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白”二人对陈子昂诗学理论的接受

陈子昂是初唐著名的诗人，对整个唐代诗歌的创作与诗歌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诗学理论见于《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在这篇序中，陈子昂提出“风骨”与“兴寄”的理论。“兴寄”是要求有为而发，“风骨”是要求抒发浓烈的真实的感情。陈子昂的诗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一扫六代之纤靡”，扭转了初唐文坛被绮靡的齐梁诗风所统治的局面，为唐代诗歌的正确发展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他的《感遇》诗是其诗学理论下的创作实践。盛唐时期，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都受到陈子昂诗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到了中唐，诗歌发展虽未有盛唐之辉煌，却也呈现其独特的时代特色。时代与个人的原因使元稹和白居易对陈子昂的诗学理论多有接受，而陈子昂的诗学理论也对“元白”二人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元白”二人对陈子昂诗学理论接受的体现

元稹与白居易对陈子昂诗论的接受是显著的。在其二人所作诗文中均有明确论及陈子昂的言论，其中有对陈子昂其人的歌颂，而大多数是包含二人对陈子昂诗论的看法。“元白”二人对陈子昂提出的“风雅寄兴”“汉魏风骨”的继承观点主要反映在对社会现实的关注和对社会现实的书写上，以此发挥诗歌的讽喻功能。

首先，元稹对陈子昂诗论的接受表现在元稹的幼年时期。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有言：“仆时孩呆，不惯闻见，独于书传中初习理乱萌渐，心体悸震，若不可活，思欲发之久矣。适有人以陈子昂《感遇》诗相示，吟玩激烈，即日为《寄思玄子》诗二十首。”作为元稹最早接触到的诗歌，陈子昂的《感遇》一诗集风雅比兴于一体，是陈子昂现实主义精神的集中表达，被元稹大加赞赏。在这之后，元稹还有意识地模仿学习陈子昂的风格创作了《寄思玄子诗》，可以说陈子昂对元稹的诗歌创作具有启蒙作用。

其次，元稹对陈子昂诗论的接受表现在他对诗歌内容的重视方面。陈子昂反对六朝时期文风的主要原因是齐梁文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因此陈子昂提出“兴寄”理论，强调诗歌内容的重要性。元稹同样有此言论。在《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中，元稹认为“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此处元稹对南朝文学轻视文章内容而过分追求形式进行深刻的批判，也表达了自己对文章内容的重视。

最后，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元稹提出“讽兴”说，这是他对陈子昂诗学理论中“兴寄”说的明确继承。“讽兴”一词见于元稹写作乐府诗的论述：“况自《风》《雅》，至于乐流，莫非讽兴当时之事，以贻后代之人。沿袭古题，唱和重复，于文或有短长，于义咸为赘剩。尚不如寓意古题，刺美见事，犹有诗人引古以讽之义焉。”元稹于此提出诗歌应发扬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创作传统，即“讽兴当时之事”。他主张，作诗应有寓意，同时要有美刺、讽谏的功能。元稹极为重视讽喻诗的创作。他在自序中两次提及“寄兴”，均为在论述讽喻诗创作。一次在《叙诗寄乐天书》中云：“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暇旁备矣。”其强调相比于陈子昂，沈宋“不存寄兴”。另一次在《进诗状》中云：“故自古风诗至古今乐府，稍存寄兴，颇近讴谣，虽无作者之风，粗中遒人之采。”元稹把自己所作的讽喻诗分为四类，共性即为“稍存寄兴”，渴望通过诗歌的讽喻功能来起到政治教化的目的。

白居易作为元稹的至交好友，同样对陈子昂推崇备至。白居易在其诗作《初授时遗》中就将陈子昂与杜甫比肩，有“杜甫陈子昂，才名括天地”的赞誉，且其对陈子昂诗学理论的实践—《感遇》诗同样具有较高评价。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白居易对《感遇》诗的推崇，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源于他对诗歌的社会功用的重视。陈子昂的“兴寄”理论虽是在批评齐梁文风，但也包括作者对文学与现实、与社会政治关系的阐释。相较于元稹，白居易更为强调诗歌与现实的关系。白居易继承并发扬以往儒家有关诗乐理论的进步因素，他认为抒发人的思想感情的诗与乐，一定会体现出作者生活时代的社会政治面貌上的特点，因此文学创作应反映现实。白居易对诗歌现实性的重视与其所强调的诗歌政治功能息息相关。他主张恢复汉代的采诗制度，想要通过采诗以补查时政，来使诗歌发挥积极的社会作用；他还主张诗歌应该要为所表达的内容而作，不为辞采之美而作。因此，他创作的五十首乐府诗均具有尚实的特征，反映了当时重大的社会问题。

讽喻诗的创作理念同样来源于白居易对陈子昂诗论的接受。白居易提倡讽喻诗的创作是其诗论中引人注目的一部分，其讽喻诗的诗论也继承了元稹的理念。白居易在创作《策林》七十五篇时就详细交代了其写作讽喻诗的背景。白居易非常重视讽喻诗的创作，他主张“歌诗合为事而作”，因此“为民请命”是他讽喻诗最核心的内容。白居易在《新乐府序》中有言：“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其在《寄唐生》中云：“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他在《新乐府序》中指出，诗歌语言要“质而径”“直而切”，这是诗歌紧密联系现实、批判政治的诗歌创作思想。陈子昂提出的“兴寄”说，强调诗歌的风雅比兴，在反映政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指出诗歌应更好地发挥针砭时弊的作用，扩大“兴”的表达范围，赋予“兴寄”更积极的批判意义。相比于元稹讽喻诗内容的单一性，白居易在讽喻诗的内容创作上较为多样。在其五十首讽喻诗作中，有反映民生疾苦的，有对朝政、社会陋习的批判的，以及褒奖颂扬美德之行的，其中最为出色的是《秦中吟》十首。白居易在题材选取上，相较于元稹更具有生活化气息，因此有“白作广阔，元作狭窄”一说。

二、“元白”二人对陈子昂诗学理论接受的原因

元稹与白居易之所以对陈子昂的诗学理论赞扬并继承，首先，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思想上的一脉相承。这三人的思想皆兼取百家，但在其创作上则始终以儒家思想为主导。陈子昂承继儒家诗教观，标举以“风骨”“兴寄”为核心的诗歌理论指导和功能表达，力图使六朝的绮靡文风复归于有诗教功能之儒家传统含义之文学，可以说陈子昂的创作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元稹与白居易的创作同样受儒家思想影响极深，且二人当时正处于中唐儒学复兴的重要时期。元稹与白居易居于中唐，这一时期是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转折时期。“安史之乱”之后，唐朝面对外族入侵与藩镇割据，战乱频发，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同时在政治上也因为党争和朝廷其他内部原因而矛盾尖锐。在此种内忧外患下，百姓不断受到盘剥，生活在水深火热的环境中。社会动荡的现实之下，使这一时期的有识之士们格外怀念盛唐时期的繁华盛世，也渴望通过总结经验以改革朝政，寻找发展出路。他们站在儒家民本思想的立场之上，把“唐虞三代”的开明政治作为自己的至高理想。儒家思想的复兴就是顺应这个时代的趋势，并应运而生。时代的变化引起思想的转变，而思想的转变自然会影响文学的创作。这一时期的创作在题材上则表现为重功利、尚实、尚俗。以元稹、白居易为首的“元白”诗派发起新乐府运动，以乐府古题写社会现实，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创作宗旨。“元白”二人的创作便是中唐儒学复古思潮的产物。

其次，三人身份的相同与经历的相似也是“元白”二人对陈子昂诗学理论继承的原因之一。陈子昂、元稹、白居易在朝为官期间均曾担任拾遗官职，而拾遗为谏官的一种。三人这一相同的身份使他们形成相似的文学活动与创作特色。唐代的“谏诤意识”是延续的，陈子昂在武则天当政期间就曾以“草莽臣”的身份上表《谏灵驾入京书》和《谏政理书》，陈其观点；而《修竹篇序》这篇承载其诗学理论的著作也受到同时代谏官的推崇，到了中唐，这篇文章同样受到诗文革新者的重视。元稹与白居易同样具有谏诤意识。在政治上，二人同为谏官，向皇帝直陈其言。在中国文学史上，作为新乐府运动的发起者，渴望改革诗风，二人创作大量讽喻诗，以此来发挥诗歌的政教作用。三人一生为官的经历均多被贬谪，从积极入仕到深入朝局，从渴望在官场上有所作为到认清朝廷的黑暗腐败而心灰意懒，三人心境大抵相似。因此，“元白”二人对陈子昂诗学理论的接受也有更好的情感基础。

最后，前代文人对陈子昂诗论的推崇也直接影响了“元白”二人对陈子昂诗论的看法。陈子昂去世后，其好友卢藏用在《陈子昂别传》中评价陈子昂，称其“道丧五百岁而得陈君”，在《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中，评其文学贡献“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卢藏用对陈子昂的极高赞誉，直接抬高了陈子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与陈子昂均为巴蜀文人的李白，在文学主张上几乎完全继承陈子昂的“风雅比兴”，在创作实践上也与陈子昂一脉相承，其《古风》五十首亦是完全模仿陈子昂的《感遇》诗三十八首而作。在陈子昂的诗歌理论中，对诗歌内容的重视，与诗歌内容反映社会生活同样对杜甫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杜甫对陈子昂其人也极为尊敬，对其遭遇表达了深切的同情与理解。他更是亲自前往陈子昂故居写下《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和《陈拾遗故宅》两首赞美陈子昂的诗作，赞其“终古立忠义”。李白和杜甫对陈子昂诗歌理论的推崇，因其二人在诗歌史上的突出地位，使得陈子昂的诗歌理论被后世所正视；而“元白”二人对李杜的尊崇也使之将眼光放在陈子昂身上，对其诗论多有注意并接受继承。

三、陈子昂的诗学理论对“元白”二人诗歌创作的影响

陈子昂的诗学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清代文人沈德潜在《唐诗别裁》卷一中称陈子昂“追建安之风骨，变齐梁之绮靡。寄兴无端，别有天地”。陈子昂的诗学理论被元稹和白居易继承并发展，并对其诗歌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对“元白”二人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表现在文质关系的讨论上。初唐诗风重形式而轻内容，陈子昂的诗学理论就是针对诗风改革而提出的。在元稹与白居易之前的中唐大历诗风中同样出现了重视文章形式的风气，大有恢复齐梁之风的意图。这时的元稹与白居易继承了陈子昂诗歌理论，推行新乐府运动，兴起儒学复古，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及时扭转了文学创作的风气。这一场文学运动名为复古，实为革新，和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一同对中唐诗歌的健康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其次，是文章内容的尚实与尚俗倾向。“元白”二人与陈子昂一样非常重视文章之实。陈子昂在《感遇》一诗中就将笔触伸向宫墙之外的民间，写边塞将士的艰辛和人民的苦难。“元白”二人也是如此，他们在作诗过程中同样写发生过的实事，如元稹的新乐府诗十二首和白居易的《新乐府》五十首，均写当朝实事，笔触真实。除了对尚实的追求，“元白”二人在诗歌语言上也和陈子昂一样追求通俗直白。虽然到了后期，“元白”二人因诗歌内容过于艳俗而为人诟病，但他们对诗歌内容和语言的革新仍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上述的两点影响，陈子昂的诗歌理论对“元白”二人诗论创作的影响还体现在文学作品的重功利上。“元白”二人继承陈子昂的“兴寄”理论，提倡“讽兴”，言诗之政教功用。他们的诗歌内容写民生疾苦，从而将诗歌的作用引向讽喻的道路。虽然二人的最终目的是在维护“王道”与“教化”，但就其历史角度而言，其诗歌理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并创作了许多反映“时阙”“人病”等问题的诗歌，其中不乏优秀之作。虽然这种重功利的写作仅持续了十二年，但不得不说，这为诗歌发展的方向又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

中唐诗歌的发展受到初唐诗学理论深刻的影响。陈子昂作为初唐诗风的革新者，高举复古与革新大旗，他的诗学理论对后世众多文人的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作为中唐诗坛上不可多得的两位著名诗人元稹与白居易，对陈子昂诗学理论的肯定与继承，不仅对二人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还影响了整个中唐文学发展的走向，对中唐文学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