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榖与宋初“白体诗”

陶榖（903—970），五代至北宋人，字秀实，邠州新平（今陕西彬县）人。由五代入北宋后，陶榖在新朝任礼部尚书与翰林学士，后官至刑部、户部二尚书。乾德初年（963），郊祀、法物等制度多由陶榖所制定。《宋史》卷二六九有《陶榖列传》，说他“强记嗜学，博通经史，诸子佛老，咸所总览；多蓄法书名画，善隶书”。陶榖经历了五代入北宋的朝代变迁，见证了由唐入北宋的文学转变；加之他博闻强识、阅历丰富，收集了大量唐、五代、宋初时的新奇事物名称，分门别类著成笔记《清异录》。这部笔记保留了大量的社会史、文化史资料，此外在诗歌典故和语言的运用方面也具有一定的价值。陶榖诗歌存世虽少，但在其仅有的几首诗歌中也可看出其诗用语自然、臻于成熟，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语言积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陶榖处于政治的旋涡中，在朝廷中身居显贵却不受当朝统治者青睐，他便借诗歌宣泄其愤懑之情。他的诗歌中不乏应制唱和之作。馆阁文臣的应制之作艺术水准虽然不高，但这个群体的交流与唱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当朝文学创作的趋向。在语言风格方面，陶榖的诗歌清丽流畅、不加雕饰，呈现宋初“白体诗”的特点。

一、从笔记看白居易诗歌的流传与影响

笔记这一文体，通俗来讲即为记录文人的所见所闻及所感，遇有可写，随笔而书，带有一定的故事性。朱易安和傅璇琮在《全宋笔记》编纂说明中指出笔记的特点，即“笔记乃随笔记事而非刻意著作之文”，突出了笔记的“随意性”。笔记小说虽然不能作为确信的史料，但可补正史之不足，此外，在丰富繁多的文人逸事中也可窥探被记载人的地位与影响。

广为人知的“长安居大不易”的故事出自五代人王定保的《唐摭言》：

白乐天初举，名未振，以歌诗谒顾况。况谑之曰：“长安百物贵，居大不易。”及读至《赋得原上草送友人》诗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叹之曰：“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老夫前言戏之耳。”

这段故事在民间流传，成为一段文坛佳话，然而“居天下有甚难”的赞誉可能只是故事传说，并无史料证明确有此事。但是，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在当时已有诗名，也可看出时人对白居易诗才的肯定。

陶榖《清异录·肢体门·针史》载：

自唐末，无赖男子以札刺相高，或铺《辋川图》一本，或砌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至有以平生所历郡县饮酒蒱博之事，所交妇人姓名、齿、行第、坊巷、形貌之详，一一标表者，时人号为“针史”。

所谓“札刺”，是指抄写名帖，当时的人用白居易、罗隐二人的诗百首来装饰名帖。通过《清异录》的这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诗歌在晚唐五代民间流传甚广。陶榖处于五代和北宋之交，诗歌创作不可避免地受到白居易的影响。

又据冯贽《云仙杂记》载：

长安冰雪，至夏月则价等金璧，白少傅诗名动于闾阎。每需冰雪，论筐取之，不复偿价，日日如是。

这段文字是说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冰雪在夏日价格可比肩金璧，而白居易在百姓之中颇有诗名，小商小贩将“价等金璧”的冰雪成筐送给白居易，每日如此不计报酬，慷慨程度令人咋舌。这个故事也许有夸张之处，但也从另一方面表现了白居易的诗名远扬。

此外，据《酉阳杂俎》载：

荆州街子葛清，勇不肤挠，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舍人诗。成式常与荆客陈至呼观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暗记。反手指其札处，至“不是此花偏爱菊”，则有一人持杯临菊丛。又“黄夹缬林寒有叶”，则指一树，树上挂缬，缬窠锁胜绝细。凡刻三十余首，体无完肤。陈至呼为“白舍人行诗图”也。

故事中的葛清为了表达他对白诗的热爱，在脖子以下遍刺白居易诗歌三十多首，不仅如此，每一首诗歌他还能轻松自解，对白诗可谓如数家珍，被人们称为“白舍人行诗图”。《酉阳杂俎》中的这段故事甚为有趣，在幽默风趣的文字记载中，我们得以晓知白诗在民间的风靡程度。这正是笔记小说的价值所在，通过文人墨客的所见所闻、奇闻逸事，我们可窥探历史语境中的民间故事，感知特定时代的人物风采。

从以上笔记小说的记载中可以看出，白居易的诗在唐宋之交广为流传，无论是在士大夫文人间，还是在市井百姓间，白诗都深受欢迎与重视。诗歌在民间的传播与接受，是“白体诗”能够长久风靡宋初诗坛的重要原因。

二、陶榖其人及对白居易诗歌的态度

《宋史》有传，称陶穀“为人隽辨宏博，然奔竞务进，见后学有文采者，必极言以誉之；闻达官有闻望者，则巧诋以排之，其多忌好名类此”。可见，陶榖其为人在历史上是颇受争议的，然其创作的诗文在宋初有着崇高的地位。魏泰在《东轩笔录》中高度评价他的诗作“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文莹在《续湘山野录》中认为其诗作“国初文章，惟陶尚书穀为优”。因此，不能简单地因人废文。从文学成就的角度来讲，陶穀应是五代到宋初“白体诗”诗人的重要代表。

陶榖作为后周旧臣，入北宋后任新朝的翰林学士。翰林学士可以说是当时的文化精英，是宋初文学创作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初文坛的发展。据陈元锋先生统计，宋太祖时的翰林学士有：陶穀、窦俨、王著、李昉、扈蒙、窦仪、欧阳迥、卢多逊、张澹。这些人大部分为晚唐五代旧臣，其中就有不少是“白体诗”诗人，如当时的朝廷重臣李昉，颇慕白乐天体，写过大量的依声和韵的唱酬诗，是宋初“白体诗”创作的代表。他和李至的《二李唱和集》是宋初唱和诗风风行的结晶。由此可知，宋初“白体诗”的风靡与翰林学士的创作倾向是密不可分的。

陶穀对白居易的为人与诗作推崇备至，他在《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中说：“彼白公服则儒士也，位则文人也。当官隶事，烈有丈夫志。只于批逆鳞，刺权幸，塞左道，履平坦。镇阳拒命也，指中人为制将，救日月之蚀，则战士心悦；武相遇盗也，责京尹讨贼，犯雷霆之怒，则奸臣股栗。杭州救旱，因农隙而积湖水。龙门通岭，出家财而凿八滩。著策数十篇，尽王佐之才。有文七十五卷，导平生之志。向使得其位而且久，行其道而不疑，以宪宗之神武，可继文皇也。”晚唐之后，文人对白居易诗歌的关注更多地集中在其晚年作品上。宋初士大夫所宗的白居易体不是他前期所创作的“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讽喻诗，也不是依承“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所作的诗歌，而是属对工巧、寄托性情的杂律诗和唱和诗。而与当时风气不同的是，陶榖在这里肯定白居易诗赋讽喻时政的实用功能，盛赞白居易为治世之才，其为文有教化之能。

三、陶榖诗歌呈现的宋初“白体诗”特点

白居易的作品流传甚广，且晚年游踪遍及洛阳，闲适放达，故唐末五代到宋初，“白体诗”在文人中的影响很大。晚唐之后，人们较多关注白居易晚年的作品，这些作品语言风格通俗化，同时融合了道家与佛家思想，表现出诗人超然自得的人生追求。盛行于宋初文人的“白体诗”，正是学习这种浅切平易、闲适自得的诗歌风格。张海鸥在《宋初诗坛“白体”辨》中阐述宋初“白体”有三义：其一，创作方式以模仿白居易唱和诗作为主；其二，诗歌风格多追求浅切、随意，不务学问、典故；其三，效仿白居易旷达自适、知足保和的生活态度。

（一）宋初唱和之风与陶榖寄赠之作

宋初诗坛唱和之风盛行，李昉、徐铉、王禹偁等白体诗人都写过大量的唱和诗。正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所言：“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士大夫文人通过诗歌相和，在顺境时以文会友，处逆境时相互慰藉，这体现了宋初诗人在诗歌创作中对个人情感与审美功能的重视。

宋初唱和之风盛行，除去受元稹、白居易、皮日休、陆龟蒙等中晚唐诗人的酬唱之风影响，也与当时“崇文抑武”的国策有重要关系。宋初的几位国君，尤其是宋太宗崇尚诗文。《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宋太宗曾“召宰相参知政事枢密三司使、翰林枢密直学士、尚书省四品、两省五品以上、三馆学士，宴于后苑，赏花钓鱼，张乐赐饮，命群臣赋诗习射。自是每岁皆然”。赏花赋诗由此而来，自此之后，宫廷里每有庆赏、宴会，皇帝便和侍从文臣进行诗歌唱和。君主的爱好与提倡，文人士大夫的积极参与，直接影响着文学风气的形成，唱和之风由此风靡宋初诗坛。

陶榖依前承旨翰林学士，自然会有不少应制唱和之作，然这些应制之作大多虚与委蛇，有粉饰太平之嫌。他与友人之间的寄赠之作《寄赠梦英大师》倒颇有白居易晚年酬赠唱和之诗的韵味。全诗如下：

是个碑文念得全，聪明灵性自天然。

离吴别楚三千里，入洛游梁二十年。

负艺已闻喧世界，高眠长见卧云烟。

相逢与我情何厚，问佛方知宿有缘。

梦英，北宋名僧，能诗能文，陶榖谓“阳冰死而梦英生”盛赞其书法才华。梦英归老时游终南山，名士郭恕先、陈希夷、宋白、陶谷、贾黄中等人，都作诗称述。陶榖此诗结构清晰，语言自然，中间两联尤为畅达：“离吴别楚三千里，入洛游梁二十年。负艺已闻喧世界，高眠长见卧云烟。”颔联语言简洁明了，在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广阔上勾勒出人生经历，呈现人世苍茫之感。“喧世界”与“卧云烟”形成一种意境上的对照，流露出诗人闲适超脱的心境。

（二）浅易自然的诗风与闲适的生活态度

“文翰一时之冠”的陶榖存诗并不多，《全宋诗》收录其诗三首，除《寄赠梦英大师》外，另有《题玉堂壁》与《石桥》两首：

官职有来须与做，

有才用处不忧无。

堪笑翰林陶学士，

年年依样画葫芦。

—《题玉堂壁》

重重翠嶂耸云端，

玉殿金楼缥缈间。

圣境不容凡俗到，

故将飞瀑隔尘寰。

—《石桥》

这两首诗的诗意畅达，意境闲远，表现出浅易自然、通俗易懂的诗风，具有宋初“白体诗”的特点。《题玉堂壁》是一首自嘲诗，这首诗明白如话、一目了然。陶榖因太祖不肯委以重任而心中不快，在翰林院墙壁上写下这首诗聊以解嘲。前两句，诗人自矜自伐，后两句则在委婉表达对宋太祖的不满之情。这首诗虽是牢骚之作，但值得一提的是，它敏锐地揭示了有宋一代的官风—一切“率由旧章”“依样画葫芦”，墨守成规，不思进取，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石桥》是一首写景诗，前两句写出玉殿石桥远离尘嚣的缥缈，后两句想象奇特，飞瀑将石桥与外界凡俗的人事隔绝，为石桥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营造一种超然世外、遁世离俗的道家深远意境。宋初诗人效法白居易晚年旷放达观、乐天知命的生活态度，借诗谈禅论道，追求知足保和的生活态度。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附论《白乐天之思想行为与佛道之关系》中称，“乐天之思想，一言以蔽之曰‘知足’。‘知足’之旨，由老子‘知足不辱’而来。盖求‘不辱’，必知足而始可也”“总而言之，乐天老学者也，其趋向消极，爱好自然，享受闲适，亦与老学有关者也”。这首诗所表达的超尘脱俗之感正是这种心理的展现。

宋初的诗歌创作受中晚唐诗风、社会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使“白体诗”盛行一时。陶榖作为由五代入北宋的馆阁文臣，他的文学创作体现了唐宋之交诗风的承袭与转变。我们虽无法依靠仅存的几首诗来探知陶榖诗歌的全貌，但知人论世，通过笔记能了解时代背景与人物所处环境的特点，从而明确陶榖诗歌创作与白居易之间的密切联系。几首不同题材的诗，语言表达明白晓畅，诗歌内容浅易通俗，表现了生活上的闲远自得、随意自然，也充分体现了宋初“白体诗”的典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