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维柯的诗性智慧与东方诗性美学的融合

讨论美，就要将美放于诗性的本源之中。从维柯《新科学》的诗性智慧看来，诠释了创造是真理的标准，同时也是诗性智慧的坚实支柱，维柯明确地解释了诗性智慧是如何实现的，诗性智慧成为维柯思想面向广大群众的最大成就。诗性智慧成了后来理论家、哲学家们不懈探索的重要目标，为后世学者们提供了学术研究的诸多发展途径。诗性智慧面向各个领域，为人类文明发展提供范围广阔的知识空间，为东方诗性美学的研究发展开辟了广阔无垠的新道路。

诗性的智慧也代表了维柯那个时代的实践经验，任何理论的产生都会对它所处的时代以及后世的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以维柯的《新科学》为切入点，从诗性美的基点出发，从美学的角度评估和分析维柯诗性智慧的价值，具体从三个方面进行关于诗性智慧与诗性美学融合的研究，分析了当前东方诗性美学的发展背景，总结概括其对东方诗性美学的发展起到的作用，并阐明诗性智慧和当今东方学术界诗性美学的融合之处，根据所得结论将维柯的诗性智慧融以现今高度发展的时代热潮之中，拓宽东方诗性美学的发展道路，使诗性的智慧与美学在东方学术界蓬勃发展。

一、诗性智慧与东方诗性美学的接触

（一）诗性美学的本体抒发与诗性阐述

“诗性”一词源于意大利哲学家维柯的《新科学》。《新科学》一书在维柯生前并没有得到当时学术界的重视，而是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挖掘出来的，它是一部具有重大探索意义的关于人类历史及人类发展的学术著作。从传统意义上来说，诗性美学是不可言说的本体抒发与诗性阐述。具有鲜明浪漫主义色彩的诗，是诗人们感性智慧的结晶，对于西方蕴含理性主义的美学而言，有着很大的区别。从另一种角度而言，感性与理性本身就是辩证统一的对立面。维柯的理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从感性出发，通过智慧引导的人的本性，创造人类社会及其文明。在维柯看来，无论何时，人都是以感性作为出发点，以感性的形式来发挥自身的理性优势，这是早期理性形成的必要阶段，同样也是后来的发展阶段，维柯的诗性智慧便是最好的诠释。诗的本体性可以概括为是它所包含的感性部分集中合成的产物，诗性美学的本体抒发应当从感性的角度来完成，诗性的阐述应根据诗的本体性来客观地证明。

当诗性智慧与东方诗性美学两个文化理念接触时，诗性智慧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干预诗性美学的产生和发展，这是一直以来民族文化之间固有的接触方式。诗性美学的概括虽类似于美学理论，却又与传统的美学理论有着较为明显的区别：它没有像理论那样的严格界定范畴，也没有其他的逻辑推演，诗性美学的直觉形象体验中始终隐含着理论概括所无法言尽的东西。美学之所以被当作一门学问，是因为它具有相应的概括性，这也是诗性美学区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一个关键之处。

从维柯的《新科学》可知，它尽管对诗性的探讨角度不同，最终都在指向诗性智慧。这表现在确立了真理，即创造的理性方法论后，对新科学的建构上。维柯试图以不同的角度作为切入点阐释诗性智慧，他对美的构建着重源于对《新科学》中对诗性智慧的解释，使诗性智慧有了一个完整的诗性体系。

“美”在东方，从古至今都是正面的褒奖。从远古羌族的仪式开始，“美”就是一种同“善”不可分割的存在。现代文人学者对美的理解，在许慎所研究的文字学基础上有了更深刻的阐释。许慎强调“美”之字义不仅蕴含了汉代人的理解，还包括远古以来的许多内容，“美”字从“羊”从“大”，可看作是戴着羊头饰品的大人。更进一步说，在远古人的意识形态里面，天是大，人的地位与天关联，这便是后来“美”与“善”同义的意义。现代美学观念逐步向西方美学靠拢，但不管是东方美还是西方美，都追求和谐统一，东西方都把美作为追求真理的永恒的真谛。

对于西方的诗性审美价值观而言，在西方人的审美意识中长期以来便将理性主义作为支撑。维柯所认为的诗是原始人所用的感觉想象的玄学，是原始人内心充盈的感觉力和丰富的想象力的总和。因此可以说，诗就是原始人的一种天赋，原始人从这种天赋中产生对事物的新奇，而这样的“新奇”本身就是一种对“美”的自觉。

诗的审美自觉是诗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现代启蒙思潮中的“理性崇拜”主义有所不同。审美自觉将现代性的演变过程和发展脉络推到了一个“感性解放”的极端阶段，因而以思想上的“感性解放”为主要特征的诗性美学，可被定义为是一种带有感性色彩的理性主义美学自觉。诗性美学作为美学学科中不可忽视的一个分支，将“为艺术而艺术”作为发展的永恒主题，是当今诗性美学的一种艺术审美自觉。

在中国美学史上，“儒仁”“道无”“禅空”这三种表现形式既是审美意境的极致境界，也是东方传统美学从古至今的主要文化依托。根据“儒仁”本体派生出道家主要思想“天人合一”的审美情怀和宋理学家周敦颐在《通书·文辞》中所提出的“文以载道”的审美基调，由“道无”衍生出“气”“妙”“玄”“虚”等超脱凡俗的审美境界。

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了一系列以“诗性”命名的概念和范畴。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要区别于动物的关键点在于人有绝对的理智和高度的意志，对这一理智和意志的实现，则是通过人大脑所特有的智慧发挥功能性作用来完成。在维柯看来，“诗性智慧”是人类思想的真正源头，“诗性智慧”是维柯诗性存在的最完美体现。维柯用《新科学》一书对诗性智慧进行了完整的诠释，说明了诗性智慧的存在界定与理性主义之间的思想血缘关系，表明了诗性智慧是理性主义的来源和开端，理性主义的发展位于诗性的记忆与想象之后—理性主义在另一方面不过是诗性的内在真理流露出来的产物。

（二）诗性智慧与诗性美学的意蕴传播

诗性智慧与诗性美学由意蕴的传播而发生接触，并由于这种接触而产生二者融合的前提。维柯在诗性智慧中总结到，诗是人类智慧的感官，而哲学家是人类智慧的理智。由此我们能够得知，诗人是人类智慧感性存在的发生者和依托。哲学家和诗人都是文学意蕴产生的关键，产生的意蕴不同，存在的可能性便具有可探索的途径。

诗性智慧与诗性美学能够得以相互依存，离不开理性和感性的相互依托，在诗性美学这一概念最初传入东方之时，也是由于诗性智慧的意蕴符合东方诗性美学的发展状况。东方诗性的意蕴建立在儒家道家重视伦理教化的基础之上，讲求天人合一、和谐与共；而维柯的诗性中有与之相符的地方，他从神学的角度和人的立场来阐述诗性智慧，指引人转向天神并与天神结交，既符合东方诗性中天人合一的要求，也符合东方诗性美学发展的本质属性。

（三）诗与美的启迪

维柯的诗性智慧给美学的启迪重要的一点是不能以“美”的名义为感性辩护，而是要用诗的创造性去开辟一条保卫道，达到为感性辩护的目的。感性是诗的重要特征，正是由于诗是在历史上推动了文明诞生的特殊存在，诗才能够为人的激情回归和发扬壮大作出不可小觑的贡献。在维柯看来，“诗性的智慧”不但承担了哲学推演的重任，也植根于文学及美学的研究发展之中。维柯认为：“原始的诸异教民族……都是些用诗性文字来说话的诗人，这个发现就是打开本科学的万能钥匙，它几乎花费了我的全部文学生涯的坚持不懈的钻研。”

二、诗性智慧与东方诗性美学的撞击和筛选

（一）和而不同

“和而不同”作为中华传统文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而不同”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客观规律，在诗性智慧与东方诗性美学的融合发展过程中表现尤为突出。维柯的诗性智慧与东方的诗性美学之间存在一种“和而不同”的客观状态。东方的“和”本身就在审美的领域之中，从“以和为贵”的概念范畴演化为“以和为美”，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强调生命与自然的和谐律动，这便是东方诗性美学与维柯诗性思想所产生的“和”之部分。

诗性智慧与诗性美学的不同之处在于，维柯的诗性智慧最终发展是“诗性的玄学”，并由此发展出后来的伦理学、逻辑学、语言学等具体学科，具有广泛的逻辑基础，逻辑性比较突出；诗性美学在东方民族思维中非理性因素居多，常用象征、比喻、隐晦的传达方式来彰显美，是情与理高度融合的结果，逻辑性较弱。

（二）兼收并蓄

诗性智慧与诗性美学的融合、开放、包容是产生优秀文化的源泉和动力。东方诗性美学的发展容纳了维柯诗性智慧中大量的可取因素，诗性智慧中巨大而崇高的尊敬起源于民族的和学者的两种自负。对于东方的诗人而言，这两种自负存在于他们的意识形态之中。诗人对民族的自负、对自身创作的自负，都离不开维柯所表明的神学与哲学理论的基础，因此东方诗性美学吸收了维柯诗性智慧中的理论所得。维柯的三种神学（诗性的神学、自然的神学、基督教神学）与东方的“天人合一”思想之间有着相同的道理，都依赖着一种超自然的信仰，企图用神学控制人类制度。这种兼容发展是东方诗性美学的一大特征，在这样的相互影响之下，东方诗性美学的智慧因素应运而生。

三、诗性智慧与东方诗性美学的整合

美通过整合的语序来表达，诗性的美则是由感性意识结合理性思维的整合来阐发的。最初的人类在强烈的情感刺激下会产生相应的思考，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促成凡尘玄学的诞生，这种对自然的敬畏激发学者诗人对大自然的认识，在对自然的阐说当中产生诗性的意蕴，进而在诗性中开发人的智慧，使得人类对自身所处的文化氛围有所认知。正当诗性智慧和诗性美学相接触时，理性便将其区别开来，以至于二者的融合并非完全融为一体。

“诗性智慧”是维柯用以指称人类天性中最为深层的精神活动方式的用词。《新科学》一书从维柯诗性智慧的文化体系中选取能使其与诗性美学融为一体的文化元素，经过时代的调节整合，形成诗性智慧和诗性美学的文化体系。诗性智慧在东方民族的思维中非理性因素较为突出。在诗性智慧玄学想象力的驱使下，东方的诗性凭借自由的想象来组合、拼凑和创造出属于东方的美学思想。东方诗性美学的想象思维遵循的是自由、情感、自愿、欲望等趋向。

东方的诗性美学具有诗性的象征性特点和丰富的象征意象。东方人相信自然是与万物共情而成的，这也是人类生命“一体化”观念的由来。由此可见，诗性智慧与诗性美学的整合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了解和把握，不应只是单纯的外部认知，而可以依靠大脑的想象和实践的探索不断感知、体验、共情。东方民族的诗性美学都有其特定的含义和指定的方向。

维柯的哲学思想对文化研究是一种范例，诗性的智慧给美学以现代性的反思。维柯《新科学》中的诗性智慧对诗性美学所处的时代具有一定的限制意义，于东方诗性美学而言，是一种回归人类本身的哲学艺术，在二者的相互交融之下，把人的位置从科学视角下的理性主义转变为诗性视角下理性与感性共同作用的重要地位。诗性美学思维视角可以包括对认识个体的了解与体验，在诗性智慧的影响与重塑之下，成为只属于东方的诗性美学认识。其中，包含了理性又囊括感性，是科学意义之下的理性美学所没有的综合美学，对人的发展具有多方面影响。

维柯的哲学思想包罗万象，涉及领域也纷繁复杂，其中的诗性智慧是学术界研究最为普遍的要点。本文讨论了维柯的诗性智慧与东方诗性美学的融合，它既是当下时代发展的产物，又是诗性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人类智慧的发展进步，诗性美学逐渐从美学学科中获得一席之地，东方的诗性美学也在中西方文明进步中崭露头角，在诗性智慧的影响下成为美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东方诗性美学受维柯诗性智慧的影响，同样也反作用于诗性智慧，它将维柯的诗性智慧更进一步发展成为巩固自身的中坚力量，在接受和消化之后形成自己独立的诗性美学原理。这将拓宽东方诗性美学的发展道路，使诗性的智慧与美学在东方学术界形成蓬勃发展的繁荣之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