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乡村的双重“零余者”

著名作家鬼子，作为“广西文坛三剑客”之一，经过十八载的精心雕琢，推出了其长篇小说新作《买话》。小说以“凤凰男”刘耳告老还乡却遭遇故乡冷漠为主线，通过老屋前七个空鸡蛋壳串联起全篇，揭示了刘耳作为城市与乡村双重“零余者”的复杂身份及其返乡后的孤独与挣扎。瓦村，这个曾给予他起点的地方，最终却成了他难以触及的彼岸。

一、人生的岔路：鸡蛋背后的秘密

主人公刘耳携带着难以启齿的秘密回到了故乡—瓦村，老屋静谧且熟悉。然而，门口突然出现的七个空鸡蛋壳打破了这份安宁，往事的序幕也由此逐渐拉开。刘耳开始追忆过往，对往昔的回忆使刘耳陷入更隐秘莫测的深渊。“好像每个空蛋壳里都藏着很多很多的话，可是他一句都猜不出来。”这份迷茫和恐惧驱使他向扁豆买话来寻找答案，试图解开鸡蛋壳背后的秘密。七个鸡蛋壳让刘耳寝食难安，也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这不禁引起读者想继续探寻的欲望，七个鸡蛋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从前。

鸡蛋是刘耳这一生中绕不开的意象，而这一切都要从那个夏日的午后谈起。刘耳与好朋友明通各自拿了四个鸡蛋去瓦镇人民公社，路上明通碰碎了一个鸡蛋，刘耳将自己的一个鸡蛋送给了明通。在岔路口这两个瓦村青年碰到了受伤的女兵，作为记者的明通认为这可以写出一篇好文章，是浓厚的“军民鱼水情”，便将七个鸡蛋都送给了她们。随后，明通写了报道，刊登在《瓦城日报》。两个人出于考虑，决定将报道中的七个鸡蛋写成属于刘耳个人的，刘耳因此摇身一变成了“红人”。

“那七个鸡蛋来到街上的时候，它们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了，最最要命的是，它们同时改变了这两个青年人的一生。这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的。”从岔路口和受伤女兵的偶然遇见，到七个鸡蛋的赠予，一系列的偶然使刘耳和明通彻底走上了分岔路。作为学习标兵的刘耳去另一个村子讲了七个鸡蛋的故事，在回县城的途中救了落水的领导，他便得到了去瓦县工作的机会。偶然的境遇使刘耳与故乡的瓦村人天差地别，他看到的是与瓦村人不同的世界，并且娶了有钱有势的城里人做老婆。吃鹅肝、喝茅台酒对刘耳来说早已喜闻乐见，他在优渥的物质环境中乐此不疲。七个鸡蛋像海上的一叶孤舟载他上岸，载他驶向不同的人生。

可功成名就的刘耳在返乡后却并不快乐，村里人对他冷漠且疏离。七个空鸡蛋壳的出现无疑刺痛了刘耳的神经，他开始不得不回忆那些快被自己遗忘的过往和伤痛，那些曾经被他伤害过的恋人和朋友。孟繁华在《乡村中国现代性的另一副面孔》中表明“刘耳还乡后重新经历了‘过去’，但物是人非事事休，瓦村已经不是过去的瓦村，重要的是刘耳也不是过去的刘耳。刘耳‘重返’过去，是‘重返’了他当年不被人知的‘秘密’”。他想起与竹子之间闪电般的爱情，他辜负了竹子真挚热烈的情感。比起《人生》中高加林对刘巧珍造成的伤害，刘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答应把明通调到城里，可他没有兑现承诺并且不了了之。曾经的好朋友明通和他渐行渐远，到死都没有原谅他，他只能带着愧疚而继续存活。起初的他，村里人向他寻求帮助，他还会有恻隐之心。但他更多的是像《一地鸡毛》中小林那样力不从心，而这些无奈从他当上国家干部后也随之抛之脑后。竹子弟弟明树的离去，也与他有间接的关系，他始终无法逃脱对罪的自省。如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中景天赐“死亡事件”的核心特征便是给他人造成的创伤，每个人都是有罪恶感的。刘耳也不例外，明树的死同样让他背起沉重的十字架。在向扁豆买话的过程中，他看到了村民口中的另一个自己：负心、冷漠、背信弃义。

意象作为一种情感象征，蕴藏着作家的写作意图。文学作品中总会通过某种象征事物来隐喻象征意味。从完整的七个鸡蛋到破碎的七个空鸡蛋壳，也隐喻着刘耳的际遇。当初鸡蛋的偶然托举使刘耳走向城市，从此他与瓦村人有了不同的人生，享受着本不属于他的荣光。告老还乡回到老屋后，七个空鸡蛋壳的突然出现是提醒，也是讽刺。当初七个鸡蛋真实的来龙去脉，以及一系列的“蝴蝶效应”永远会使刘耳遭人诟病。村里人都刻意疏离他，他只能花钱向扁豆买话，以此探求放置鸡蛋壳的人，可最终不过是水中捞月罢了。直到小说结尾，刘耳还是探寻无果。可最终结果似乎已经不再重要，七个鸡蛋壳已经让刘耳重新认识到自己所作所为带来的后果，他想祈求原谅的人已不在人世，他只能继续痛苦地活着。随着儿子被免去市长职务，他的心更像空空的鸡蛋壳一样破碎。鸡蛋承载着刘耳走向成功，也在他回来的路上将他倾覆。故乡并没有为刘耳提供一个安详的栖息地，而是不断地提醒他面对心里的创伤记忆。

二、味蕾的记忆：瓦村美食与身份追寻的悖论

现当代作家中更是有不少美食家，在众多作家的笔下，美食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更是情感的寄托与身份的认同。梁实秋的散文集《雅舍谈吃》集中收录了梁实秋谈论美食的近百篇文章，如《烧鸭》《锅烧鸡》《爆双脆》等，食物的香气中掺杂着作者对故乡浓烈的情感；陆文夫《美食家》中的饮食书写，以沉潜于饮食中的口腹欲望、生存本能为起点，引申出食物与味觉记忆、地域认同之间的关系；汪曾祺《端午的鸭蛋》更让人对高邮的鸭蛋垂涎三尺，“高邮咸蛋的特点是质细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别处的发干、发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为别处所不及。鸭蛋的吃法，如袁子才所说，带壳切开，是一种，那是席间待客的办法。平常食用，一般都是敲破‘空头’用筷子挖着吃。筷子头一扎下去，吱—红油就冒出来了。高邮咸蛋的黄是通红的”，寥寥几句，却洋溢着汪曾祺对故乡美食的特殊记忆和自豪感；葛亮在《燕食记》中通过饮食书写完成了对外来移居者的身份追寻和确认；在鬼子的小说《买话》中，瓦村美食同样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成为刘耳这一城市与乡村双重“零余者”在返乡过程中试图找回自我身份与归属感的重要纽带。

瓦城的山珍海味并没有割断刘耳对瓦村美食的想念，他一直怀揣着对瓦村的辣椒酸、玉米粥、香茅粽、辣锥鱼、油渣炒河虾、菜包的回忆。“因而回村之后对故乡美食以及美食的想象，混杂了刘耳最深刻的身体、情感与精神记忆。故乡美食味道的绝对性、不可替代性，混合了人最初最原始的感官经验。”（李雪梅《辣椒酸玉米粥与流动的身体—从〈买话〉中的瓦村美食谈起》）瓦村的玉米粥和辣椒酸对刘耳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即使镇上或者县城到处都有，但都不是瓦村的味道。瓦村的美食，对于刘耳而言，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也是一种身份的确认。他试图通过这些味道，重新建立起与故乡的联系，找回那份遗失的归属感。他来到村里老人家的门口，便闻到了从辣椒钵里飘出的香味。老人家是竹子的母亲，拒绝了刘耳讨要玉米粥的请求。作为瓦村年龄最大的长者，她没有接受刘耳，也意味着整个瓦村都没有认可这个“瓦村人”。不仅是老人家对刘耳个人请求的拒绝，更是整个瓦村对他身份认同的否定。这也预示着刘耳的返乡之路如蜀道之难。受挫的刘耳不敢再贸然与村人交往，只能在家里吸吮着食物的香气。作者多次从刘耳的视角描写了瓦村美食的详细做法，表现出他对美食的渴望。“她总是用小火慢慢地炒，如果火大了，河虾的须须，还有河虾的手脚，就会被你炒焦。那是不行的。”同样的炒河虾，老人家做得是最讲究的。紧接着作者对牛皮菜的菜包的描写更加深刻：“油渣炒河虾的香味，已经被糯米炒出来的香味拖住了，因为有了糯米的加入，原来的香味变得有了弹性了，也宽厚了，而且也更有耐心了，那味道在村子的上空，在慢慢飘散着，一点都不着急。”刘耳对美食的渴望，实际上是对故乡情感认同的渴望。但故乡却不再给予他机会，他只能在这缥缈香气里徘徊，回忆和食物相连的自己与瓦村的过往，完成他作为一个双重“零余者”精神上的返乡。

刘耳通过饮食与故乡的另一次联结是扁豆给他出的主意，去和村里的光棍儿们一起吃饭。扁豆爷爷说：“你要是能把那些光棍儿们一起吃高兴了，往下呀，全村人可能就全都跟着高兴了。”这无疑让刘耳看到再次融入瓦村的希望，又迈出了融入村庄的一步。而这次的“吃”却不再单纯，没有了独特的瓦村味道，融入了茅台酒和刘耳对光棍儿们提出的对女性臆想的承诺。本以为故乡的味道是他找回身份的重要纽带，可随着老人家的拒绝和村里光棍儿们变味道的吃食，纽带早已成了死结。刘耳对故乡的追寻更像黄粱一梦，无功而返。

三、无力的挣扎：同为城市与故乡的“异乡人”

从《回乡偶书》中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到《乡愁》中“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在这头，母亲在那头”，古今文学史上一直不乏对故乡的追寻。故乡，是鲁迅笔下无法回转的乡村，是莫言笔下神秘的高密乡，是沈从文笔下潺潺的流水。她像母亲一样容纳她所有归来的游子。《人生》中的高加林即使失败还可以返回故土，而刘耳似乎已经丧失了与故乡亲近的机会。

青年时期的刘耳离开故乡，做了城里的干部，娶了家里位高权重的老婆，并生下一个儿子。但刘耳在家庭中并没有获得尊重，相反，妻子对儿子说：“他一个乡巴佬，一个村上的菜包，你不用听他的！”即使他走进城市并且有一定地位，但他仍被城里人看不起，他努力地融入城市却仍未被城市真正接纳。对于城市而言，他仍然是异乡人。当了大官的儿子就像秋后的蚂蚱，让刘耳整天惴惴不安。此时的故乡变成了乌托邦，像一片圣土吸引着刘耳。他下定决心返回故乡，可他不曾想到的是故乡已经对他关上了大门。

在儿子秘书的安排下，刘耳很快住进了老屋，完成了身体上的返乡。可他发现村里人看他像一个外人，有意地疏离他，没有人愿意接近他。老人家连一碗玉米粥也不愿意分给他，村里没有人主动邀请他做客。当初因为七个鸡蛋的偶然事件，刘耳的命运被改写。可他的成功并不被村里人认可，究其原因，无人愿意和他谈起。直到扁豆的出现，刘耳开始不停地与扁豆交易，用钱来买扁豆的话。这种看起来荒诞的行为却是刘耳渴望与故乡重新取得联系的方式。扁豆问刘耳：“你给村里的人，做过什么好事吗？”扁豆的提问振聋发聩，也暗含着刘耳被村里人排斥的原因。刘耳认为的好事却被村里人说成不过是丢给狗的一根骨头。因为那封素未谋面的挂号信和拒绝借给泥鳅救命的十块钱，飞出瓦村的刘耳逐渐变成绝情的代名词。刘耳想为自己解释，可故乡早已将他拒之门外，没有愿意倾听他的人。

刘耳最终成了鬼子笔下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局外人，他从瓦村来到城市，完成了阶级的跨越。但他仍未被城市接受，甚至得不到亲人的认可。城市的冰冷滋长了他对故乡的怀念，与甫跃辉小说《动物园》中同为城市“飘零者”的顾零洲相比，刘耳并没有以功利的目光去看待故乡，他愿意返回，并且把故乡当成他最后可以栖息的精神家园。刘耳作为一个现代个体从来没有完全现代过，他的肉体、职务和身份可能已经脱离村庄共同体的存在，但是心理、情感和精神上依然无法完全摆脱村庄留下印痕。可当他再次回到故乡，渴望得到庇护，留给他的却只有邻里的不待见和朋友的不原谅。原来，故乡早已割断了与自己的关系，刘耳再一次成为“局外人”。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刘耳成了当代文学中城市和故乡的双重“零余者”。

学者张清华在鬼子的新书发布会上说道：“鬼子笔下的刘耳既不是一个英雄人物，也不是一个道德高尚的苦行僧，他就是一个普通人，有乡村人的自私自利，也有一个正常人的自我约束。”鬼子通过《买话》中的刘耳，映射了一群人。没有任何背景的瓦村青年刘耳在机缘巧合下获得城市工作的机会，因为没有达到故乡对自己的希冀，渐渐被隔绝在外。透过刘耳，我们看到的是当代众多的“离乡者”。城市的纷扰让这些“离乡者”应接不暇，回到故乡却发现自己再也打不破故乡对自己情感的封锁，也回不去最初的故乡。在当下中国，几乎没有人的故乡没有“沦陷”，每个人都成了故乡的“异乡人”，离乡者们孤独且没有归属，总是难以割舍对故乡的向往，回到故乡后发现故乡人早已将自己视为“异乡人”，对故乡的期待像是刻舟求剑、如梦一场。

作者鬼子通过刘耳这个复杂而真实的角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在城乡夹缝中挣扎的灵魂。融不进的城市，回不去的故乡。刘耳的境遇像一面镜子，让很多中年读者都能感同身受。唐代韦庄云：“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诗句中久远的“异乡人”从典籍中变成跃然纸上的众多现代人，这样的情感体验逐渐成为普遍感伤的社会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