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文化视野下《诗经》与《楚辞》的创作心理区别

一切文学的土壤莫不植根于民间，民间为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的创作、流传开辟了道路。作为中国早期文学代表的《诗经》和《楚辞》更是如此，各自都体现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和民族信仰。作为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以现实主义为主，更加贴近民生，而《楚辞》则具有更多、更神秘的浪漫主义成分。中原文学的代表《诗经》，反映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的社会生活，里面的诗篇诸如十五国风，则反映了中原各国不同的民风民俗和人们的思想感情。而在这背后更深层次的意蕴则是早期中原文化，抑或是华夏文化影响下人们生活、思想、情感的折射。而《楚辞》则是深受楚地文化的影响，体现出楚地特有的神话色彩和悲剧意识。但是《诗经》与《楚辞》并不是彼此完全相互独立的，各自为政的。立足于《楚辞》的文本，不难发现它在表现手法、文学艺术等方面与《诗经》存在诸多的联系。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交流空前的频繁，楚文化不再是隔绝在大山之间，而是与中原的华夏文化产生了接触。因此，《楚辞》也必然会受到《诗经》的影响，这是楚文化与华夏文化接轨的必然性。本文拟将从地域文化、伦理文化，以及《诗经》《楚辞》相互交融三个方面来看《诗经》与《楚辞》的异同。

一、地域文化

文学是一定文化的载体，不同地区的文学负载着不同的地域文化。地理环境对人们的生存环境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伴随着不同地区的发展变迁以及文化、经济等的发展，人们的精神气质、文化心态则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诗经》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体现了我国辽阔疆域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是探索古代中国地域文化区别的最早、最可信的文本之一。《诗经》产生的地域大体位于今天以黄河流域为主的中原，包括今天的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十五个地区的乐歌，反映这十五个地区的民风民情。例如，《汉广》就是现在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的地方民歌，《有狐》就是淇水流域反映男女爱情的民歌。十五国风鲜明地显示出了不同地区诗歌的特色，从而显示了不同地域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所谓“风”，朱熹在《诗集传》序中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者也。”朱熹认为《诗经》中的“风”就是民歌，也就是地方的乐调。于是，一个地方的地域文化、民俗习惯必然会深刻地影响到文学的创作，并在文学中有所表现。例如，《七月》中写道：“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其描绘了豳地人民劳动生活的一个场景，而且我们能从中可知有关豳地的一些民俗情况，如豳地人民在秋季丰收后就开始准备酿酒，以备到春季新年的时候能喝到春酒，“以介眉寿”，从而来进行祈福。

这一时期的中原地区的文化，无论是在思想价值观念上还是人民的劳动生产力，都明显与处于边远地区的夷狄不同，并且领先于夷狄。作为中华文明最主要的发源地之一，在《诗经》产生的年代，产生于中原大地的儒家文化正以蓬勃之势发展，并在之后逐渐成为影响力最大的一种中华文明形态。孔子在《论语》中说：“子不语乱力怪神。”唐代的孔颖达在《礼记正义》中也说：“温柔敦厚，诗教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所提倡的是一种关心现实、比较实际的人生伦理哲学。儒家看待文学艺术，最先关注的是文学作品的社会政治功用，即其能否为统治阶级服务，温柔敦厚则又要求臣下对君王的绝对恭敬和顺从。儒家的核心“仁”，即爱人之心，提倡通过礼乐教化来促进人们在道德上的内省和自律，遵从君子与圣人的道德品格，进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理想。中原地区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这一切表现在《诗经》中，一方面是极具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大量的诗篇都是讲人民的现实生活图景；另一方面在文学的表现上则是用委婉的语言来对时事政治进行讽谏，从中我们可以窥到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基本形态，这是《诗经》所展现出来的。

楚辞产生于楚地，刘安在《淮南子·兵略训》中记载：“昔者楚人地，南卷沅、湘，北绕颖、泗，西包巴蜀。”楚国的疆域几乎囊括了中国南部的大部分地区，所以楚辞是南方文化所特有的产物。楚辞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屈原和宋玉的作品。例如，屈原的《九歌》共有十一篇，第一篇《东皇太一》为迎神曲，末篇《礼魂》为送神曲，除此之外还描写了云中君、山鬼、湘夫人、河伯和大、小司命等神明，具有十分浓厚的原始宗教遗存和神话色彩。当时的楚地可以说是“天高皇帝远”，与中原地区交往并不密切，受到的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较为有限。虽然是作为周王朝下属的诸侯国，但是楚国的地位并未得到中原地区国家的认同，被当作南蛮看待，所以楚国当时的文明尚未得到全面开化，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楚辞》中虽然也反映楚人的生活图景和思想情感，但是运用了大量的神话和原始宗教方面的意象，因此呈现出一种强烈的神话色彩和巫风色彩。例如，《楚辞》中对共工形象的描写已经不同于《尚书·尧典》中的共工，在《尚书》中，共工已经从上古神话中的神的形象变成了人的形象，失去了作为神的特性，而在《楚辞》中，共工依然保存着神的特点和技能，保留着来自原始神话的遗存。

除了大量的神话和奇异的想象外，《楚辞》中还包含着强烈的个人情感，如屈原的《离骚》除了表达对奸佞小人的憎恨外，大部分都是屈原个人的郁郁不得志之情、被君主疏远而产生的忧愁之情。淮南王刘安在《离骚传》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蝉蜕于浊秽之中，以浮游于尘埃之外……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刘安在这里就是肯定了屈原的怨刺精神，最主要是还是赞美他高尚的人格。宋玉的《九辩》开启了中国文学历史上的悲秋传统，感叹“士不遇”的无可奈何的哀怨之情始终贯穿着全文。由此可见，《楚辞》中突出表现的是个人情感，抒发个体心中放荡不羁的个人情感，并且不同于《诗经》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楚辞》散发着强烈的浪漫主义特色，用大量奇特的想象，压制不住的个人情感抒发，这些均体现出了其与中原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化精神。

二、伦理文化

先秦时期，中原大地的礼乐文明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用特意提起也不会缺席的部分，“礼乐”二字几乎占据了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规定了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礼俗秩序。而那时的楚国还并未受到礼乐文明的约束，《国语·晋语》就记载了周成王在岐阳会盟诸侯时，因为楚国是蛮夷，故不能和中原的诸侯国平起平坐，只是被派去干一些杂事。在当时人们的眼中，礼乐文明是区分华夏与蛮夷的重要标志。而这种伦理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比较明显的就是对女性形象和男女关系的描写。

《诗经》中的女性形象，诸如《静女》中的“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所描写的“静女”是一个非常可爱、懵懂、性情娴静的淑女形象，同时还透露出一丝狡黠，“爱而不见，搔首踟蹰”，她比男子来得早便悄悄躲在一旁，考验少年是否有耐心。《硕人》中更是留下了千古流传的描写女性的句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相对于《楚辞》来说，《诗经》中的女性形象注重写实，而《楚辞》中的女性形象则大都是来自神话中的人物，因此其表现更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例如，宋玉在《高唐赋》《神女赋》中就塑造了巫山神女的形象，并且用大篇幅的语言描写了神女美丽的外貌和动人的身姿，“貌丰盈以庄姝兮，苞温润之玉颜；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视”（宋玉《神女赋》）。而且，神女的身份并没有成为她们追求爱情的阻挡，人间的七情六欲也同时体现在她们的性格之中，甚至更加得大胆、热烈。《高唐赋》讲述楚怀王梦遇高唐神女的情景，宋玉说，“昔者先王尝游高唐。怠而昼寝，梦见一妇人曰：‘妾巫山之女也，为高唐之客。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王因幸之”。所谓“闻君游高唐，愿荐枕席”，面对第一次见面的陌生男子，巫山神女已经愿意自荐枕席。她自由奔放、大胆追求爱情的举动，是一腔赤裸裸的原始激情和欲望的自然流露，是未曾受到任何封建礼教和伦理道德束缚的人性的直接张扬。这种随意放任的男女之情并非宋玉的凭空想象，而是原始初民爱情生活的真实反映。而《诗经·郑风·将仲子》中则表现出了男女间交往之森严：“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岂敢爱之？畏我父母。仲可怀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墙，无折我树桑。岂敢爱之？畏我诸兄。仲可怀也，诸兄之言，亦可畏也。将仲子兮，无逾我园，无折我树檀。岂敢爱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怀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孟子·滕文公下》载：“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钻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连“钻穴隙”偷看那么一下，都要遭人贱骂，可见社会舆论何其严厉。《将仲子》所表现的，便正是一位青年女子在春秋时期社会舆论压迫下的畏惧、矛盾心理。有一对青年男女正要私下相会。热恋中的男子有点儿情急，竟提出了要翻墙前来相会的方案。这可把女子吓坏了，男子可以鲁莽行动，女子却受不了为人轻贱的闲话。所以，女主人公的畏惧也随之扩展，由“畏我父母”至“畏我诸兄”，最后“畏”到左邻右舍的“人之多言”，让人觉得那似乎是一张无形的大网，从家庭一直布向社会，谁也无法挣得脱它。这就是不准青年男女恋爱、私会的礼法之网，它经了“父母”“诸兄”和“人之多言”的重重围裹，已变得无比森严和可怕。由此品读女主人公的呼告之语，也难怪一次比一次显得急切和焦灼了—她实在孤立无助，难于面对这众口铄金的舆论压力。

由此可见中原与楚地的区别，中原大地直到现在人们还自觉遵守的男女之别，在当时的楚地却并未有相当重视，女性可以大胆直接地表露自己的感情。在这背后的是两地封建伦理文明发展程度的不一而造成的创作心态的不同。

三、相互交融

我们在探讨《诗经》和《楚辞》作为两个不同的文本的差异的时候，也不能否认二者也存在诸多共同点。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种文化产生了空前的接触与影响。楚文化不再是孤立独绝存在于大山之中，而是逐步被中原文化所影响，反过来中原文化也相应受到了楚文化的熏陶。

《诗经》中的怨刺精神就在《楚辞》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孔子将诗的功能解释为“兴观群怨”。孔安国把“怨”解释为“怨刺上政”。刘勰也在《辨骚》中认为：“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诗经》中对黑暗政治的深刻批判，对国运兴衰的哀怨，引发了屈原的共鸣，如“天方荐瘥，丧乱弘多。民言无嘉，憯莫惩嗟”（《节南山》）就表达了屈原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诗经》中的大部分的怨刺诗都是借助讽喻的手法来创作的。而《楚辞》中的怨刺精神较之《诗经》则更加深刻，敢于把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表现出了一种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如屈原《离骚》中的“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两句直接表明对最高统治者治理国家不得力，不去体察民心的抱怨之情。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也在《楚辞》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忧患意识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基本意识，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就体现了远古先民们对生存、对自然深深的忧患意识。《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则体现了当时社会上一种整体的普遍忧患心理，作品除了反映生活之外，还充斥着浓浓的说教意味，归根到底是要为当时的社会政治服务的。《楚辞》中则呈现出强烈的个性色彩和独特的忧患形态。因为屈原独特的人生经历，所以《离骚》不仅仅是表达屈原的爱国之情，还呈现出强烈的、无法排解的个人忧愁意识和悲剧意识。从这个意义上看，《楚辞》中表现出来的个人意识与中原文学作品是不一样的。

《诗经》与《楚辞》同为我国文学的源头，二者在创作心理上受到来自地域、伦理等方面的影响。总体来看，《诗经》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主，受到来自中原文明的深刻影响。《楚辞》则散发出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这与自然风貌复杂多变的南方地区的地理、风俗是分不开的，楚地的文化心态也深深表现在《楚辞》的创作中。但不能忽略的是，二者在彼此的发展过程中也相互吸收了各自的优点，两种文化形态相互交融、相互影响并共同组成中华文明的整体面貌，对中国文学后来的发展有不可估量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