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点理论对诗性理论的扩展

“刺点理论”是由法国理论家、文学思想家罗兰巴特在《明室》一书中提出来的，其核心内容是把照片展现出的表象跟观者自身的个人经验相连接，主张表象化观感，通过私人情感与经验对照片进行解读。书中并未对刺点理论作出明确定义。诗歌当中的“刺点”属于偶然性事物，正如文本中的言语偶然刺中了“我”内心深处的共鸣点。换句话说，所谓的“刺点”正是诗歌文本中的那个可以引发读者内心深处滋生出强烈感性情绪的一个触发点，如你在读到情深之处的时候，眼泪会自然地流出一样。作者跟读者之间将会形成一种默契，二者之间存在情感矩阵，读者能够理解作者意图，明晰作者想法，体会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情感内容。

一、双轴及其宽窄幅的概述

在符号学中，主要有组合轴跟聚合轴这两个展开向度。一个梦，或是整个文化体系的符号表意活动，都是在双轴当中展开的。“双轴”的概念最早是由索绪尔提出的，在其四个二元对立理论之中，双轴关系仍然在符号学领域活跃至今。“组合关系”指的是由多个符号组合而成的具有意义的文本。“聚合关系”相对复杂一些，又称“联想关系”。索绪尔对“聚合轴文本关系”的解释是“依靠记忆进行组合的潜藏系列”（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一解释不太适用于文本符号，过于心理主义，文本品质不是凭记忆造就的。因此，后人便将这一术语改为组合轴跟聚合轴。

聚合轴促使符号文本中的所有成分具有可比意义，进而发展成可被替代因素。聚合轴成分组成包括了符号发出者所选成分和符号释义者潜在的选择成分。由此可知，聚合轴中的任意一个可供选择成分均以隐藏文本的形式而存在。聚合因素属于可能性存在因素，其是否真实进入符号发出者选择或释义者的联想当中，我们无须明辨，其本质为文本组成，并非发出者及接受者的遐想。索绪尔曾用宫殿前的廊柱子来佐证双轴关系，提出建筑物在空间展示当中是以组合关系存在的，若是柱子样式为陶立克式，则将引发其他风格类型的联想并加以比较，如柯林斯式、爱奥尼亚柱式等。诗歌文本内容不同，其聚合段也不同，更有甚者，同一诗歌当中存在多个聚合段。符号发出形成文本后有且只有一种组合方式，那么诗歌接收者要怎样区分可供选择聚合成分为宽幅或窄幅？这就涉及文本风格方面。若是文本风格比接收者个人正常经验变异较大，如诗歌当中采用险韵、绘画风格奇异、房子装修风格怪异、故事叙述不可靠等，就表现为宽幅选择。

有对比，诗歌的文本风格就必然存在差异，进而造就文本内容的跌宕起伏。拿诗句当中的“炼字”来说，主要体现为：相声表演中的“包袱”，演出里出乎意料、别出心裁的部分。举例而言，王安石的《泊船瓜洲》一诗中“春风又绿江南岸”这一句，“绿”字的选择轴极为宽泛，比诗句当中的其他内容都宽，究其原因在于“绿”这一形容词被当作动词使用。据说，王安石当时在创作时选换了十余字，如“入”“过”“到”“满”等，最终才确定为“绿”字。拓宽一个组合的聚合操作能够有效地形成“亮点”，这在形式论术语当中表现为“单元”，凭借突出这一特征从组合当中被“前推”。造成“前推”的根本原因为组合风格推理常规或者组合结构反常，聚合作用是导致不协调和反常现象的成因。由此可知，刺点的形成跟展面息息相关。组合一旦形成，聚合操作就会退出并隐藏，然其并不是再无作用，即使其已经隐藏于幕后，依然可以在解释过程当中被召唤。一个单元中的聚合段扩增使得该单元附加符码。因此，每组显性的符号组合当中的每项成分均为聚合选择的映射，则整个组合则为聚合操作的映射。聚合的影响始终贯穿整个文本，且对文本品质有着重大影响。由此可知，宽幅聚合组合跟窄幅聚合组合差异较大，正如所摆菜品数量相同，但有的菜让人觉得其菜系丰富，而有的菜过于单调。这就是所谓的“可能性选择映射”。有的画、有的演出、有的装饰、有的诗歌给人的感觉是宽幅的，在这个时候，聚合操作虽然已经退居幕后，但其映射作用依然清晰，特别是在风格变换方面。一首古诗跟一首现代诗歌背后所含的聚合宽度大相径庭，现代诗歌宽幅大于古诗，其可供挑选的词语更为宽泛，进而使得诗句组合风格更加多样。多样化的文本风格对于文化和艺术符号而言，能够较好地满足接收者求异求变之需求。文化亦存在宽、窄幅之分。其中，宽幅文化的选择项更为明显和宽泛，现代文化就是宽幅文化的典型代表。窄幅文化存在较多的束缚，个人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场合缺乏选择项。宽幅文化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人们常常服从某种权威意见，模仿榜样行为，特别是一些具有社会话语权的人。在这个选择轴极宽的时代，意见领袖的话语权已被逐步消解，人们难以自行作聚合操作。人们的选择标准通常是跟着广告走。由此可见，过度宽幅反而容易滋生盲从跟风现象，宽幅文化过度将会重新成为窄幅文化。例如，艺术丧失标准之后，作者和观众皆会无所适从，进而使得画作优劣无法判断，最终形成盲从局面，导致市场秩序混乱。当表意者和接收者皆无据可依的时候，超宽幅文化则会再次变为窄幅文化。

二、诗歌当中的刺点—以多多诗歌为例

（一）刺点存在的必要性

在这个艺术和生活融于一体的“泛艺术”时代，艺术危机日渐抬头。艺术学者们最开始讨论探析“日常生活审美化”时还是将重点放在阻止审美功利化上面，随着信息媒介的拓展和消费文化的膨胀，造就了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相融、艺术和非艺术的相融，进而使得艺术向浅薄化、表面化发展，最终危害艺术本质功能。诗歌也属于艺术范畴，因此诗歌也同样存在时代危机，一旦生活和艺术彻底相融，难解难分后，艺术的“刺痛”优势将消逝而去，就此消亡。若是艺术想一直存活且得以发展的话，就必须和日常生活拉开距离，这也正是诗歌的独特之处。在诗性功能体系当中，明确提到“诗性”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诗歌本身，其具有追求难解之特质，以延长感知为最终目的。由此可知，诗歌的核心思想为追求诗性功能，身处“泛艺术”时代，若想维持艺术形态，保持本我，就应高度重视诗性功能的体现，突出刺点。笔者选择多多诗人为案例分析代表的主要原因在于其自省意识极强，会自觉磨砺自身诗艺，且个人经历十分丰富。

（二）诗歌刺点的主要表现形式

或许与多多学习过音乐有关，其所作诗歌具有极强的音乐性。现代诗歌对诗歌音乐性方面的关注度不够重视，而多多的诗歌属于当中的一股清流。很久以前，黄灿然就已经注意到多多诗歌当中明显的音乐性，且对其音乐结构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多多的诗歌并未遵从严格的押韵理念，诗歌全篇自始至终采用相同韵脚的诗歌较少，然而他所作的诗歌尤为注重句内用韵和句尾用韵相结合，特别是语音刺点的营造。笔者分析了多多诗歌的文本表现形式和文本构造，总结了如下诗歌刺点的表现形式。

1.语音刺点

以多多的《在一起》一诗为例，这首诗全篇极为注重押韵。诗歌上篇隔句押i韵，句尾大部分也都押i韵，有的句中也有押韵；诗歌下篇押韵次数没有上篇频繁，基本三到四句才押韵一次。除此之外，诗歌上篇还陆续出现ang韵跟eng韵，诗歌下篇也会偶尔出现eng韵。全篇e韵共出现了六次（开头一次，中间两次，诗尾接连出现三次），且诗尾与开头相呼应。a韵也出现了三次，且呈跳跃性出现。这体现了音乐节奏逐步变换的感受，犹如不同声部不断交叉—有逐渐变缓的，有逐渐变强的，也有逐渐消失的。不断变换且回环往复的音律使展面和刺点难以说明。其中，真正的刺点当属最后一句，这一句以重复前面三句中的e韵来作延展，然句终却是以之前偶然出现过的an韵作为结尾，这就使句尾聚合轴宽幅增加了一个度，进而使得整体韵脚得以拓宽。和主韵i韵一样，二者均处在舌部两端：i韵为高元音声韵，an韵中的a为低元音声韵，二者形成鲜明对照，促使诗歌全篇音韵绵延不断，且在结尾处予以重击。或许这一设计不是多多有意为之，然这种语感让人瞠目结舌。多多的诗集中存在不少这样节奏感强烈的诗句，且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不断出现令人惊奇的变幻方式。我们在探讨多多诗歌的时候要格外注意其诗句当中语音的独特运用规律。

2.语句结构刺点

多多诗歌的句式结构也十分突出。王若琳在研究其诗中状语运用时发现，其诗歌通常采用复杂的状语来体现复杂的含义和奇怪的意象，甚至还用过五种复杂状语。不仅如此，多多还极为喜爱在标题当中使用复杂状语，譬如《当春天的灵车》一诗中的“装殓岁月的棺木也在装殓青春”一句，通过打破常规语句搭配的形式制造刺点。王若琳还指出，多多的诗歌随着其年龄的增长，由复杂状语构成的奇特意象逐渐削减。然而，多多依然保持着状语的想象力和模糊性。除此之外，多多诗歌当中的断句方式也极具特色，其中最为突出当属1985年所著的《死了。死了十头》一诗，诗歌全篇的断句点皆在句子中部，然而空行之前所断内容依然能够独立解读，让读者形成“上半句属于一个完整句子”的错觉。譬如，诗中的“死后的事情：不多也不少—刚好”一句，单看的话可以当作一个整句；然而，在读到后一句内容时才会恍然意识到“刚好”一词是跟后一句相连的。诗歌全篇采用此项技巧，使读者每次在读到空行后一句时都会被震撼到，在读者每次觉得聚合轴闭合时又再次开启，进而制造一个个密集的刺点，大幅度提升读者的观感。

3.内容刺点

很多作家会在诗歌内容中追求刺点。虽然诗歌难解，却并非无解。缺乏意义的诗难以被大众接受、认同，即便存在语境困境，读者依旧会在诗中找寻意义的存在。内容刺点来源于突兀的诗歌内容，匀质展面当中突然出现不同的内容，就会形成刺点，如多多的《在英格兰》一诗，汤拥华在探讨多多诗艺期间曾提及此诗，“多多的意象依旧富有穿透力，使人大为震惊，拿‘两行新栽的苹果树，刺痛我的心’一句来说，诗句所体现的震惊可以毫不显露地汇集成情感之河”（贾鉴、汤拥华《流散与归来—多多诗歌二人谈》）。为何这一句会成为整首诗当中的刺点？诗中不只有苹果树一个意象，还有英格兰的天空、教堂的尖顶、手风琴盲人演奏者、城市烟囱等。从“是我的翅膀使我出名，是英格兰”之句开始，诗歌转变为抽象描述，一直到结尾的泥土和包裹。诗歌当中的苹果树是上篇实物意象链当中的结点，跟前面实物意象的明显区别在于，苹果树更加贴合现实生活。在深入了解了多多诗歌的意象后不难发现，其中的水果和果树多为家乡的象征。包含苹果树意象的这句诗之所以更加引起读者的震惊，主要还是因为前几个意象均为国外较为常见的，而苹果树则为家乡独有的。即便这里的苹果树可能是国外所种，但是根据聚合轴分析可知，前边为英格兰意象，到此处突然转向家乡，此时聚合轴变成宽幅，多多于是也不由自主地道出“刺痛我的心”这一如此真挚且直白的话语。

多多的诗歌中闪烁着的刺点的光芒，充分证明了在当今时代他是一位杰出的诗人。诗人也许不会按照理论去写诗，但在最终的层面上，诗人和理论研究者殊途同归。不是多多的诗如此适用于理论分析，而是因为多多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深深地懂得诗性，他用诗证明了诗性理论和刺点理论的实践性。本文只是对诗性和刺点理论做了一个扩展，可以看出，对诗歌的刺点研究应该是一个宏大的课题，这种研究必须和实践相结合，才能有所突破。

由上文可知，诗歌这一文体所代表的抒情方向为歌唱性。刺点理论可有效地修复和增补诗歌协作偏口语化的缺陷，借助感应和超验之心来实现时代价值及情感的认同感，具有阐明、导向作用，能够体现内心情感，召唤现实，让思想更具意义。海子、多多等主张“大师写作”，基于文化内核，他们背负时代转型和精神断裂之痛，迎难而上，兼顾深化追求和隐喻的写作，在文本语境上明确了文化刺点的价值。文化刺点由精神感应加文本技巧融汇而成，丰富了诗歌的表意功能，有效地拓展了诗歌的文化意蕴，不仅是时代语境中“文化断裂”的体现，还是由“否定”转为“认同”的诗学回归，更是现今消费及物质主义社会文化构建中的意识觉醒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