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对“诗骚传统”的接受及其文学呈现

追溯中国古代诗歌的渊源，《诗经》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先河，而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二者凝结而成的文学精神传统，在后世合流并称为“诗骚传统”，其蕴含的思想、文化等具有典范意义。

后代文人志士赓续古典文脉，续写“诗骚传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繁荣发展。唐代诗歌的辉煌得益于文人士子对前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李白广泛学习和借鉴前代优秀的文学遗产，在此过程中他不断接受“诗骚传统”文化、思想与精神内涵的濡染，寻求与“诗骚传统”相契合的文学精神，最终形成自己独特的浪漫主义格调。

一、李白对“诗骚传统”的接受

《诗经》热切关注现实，展露作者对现实生活的真情实感，奠定了我国诗歌面向现实的传统。诗歌中体现了作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为后世文人树立了正确的人生观念，培养了良好的审美习惯和道德情操。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创作原则和精神，启发和引导了后世文人对百姓生活的关心，对现实与国家命运的密切关注，如汉乐府缘事而发的创作特点，建安诗歌的尚质崇实与诗人的慷慨之音，陈子昂的诗歌理论提倡“风骨”与“兴寄”，李白心系国家社稷，有报国悯民的济世情怀与强烈的忧患意识，以‌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为旨归。《离骚》是屈原经历政治、现实生活、人生历程的独特生命体验的写照。他在诗歌中用形象的语言描述自己的身世之感，探讨美政理想，抒发忠诚爱国、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塑造了具有崇高理想、高洁品格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其傲岸人格和不屈的斗争精神，激励着后世文人。

《诗经》中蕴含着政治伦理思想、道德修身理念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是士大夫重要的文化资源。立足于当时的文化背景和社会交往规则，士大夫们在外交场合会通过赋《诗》言志来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与情感。与此同时，《诗》在士大夫君子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加之孔子以《诗》为教，《诗》逐渐被经典化，成为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离骚》是屈原独特的人生遭际、个体人格和情操的体现，作者用浪漫的笔调书写自己的人生历程，个体生存与集体之间存在的利益、价值、矛盾关系，以及自我内心的痛苦和精神世界的苦闷。屈原以拳拳爱国之情反抗黑暗现实，其坚定理想信念为后世文人提供了精神指引。后世仁人志士表达了对屈原的赞美与敬仰之情，如李白《江上吟》有云“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展现了对屈原及其作品的高度赞扬；杜甫《戏为六绝句》所云“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表达了对屈原、宋玉文学精神与才力的赞美，诗人以屈、宋自勉，展现其文学追求与高尚品格。“诗骚传统”所体现的文学精神蕴含着古代文人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规范，为历代文人所推崇，代代相承。

唐代文学的繁荣一方面得益于文人士子们对前代文学的总结与反思，另一方面文人们善于继承，勇于创新。初唐之始，有识之士有感于自六朝以来不良的文风，对南朝齐、梁文风持批判态度，士人们集南北文学的特点，提出“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初唐四杰”有着变革文风的自觉意识，提倡刚健骨气的审美追求。陈子昂的诗歌创作倾向为复古，主张复归风雅，提倡有风骨与兴寄的作品。李白在时代的召唤下，自觉改革诗风，反对梁、陈宫掖之风，称颂和提倡《诗经》中所表现出来的关注现实、有感而发的创作精神。他在《古风·大雅久不作》中有言：“大雅久不作，吾衰竞谁陈？”他感慨诗歌的衰落，推崇《诗经》中的“风”“雅”。“风”“雅”中的诗篇大多能反映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有些诗篇还能够揭露统治者对底层百姓的压迫，表现百姓的苦难生活，反映社会的真实面貌，对时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白看似浪漫不羁，但他始终以儒家的用世理想激励自己，心系天下，深切关注劳动人民的生活。李白诗歌多因事而发，书写现实感受，表达对百姓苦难命运的同情，如《丁督护歌》：“云阳上征去，两岸饶商贾。吴牛喘月时，拖船一何苦。水浊不可饮，壶浆半成土。一唱督护歌，心摧泪如雨。万人凿磐石，无由达江浒。君看石芒砀，掩泪悲千古。”此诗描写纤夫在炎炎烈日的夏天拖船过坝，运输石头的艰难情形，展现了百姓生活之困苦，表达了诗人对底层百姓的深切同情。《唐宋诗醇》评价其：“落笔沉痛，含意深远，此李诗之近杜者。”李白在《宿五松山下荀媪家》中描写农家“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的艰辛和困苦，诉说劳动的艰难，表达了诗人对农民的同情。

学者韩高年曾言：“《诗》是对维系群体利益的‘礼’‘义’和‘孝’‘敬’‘德’等伦常的形象再现，而《骚》则是对支撑个体存在的理想、信念、情感的浪漫表述。”（韩高年《论“诗骚传统”》）“诗骚传统”既包含了对个体价值和情感的追求，又指向群体价值和群体关照，是个体与集体精神的体现。李白续写“诗骚传统”，将个体意识与群体意识融为一体。唐朝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对文化持开放与包容的态度，造就了唐代文人士子开阔的胸怀、恢宏的气度、积极进取的精神。生活在盛唐的李白，受社会风气与时代精神的影响，有着强烈的用世精神，热情进取。李白以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为追求，有着“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宏伟济世理想，以期实现儒家“天下大同”的理想社会。李白立志笃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为济世之愿上下求索，百折不挠，入长安寻求机遇以期实现济世赤心，却遭放还。当饱受安史之乱创伤的唐王朝需要广大贤才辅政安民之时，李白出庐山，入永王李璘幕府，期冀为国效力，实现政治理想，却再次受阻。

李白始终秉承着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价值规范，不忘用世初心，继承前代文学的优良传统，续写“诗骚传统”，传承文学精神。李白怀着济苍生、安社稷的远大政治理想且孜孜不倦，虽道路曲折坎坷，经历幻灭和失败，让他处于痛苦、矛盾、悲愤之中，却始终坚信“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顽强而执着地追求理想。他终生为其奋斗不息，直至烈士暮年，也壮心不已，以期实现自己应有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价值。

二、“诗骚传统”与李白诗歌的创作呈现

《诗经》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展现了当时政治、社会、百姓的生活画卷。《诗经》中大量作品表现出对现实的关注，有着强烈的政治道德意识，如《大雅·民劳》描写在周厉王的统治下，百姓苦不堪言，劝勉厉王亲近有德有才之人，远离奸佞小人，爱护百姓；《小雅·节南山》控诉了执政者尹氏的不作为，民不聊生，政治黑暗腐败，表现诗人对国事的担忧。有学者言：“唐人对《诗经》的接受，既不是纯粹从经学的角度出发，对其微言大义作精深的研究和阐发，也不是强调《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而更多地是把《诗经》当作一面旗帜，用以指示诗歌的方向，鼓励诗歌干预社会现实，期望能在现实的政治活动中显示诗歌的价值。”（尚学峰、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

李白自觉承继《诗经》的政治讽刺精神与写实风格，立足于现实生活，书写现实，反映唐王朝统治背后的弊端。李白虽生活在盛唐，但他敏锐察觉到这盛世背后的腐败现象、官场黑暗，以及各种矛盾的接踵而至。李白《古风》其二十四有言：“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此诗表达了诗人对当时政治的不满与愤懑，对统治者腐朽政治的无情揭露，对盛唐气象背后的担忧。李白在《古风》其八中讽刺了当时的奸佞小人位居高位，骄纵跋扈，祸国殃民，诗人以扬雄自比，慨叹贤能者沉沦下潦。此外，李白对当朝统治者骄奢淫逸的生活进行讽刺，如《乌栖曲》言：“姑苏台上乌栖时，吴王宫里醉西施。吴歌楚舞欢未毕，青山欲衔半边日。银箭金壶漏水多，起看秋月坠江波。东方渐高奈乐何！”诗人借吴王夫差在吴宫纵情声色，荒淫废政，映射玄宗宫廷的奢靡生活。李白无论是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始终从未停止过用自己的才华和笔墨化成诗歌或文章来表达内心对现实的关注。

李白和屈原都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李白对屈原有着深厚的敬仰之情，并且对屈原作品高度赞赏，从中汲取养分，丰富自身的文学内涵。李白曾三拟《文选》，屈原、宋玉的作品大多被《文选》收录，从其诗歌作品中可以窥探李白对楚骚的学习。李白不仅在辞赋创作中通过炼句、用典等手法艺术上承袭《楚辞》，而且他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有着许多共同的思想基调，有着崇高的理想、壮志难酬的“骚怨”。《李太白全集》辑录了李白辞赋八篇，其中《惜余春赋》《愁阳春赋》《悲清秋赋》《剑阁赋》四篇骚体赋，不仅采用与《楚辞》句式相同的写法，在句中、句末大量使用“兮”字，而且在用典的赋句中，化用楚骚相关典故，尤其是《离骚》《九歌》等作品中的语句。在赋中还随处可见楚地之名，如《惜余春赋》中出现的楚地地名有“洞庭”“潇湘”“岘北”“湘南”“阳云”“南国”。四篇骚体赋中的句式、用典、地名与《楚辞》、楚地文化息息相关。纵观这四篇骚体赋，从文章内容和艺术手法的表达上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伤春悲秋的悲愁，更体会到其报国无门、怀才不遇之感与“恋君”式的情怀。李白辞赋中蕴含的楚骚情韵，让我们感受到浓郁的楚骚气息，可窥探其对《楚辞》艺术以及楚骚精神有着难以磨灭的情感追求。

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突出地表现了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其主要表现为热烈奔放的情感，对现实的抗争，追求理想，塑造抒情主人公形象等，通过丰富奇特的想象、神话等创造雄伟壮丽的图景，使得诗歌凸显缥缈迷离、谲怪神奇的美学特征。李白继承和发展了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喜好浪漫主义诗章，追求绚烂奇幻的艺术境界，这与他自觉学习浪漫主义的楚骚作品是密不可分的。

李白与屈原的浪漫主义诗风一脉相承。李白发扬了屈原独立不迁、不屈于世俗的精神，在《古风》其十二中言“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在《梦游天姥吟留别》中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都展现了其正直、不卑不亢的高贵人格。屈原在《离骚》中为我们塑造了多样化的抒情主人公形象，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忧国忧民的主人公，“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的高洁的主人公，“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执着追求理想的主人公，这些抒情主人公形象，表现了屈原高大贞洁的人格与崇高的理想。李白塑造的抒情主人公形象极其丰富，散见于各篇诗歌中，让我们感受到情感强烈、志存高远的主人公。他诗中的抒情主人公行踪飘忽，间或登上蜀道天险，间或徜徉于天姥山，间或穿梭于长江三峡。李白在《上李邕》诗中塑造了“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的凌云壮志的抒情主人公，在《行路难》其一诗中描述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坚定理想信念的抒情主人公。屈原在《离骚》中借助香草美人的意象比喻自己高洁的人格和品德，与此同时，展现了一个色彩斑斓、光怪陆离的神奇世界。诗人在现实中不得志时，乘坐飞龙，腾空而逝，辞国远游，这些都显示出诗人丰富而奇特的想象力。李白的诗歌也展现了丰富奇特的想象和豪放飘逸的风格，构建了一个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艺术世界，如李白在《望庐山瀑布》中通过想象庐山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壮观景象，创造出一个瑰丽雄奇的艺术世界；又在《清平乐·画堂晨起》词作中描绘漫天雪花的景象“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创造出一种新奇而浪漫的画面。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创作源头与光辉起点，有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内涵，影响着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发展道路，为后世文学创作及文人价值取向提供了范式。正如学者许洁在《诗骚传统与汉代文学思想的建构》中所言：“诗、骚创作是中国文学之发轫，中国文学思想之衍递无不深契其精神……二者灌注于整个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机制。”李白传承“诗骚传统”，在政治理想上，他以儒家的“大同理想”为追求，积极入仕，要求济苍生、安社稷；在文学作品上，他书写现实，体现家国情怀；在人格精神上，他傲岸独立、不屈不卑，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他独特的个性和魅力，令人敬仰；在艺术形式上，他取法“诗骚”，富有浪漫主义精神，展现浪漫主义诗风，实现了内容与艺术的完美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