移，她仍然保持着更年轻的自我，奋发而充满希望。”该母亲这一系列与世俗常见唱反调的“怪异”行为，身体力行地实践着海德格尔的本真观点，当一个人放弃其所不是，就会成为其所是，这必然伴随着自我本质的顿悟前的长时间的精神压抑与拉扯，以及为了维持个人本真而反抗充满权威与意志的生活世界的强大勇气。

二、生活世界对本真的环伺与压制

艾丽丝·门罗也清晰地认识到并非所有人都如伊内德、索菲亚与“母亲”般，秉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并敢于抵制和行动，大多数人在他人的持久影响与周边的非议中，放弃自我而用他人构成自身。海德格尔早已指出与他人共存这一存在本质，致使人们在现实中难以实现本真，人们不仅时时被他人侵扰，还要接受普遍常识或共同观念以消除自己与他人的差别，来与他人交谈、共事与生活。德里克·阿特里奇也提出当个人的精神世界采用了普遍的既定模式，那么人的主观自我就会因为累积效应的影响而发生改变，甚至有可能就是由他者创造。《乌德勒支的宁静》中有两位出生在朱比利小镇的普通女孩—海伦与麦迪。海伦不畏流言蜚语，勇于走出小镇和母亲的阴影；而麦迪则遵循姨妈们的观点，认为有责任感的儿女应为身患重病的父母放弃一切，因此在大学毕业后选择留在家乡照顾母亲。数十年照顾脾气极差的母亲与最后放任母亲病情恶化的经历，既导致麦迪无法拥有自己的人生，也造成她在其母去世后仍旧活在阴影中，难以寻到属于自己的道路。她始终为亲戚们的流言与内心的羞愧所折磨。

亨利·列斐伏尔曾指出，日常生活的整体化特性促使每项人类活动，在形成确定的社会实践形式后，都必须转化为普遍适用的模式。而且，他人或日常生活的影响、侵入，并非强行或一次性的，而是不间断的、温和的，假以普遍和正义之名。正如亲人们用家人身份和责任劝诫麦迪，小镇上的人以风俗规劝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她曾用现代精神病学反驳过姨妈们的传统观念，但其潜意识又显然认可或无力反驳陈旧思想。概言之，他人的认可、更好的共同存在、日常生活的整体性促使各种传统观念、礼仪风俗与道德责任像蛛网一般，缠绕着人，浸入人的意识，压制与摧毁本真的尝试与存在。《办公室》中的“我”是一个家庭妇女，也是位作家。相对于男人可以将工作带回家中，在屋子中专门布置一个空间满足他的工作需要，且不指望他来接电话、寻找东西、看护孩子，女人则在家中必须忙于照看孩子、烹饪食物等，也不可有专属自己的独立空间：

想想吧，要是一个妈妈关上了房门，而所有的孩子都知道她就在门后头。为什么孩子们都会觉得这样对待他们太粗暴？一个女人，坐在那里，看着空气，看着一片乡村的田野，但她的丈夫并不在这片田野中，她的孩子也不在，人们就会觉得这是违反人类天性的。所以，房子对女人的意义和男人不一样。她不是走进屋子，使用屋子，然后又走出屋子的那个人。她自己就是这房子本身，绝无分离的可能性。

为此，“我”提出需要一间单独办公室的想法，但丈夫只表露出冷淡默许，孩子们则表现出强烈怀疑与漠不关心。而在“我”满怀期待并租下一间充满男性气息的办公室后，房东却反复质询、防备与多次试探“我”这位女性租客的动机，使“我”不堪其扰。房东始终认为“这可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表现。要是没什么要躲躲藏藏的话，用不着这样。更别说一个年轻女人，说自己有丈夫有孩子，却跑得远远的，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咔嗒咔嗒的打字上”。最后，“我”不得不搬离向往的“办公室”。在日常生活中，“文化不允许女人承认和满足她们对成长和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潜能的基本需要”（贝蒂·弗里丹《女性的困惑》），文化不留痕迹地建构、调节和控制着公共话语体系。即使女性能够在处理日常琐事之余走出家庭，她们依然难以在社会权力结构中获得平等的对待。脱离男性支持和肯定的女性自我建构往往只是空中楼阁，难以实现。“妇女这个术语似乎暗示了一种异化……这个异化压制了妇女，阻碍了她们实现她们自己，把她们置于从属地位，降低她们的身份，把她们与真正的她们分割开来，把她们与男性对立起来。这个异化是什么？这种异化的力量是爱，或母亲，或日常生活中的家务事？”（亨利·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

《男孩与女孩》揭示了女性如何因种种细微的观点、责任以及社会的默认态度而受到区别对待和束缚。在家里，作为一个女孩的“我”要为父亲送水、除草与堆杂草，为母亲剥桃子皮、切洋葱，做着没完没了的活儿，但仍得不到父母的认可。而弟弟只需玩耍，从不承担任何家务。推销员也只说“我”是个小姑娘罢了。而来家中小住的同为女性的奶奶也只会对“我”提出各种苛刻的束缚人自由与天性的举止要求，以普遍化的惯习规训“我”成为社会认可的好女孩。“惯习构建了一种社会化的主体性，既是身份的标志，也是区隔和禁锢自我的囹圄，它就这样悄然无声地融入了日常生活中，具有超强的稳定性与自我生产性。”（周怡《艾丽丝·门罗：其人·其作·其思》）“我”终于发觉：

女孩这个词，原本对我来说是无害的，没有什么负担，和孩子差不多，现在看来，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女孩并非我当初所想象的，不过是我的身份而已，而是我不得不变成的一个角色。它是一个定义，总是与强调、责备以及失望联系在一起。它对我来说，还是一个笑话。

日常生活的惯习和风俗筑篱限定了女孩的自我成长，“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造成的，是传统的习俗和男权社会的需要造就了女人”（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其中，他者的话语与他者所施加的力量是不可分离的。就如“女孩”这一词环伺着“我”，界定着“我”的身份，将“我”与弱者、文静、缺陷紧密关联，立于弟弟对面。为此，艾丽丝·门罗也坚持认为本真在生活世界的环伺中不乏一种拒绝的尝试或决然的举动。《办公室》中的“我”疲于家庭琐事外出，寻找属于自己的办公室。海伦深知“妈妈”这个词能够动摇她完整身份与狂妄青春期经历所构筑的自我认知，这种微妙而有力的冲击让她担心自己的本真会被侵蚀，因此，她选择不参加母亲的葬礼。《男孩与女孩》中的“我”在父亲枪杀老马弗洛拉时，用放走老马的举动第一次反叛父亲的决定。老马最终逃跑失败，被捕枪杀，尽管“女孩”这个“天生的性别劣势”让“我”轻易地得到父亲的赦免，但也让“我”在权威的宽恕中不自觉掩盖本真，调整了成为“女孩”的镜像自我。是以，艾丽丝·门罗的故事揭示了日常生活中现代主体性所面临的危机，描绘了处于压迫之下的人们强烈的本真追求与潜在的存在无意义感，以及这两者与现代社会文明之间紧张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