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愈寄赠张籍诗作的艺术特色

韩愈诗历来争议较大。激赏者赞韩诗“如高山乔岳，无不包孕，洪波巨浸，莫可端倪，局声调者病其艰涩，蹈空虚者厌其精详。故学诗难，读韩诗亦不易”（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不喜者直言其诗“本无所解，宋人呼为大家，直是势利他语”（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但更多说法则或折中群言，或就具体诗作分析，认为韩诗皆出自肺腑，言真意，见性情，为诗之正也者。这在韩愈对张籍的寄赠诗中表现得相当真切。无论是意有所指的长篇古体，还是闲居赠往的日常撷趣，造语虽奇险，诗意却率真朴直，有自然深味。总体来看，韩愈对张籍的寄赠诗主要表现出三方面的特征：诗风多变、多古体诗、诗多喻言。

一、诗风多变化

刘熙载在《艺概》中言：“诗文一源。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即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其是用温柔敦厚之诗教言韩诗的风格情性。陈衍的《石遗室诗话》认为：“昌黎则兼有清妙、雄伟、磊砢三种笔意。”韩愈在诗路上追求另辟蹊径，别开生面，开拓奇险一格，以其深厚之学养蕴而化之，所以硬语盘空雄奇沉郁而不失于驳杂。韩诗的造语、诗境、风格是多样的，富于变化的。

在韩愈与张籍长达半生的知交岁月中，往来寄赠之作因为诗人的诗笔心境与时地人事的变化而呈现出风格差异，其中最主要体现在奇险与平易两个诗风向度上。这在初期与后期寄赠的诗作对比中尤为明显。作于贞元十四年至十九年的三首寄诗《病中赠张十八》《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咏雪赠张籍》均为五言长篇，诗意奇险，多生造词句且偏于叙述，笔意纵横，一泻千里，词韵俱是险拗。《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描写自己夜渡氾水：“中流上滩潬，沙水不可详。惊波暗合沓，星宿争翻芒。”一叶扁舟在急浪惊涛中沉浮，渡河之人只觉天上星河争相翻覆。前两句总写小船或将搁浅，黑暗中又看不清水流的情势；后两句一笔写水，一笔写天，大开大合，将仓皇急渡的慌乱与惊险一并刻画出来，写得峭拔。《咏雪赠张籍》中写雪色耀眼则“娥嬉华荡漾，胥怒浪崔嵬，碛迥疑浮地，云平想辗雷”；写积雪凝寒则“水官夸杰黠，木气怯胚胎……龙鱼冷蛰苦，虎豹饿号哀”。造景诡谲，意象奇异，读来叫人神惊意骇。韩愈正值壮年，但在这五年中两遇军乱，辗转汴、徐之间，长安官拜监察御史，转眼又被贬阳山。“我年十八九，壮气起胸中，作书献云阙，辞家逐秋蓬。岁时易迁次，身命多厄穷。”（《赠徐州族侄》）当年壮志凌云、汪洋恣肆的少年人，认识到现实艰险，不甘于奸谗当道，一腔愤恨经过近十年的打磨转化成一种奇绝纡徐、险状丛生的滔滔之言，喷薄而出。

韩愈在晚年写给张籍的诗作出现了律诗，言语冲淡，意味悠远，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两首诗不是一时之作。第一首写长安早春，小雨知时而降，荡涤尘埃，润物无声，诗味清妙，使人咀嚼不尽。第二首诗语如话，自然澹宕，仿佛是对老友的信笔邀约。韩愈一生，抗颜直谏，犯人主之怒，数遭贬谪，至亲挚友亦多早逝。行至晚年，韩愈遍历仕宦坎坷、人生风雨，学杜也到了老成处，其诗境中透出蕴化万物的澄澈来。

韩愈对张籍的寄赠诗作中展现出的平易，不仅是因为昌黎文从字顺的诗歌本色与光阴催促下的心境变化，还有与张籍多年学问探讨中所受到的熏染。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张籍早年“学诗为众体”（张籍《祭退之》），颇有韩孟诗风，然而其性情古淡率真，又多作乐府诗，诗风真澹深婉，倾向平易朴素，所以时人有“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李肇《唐国史补》）之语。王安石更有“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题张司业诗》）的诗评。从韩愈寄语张籍“乞君飞霞佩，与我高颉颃”（《调张籍》）中可窥得韩愈对张籍的认同与期许，张籍诗的自然流荡于韩诗中亦可见之。

二、诗多为古体

赵翼曾对韩诗体式做过整理：“昌黎诗中，律诗最少。五律尚有长篇及与同人唱和之作，七律则全集仅十二首。”（《瓯北诗话》）他认为韩愈“才力雄厚，惟古诗足以恣其驰骤，一束于格式声病，即难展其所长，故不肯多作”（《瓯北诗话》）。韩愈寄赠张籍的诗作中，但多五言古诗，只有一篇为七言古体长诗。律诗则多中晚年日常交际唱和之作，在体量与数量上都占比较小。

古体诗受格律的束缚较小，在表情达意上更为自由，方便叙述性的表达，因此也更倾向散文化。“七言古诗，易入整丽，而近平熟”（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五言古诗一句的容量虽小于七古，但通过上下两句的连写，在刻画事态形象、抒发感情上都有很强的表现力，且富于变化。五言韵短，在叙事的连续性上也有不同于七古的优势。韩愈是古文大家，重文气，“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答李翊书》），而他以文为诗的创作手法在某一方面决定了其诗歌创作的体式与章法，这也是形成其奇崛诗风的重要因素。

韩愈寄赠张籍的古体诗无不有以文为诗的倾向，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诗中多叙述，多赋体。“直书其事，寓言写物。”（钟嵘《诗品》）韩愈在写给张籍的长篇寄赠诗中，常有吟咏物态之词和关于个人经历、人事交往等带有过程性的描写。以作于宪宗元和六年的《赠张籍》一诗为例，此诗是张籍为韩愈之子韩昶授诗时作。诗以张籍见韩昶、赞韩昶为主体内容，描摹人物动作和语言。“昨因有缘事，上马插手版。留君住厅食，使立侍盘盏。薄暮归见君，迎我笑而莞。”六句以退为进，用词看似寻常却极精练，一句一事，叙得简明。接下来的十一句描摹张籍言辞，言语细节真切，张籍质朴率直的性格也呼之欲出。通篇读来，语言不似诗语，却似散文，又非随意写就，二人对谈情形也生动自然，如在目前。

其二，以古文句法为诗。这一点主要表现为打破诗句的一般格式。韩愈诗出现了上一下四、上三下二的式样，这几乎是韩诗以文为诗的鲜明特征，在寄籍诗中也很常见，如“徒展转在床”（《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如以膏濯衣”（《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使立侍盘盏”（《赠张籍》），“忧麦作蛾飞”（《雨中寄张博士籍侯主簿喜》）等句的音节都是上一下四的散文式，顿挫短促，在整首诗中跳跃而醒目，打破了诗歌固有的韵律感，并且寄赠诗中散句较多。韩诗选字避陈熟，且对诗句中不经意的语助虚字，尤为着意，一定要使字字坚重稳老。诗多散句非为诗语松散之意，韩愈待人真诚，寄赠诗也着意求真，避免繁缛，故多散句。强幼安在《唐子西文录》中评曰：“韩退之作古诗，有故避属对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丛丛’是也。”此外，还如“君居泥沟上，沟浊萍青青”（《题张十八所居》），“譬如笼中鹤，六翮无所摇”（《与张十八同效阮步兵一日复一夕》）等都是例证。

其三，以古文章法为诗。这是韩愈诸多古体长诗中的特色。方东树在《昭昧詹言》卷十二中有言：“《醉赠张秘书》与《赠无本》，特地做成局阵，章法参差迷离，读者往往忽之，不能觉也。”《唐宋诗醇》曾细论《此日足可惜一首赠张籍》：“追溯与籍结交之始，至今日重逢别去。而其中历叙己之崎岖险难，意境纡折，时地分明，摹刻不传之情，并覼缕不必详之事，倥偬杂沓，真有波涛夜惊，风雨骤至之势。若后人为之，鲜有不失之冗散者。须玩其劲气直达处，数十句如一句。尤须玩其通篇章法，搏控操纵，笔力如一发引千钧，庶可神明于规矩之外。”张弛有度，叙述张籍登第、汴州军乱、脱身至徐等一系列遭遇转卸无痕。作为赠诗，诗旨自然落在友朋各离散，今子又远别的伤怀与百岁如流，造求高位的鼓励中，流露出诗人的灰心消颓，之前一泻千里的铺排，化为无形，举重若轻。

三、诗多喻言

韩愈诗本雅颂。诗歌创作中多用比兴，以此物喻彼物、彼事，或两种事物相类比在韩诗中很常见。给张籍的寄赠诗，多则通篇设喻，少则单句或两三句为喻。就内容来看，可分为两大类：讽喻与比喻。白居易就曾将自己的诗作分为讽喻诗、闲适诗、伤感诗和杂律四部分，称“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比兴者”（《与元九书》）为“讽喻诗”。由此可知，“讽喻”是指诗文作品在反映政治社会现象时，不正面直言，而是微词托意，通过旁敲侧击的语言和讥讽的笔法进行婉言规劝和批判揭露的一种创作手法。韩愈的《咏雪赠张籍》就是典型的讽喻诗。朱彝尊评此诗，“全是隐刺时相，起四句已见大意。以此意看去方有味”“只凿空形容，更不用套语，真是妙手”。全诗以雪为喻，“慢有先居后，轻多去却回。度前铺瓦陇，奔发积墙隈。穿细时双透，乘危忽半摧。舞深逢坎井，集早值层台。砧练终宜捣，阶纨未暇裁。城寒装睥睨，树冻裹莓苔”，看似描写大雪飘落，穿树历井，实写奸佞争先恐后，乘人之危，而反为摧挫，铺积掩盖，蒙蔽视听的行径。“松篁遭挫抑，粪壤获饶培。隔绝门庭遽，挤排陛级才。岂堪裨岳镇，强欲效盐梅。隐匿瑕疵尽，包罗委琐该。”此八句既比且兴，写霜雪严寒，松竹因此摧折而粪壤获培。大雪强欲比效盐梅之清逸洁白，却以纯洁的假象将一切罪恶无道隐匿起来。“水官夸杰黠，木气怯胚胎。著地无由卷，连天不易推。龙鱼冷蛰苦，虎豹饿号哀。”此六句写寒气凝郁，万物难以生存的境况。韩愈诗接六经，“其诗亦每于极琐碎、极质实处，直接六经之脉。盖爻象、繇占、典谟、誓命、笔削记载之法，悉酝入《风》《雅》正旨，而具有其遗味”（翁方纲《石洲诗话》），皆可入诗而多风雅醇正之味。通篇双关之语，意象超脱而形容刻骨无所遗漏，可堪古今冠绝。

所谓“比喻”，是喻诗中除讽喻之外其他诗句的统称，这与韩愈个人的诗歌风格有关。以喻写事，可以跳出眼前烦冗而腾挪开辟新诗境，扩展创作空间。韩愈学问赅博，才力雄健，故而根底经传而境界瑰奇，多言人所不能言。《病中赠张十八》以战争掌故比喻与张籍的论辩过程，意奇而语雄，转折顿挫间意态圆活。《喜侯喜至赠张籍张彻》：“昔我在南时，数君常在念。摇摇不可止，讽咏日喁噞。如以膏濯衣，每渍垢逾染。又如心中疾，针石非所砭。”其取《诗经·柏舟》“心之忧矣，如匪浣衣”之意，生出波澜。韩愈被贬阳山，飘零孤寂，对挚友的思念与日俱增，就如用脂油洗衣服，怎样都洗不干净一样，颇有苦中作乐的幽默。

此外，喻诗中杂以议论几乎是一种必然。议论以形象化的语言表达出来，意味鲜明而精悍。《咏雪赠张籍》通篇设喻，《调张籍》之论诗，也多用喻语，“徒观斧凿痕，不瞩治水航。想当施手时，巨刃磨天扬。垠崖划崩豁，乾坤摆雷硠”。韩愈自谦作诗未能穷原竟委，而李、杜二人则为诗中巨擘，开山破海，现在却只留下斧凿痕迹，当时运作的情形早已不得而知，难以追摹，与李、杜精神交通，诗思勃发。其语言雄奇劲健，警句妙语不迭，而议论自在其中。

钟嵘在《诗品》中论赋比兴三义，“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唯有“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韩诗力大而本正，其敷陈比兴雄健自然，自成一体而影响后世也是必然。

韩愈继承孔、孟之道，以儒家正统自居。在与张籍的交往中，韩愈以自己的高才卓识和人格魅力，时时影响着张籍，张籍亦是处处以昌黎为典范。二人的诗文交流与术业探讨，韩愈的诗风对张籍的影响是深刻的。

相对于广义的酬唱，寄赠诗更具有私密性，也更能表现诗人真实的情志。文人士大夫通过寄赠诗或向对方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志向情趣，或联络感情、相互勉励，或探讨学术、论辩问题。如果说酬唱是古代文人重要的交流媒介，酬唱诗是文人人际关系的诗化表达，那么寄赠诗则是这种广泛而模糊的人际关系图中较为清晰的点线，勾勒出了诗人的人际交往、人生历程、思想变化和交谊变迁，为我们展现出一个个鲜活的文友圈。韩愈对张籍的寄赠之作许多或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里，我们对现存十余首的研读，亦足可勾勒描摹出许多历史细节与人文情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