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和香雪

我作为“猎头”顾问，出差是家常便饭。这次寻访的候选人是省城一家公司的高管，我需要到候选人所在地做面试和背景调查。

入住酒店后，我和候选人约好下午两点在一家咖啡馆见面。走出酒店，天气阴沉沉的。叫了一辆出租车，没堵车，提前到了。咖啡馆设计感十足，选了一个靠窗的两人位置，要了一杯拿铁，看着窗外不多的行人，静坐等候。透过落地窗，看到远处走来一对手挽手的男女青年，女孩儿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特别显眼。走着走着，他们突然停了下来—女孩儿伸出双手，仰望天空，随即，女孩儿高兴得跳了起来。哦，下雪了。南方城市难得下雪，女孩儿显得特别兴奋。

此情此景，我忽然想起了大伟。大伟和我是老乡，也是我大学同学。大学四年，我们成了无话不说的铁哥们儿。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开学不久，大伟得了急性甲型肝炎，要住院治疗。大伟在住院时，遇到了一个患同病的东北女孩儿。她中等个子，圆脸，扎着一条马尾辫儿。由于病房相邻，大伟经常看到她在病床上自习。女孩儿名叫香雪，是一所专科学校的学生。他们从打饭时候的点头之交到相谈甚欢，最后，大伟成了香雪住院期间的高等数学辅导老师。

一周后，香雪要出院了。在那个寒冷的冬天的夜晚，在两边堆满白雪的住院部后花园的小道上，在光秃秃的树底下，在清冷的月光下，他们一边散步，一边聊天儿，没有感觉到冷，直到子夜时分，才悄悄地溜回各自的病房。大伟欣赏她的简单、爽直和热烈，更喜欢她的健康美。那晚回病房后，大伟的心突然觉得空落落的。

送走了香雪，大伟更是怅然若失。

没几天，大伟也要出院了。那天，香雪带着一束鲜花来医院接他。从此，这花的芳香留在了他的心里。

香雪就读的学校和大伟的学校只隔一条街。最后半个学期，他们几乎天天黏在一起，一起学习、散步、吃饭，一起到医院复查。

毕业前夕，大伟走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大伟的成绩好，有条件选择留在所在的城市。香雪让他留下，但他是独子，父母要他回南方的家。大伟犹豫着，两人为此闹了别扭。在父母的压力下，大伟屈服了。最后关头，香雪约大伟在茶室见面。落座后，大伟没正眼看香雪。那杯茶，慢慢端起，抿一小口，又轻轻放下，重复了几次。几次想说，话到嘴边又咽下。不用说了，还说什么呢？她站起来：“多保重。”说完，拎着包扭头走了。大伟愣了一下，去拉她，没拉住。香雪擦着眼泪跑出了茶室。此后几天，大伟再也没有找到她。

在火车站候车室，大伟的目光不由自主地在拥挤的人群中四处移动—他希望她来。她没来，他很沮丧。在检票员的催促下，他最后一个检票进了站台。火车开动了，大伟起身把车窗放下来，这时，他意外地发现了站在站台远处的香雪—她在向他挥手。从此，她那挥手的模样，印在了大伟的脑海里。

回到家乡，大伟被分配在机关工作，事业顺风顺水。二十年后，大伟已经是市政府某部门的领导。那年冬天，大伟带队前往欧洲考察，在德国参观完科隆大教堂，中午在附近的中餐馆就餐。正值就餐高峰，餐馆里有点儿拥挤。落座后，大伟恍恍惚惚地感觉到，就在刚才，一个操着东北口音的团队走出餐馆，有一个似曾相识的女子的身影，他猛然醒悟，是她？—是她。他冲了出去。

所有的人都上了车，那女子是最后一个。她的一只脚已经踏在大巴的踏板上，这时，她又回头看了下来路，正好看到了从岔路冲出来的大伟。大伟跑得很快，他看到了头发、肩膀上落满了雪花的香雪，正要冲过十字路口，红灯亮了。一个急停，站稳后，他扯开喉咙大喊一声：“香雪！”香雪听到了，她笑着向大伟挥手。连续并快速通过的车辆挡住了他们的视线。绿灯亮时，大巴已经不见了踪影。香雪，随着科隆大教堂上空如烟似雾的雪花，飘走了。

大伟在那雪花飞舞的人行道上伫立良久。她的笑容，没变；她那挥手的样子，和二十年前一样，也没变。

“是陈老师吗？”候选人到了，该开始工作了。

窗外，青年男女已经走远，只是，隐隐约约地还能看见远处那红色的围巾在晃动。越来越大的雪花一朵一朵地从他们的身后慢慢飘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