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醺人生，唯酒与菊

“酒”与“菊”是中国古代诗歌中典型的两个意象，而真正将酒融进诗歌，将菊作为知己，陪伴自己一生的唯有诗人陶渊明。“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生活在一个政权不断更迭，官场无比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时代，陶渊明以酒与菊构建起一个坚不可破的田园理想世界。酒如滔滔菊江水，酒与菊，是陶渊明的精神寄托。

酒与菊是陶渊明在诗歌中最念念不忘的，此二者，在封建社会里为隐逸诗人陶渊明构建了回归田园后的人生。诗人依托着酒与菊立足现实、注目当下，选择自由归顺田园，走出人生困境。在陶渊明的生命中，酒与菊具有不可替代的位置，是隐逸诗人的精神寄托。

一、以酒与菊避黑暗社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分裂时期，生活在晋末宋初的陶渊明见证了政权不断更替，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他的性情、思想和个性都与生长的环境息息相关。陶渊明并不是寒门子弟，“曾祖侃，晋大司马”（沈约《宋书》），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曾做过官，他的外祖父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陶渊明的出生可以说是被寄予厚望的，他并非自始就有归隐之意，“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十三首》其十），“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十二首》其五），少年时代的陶渊明满怀豪情壮志，理想如大鹏一样远翔高飞，期望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但诗人身处战乱时代，统治者忙于征战，朝臣宗室野心勃勃，军阀割据日频，敏感如陶渊明，不可能没有意识到社会动乱带来的不安。陶渊明在其一生中共入仕途五次，首次出仕任江州祭酒，没过多久因看不惯官场风气便主动辞官归家，“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拟古九首》其八）。可见，年少的陶渊明虽愤世嫉俗但仍然积极出仕的。时年三十五岁的陶渊明入桓玄幕府，期望通过做官安家报国，不久就发现桓玄发动战争的目的与自己的理想背道而驰，希望兼济天下、救人民于水火中的诗人发现自己的梦破碎了。时后刘裕起兵大败桓玄，桓玄的政治阴谋败露，陶渊明公开宣布与桓玄决裂，转而投奔了刘裕，刘裕建立刘宋王朝，将晋取而代之。但是，刘宋的建立并未让诗人走上仕途的康庄大道。刘裕建立王朝后大肆打压前朝旧臣，陶渊明在坎坷的仕途中“门虽设而常关”（《归去来兮辞》）。一去三十载的陶渊明，终于舍弃了腐朽的官场，得以回归田园。

“亲老家贫”是诗人做官的主要原因。东晋时由于门阀士族制度，诗人的祖父、父亲在现实环境下并不被看好，再加上祖辈做官清廉，到陶渊明这一辈，迫于生计不得不出仕，“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五首》其一）的本性又使诗人极度厌倦官场腐朽、趋炎附势之风。诗人既要汲汲于痛苦的现实，又想回归自然，寻得自由归化。他将酒与菊入诗，暂时得到心灵的片刻安宁，去除巧饰虚伪和名利欲望，获得淳朴自然的意趣。诗人每每饮酒，必求得大醉，他写作的《饮酒二十首》，前有小序，大多是醉后所作，“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纸墨遂多。辞无诠次，聊命故人书之，以为欢笑尔”。萧统在评解诗人饮酒的内涵云：“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萧统《〈陶渊明集〉序》）陶渊明以酒寄志、饮酒得到飞升，在黑暗的现实里得到片刻的安宁。菊是诗人守志不阿的清高形象的代表，陶渊明早期的诗文就以赏菊为清雅之乐，颇具魏晋风流。酒与菊二者形影不离，“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九日闲居并序》），空持菊花而无菊酒可饮，“空服九华”（《九日闲居并序》）而已。“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九日闲居》），饮酒可以去除烦虑，菊花酒能够长寿，诗人颇具浪漫主义情怀。诗人诗中的菊与酒，实质上描绘了人生理想的境界和他对理想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超脱现实的境界，更是强大的精神寄托。

在辗转出仕、误落尘网的三十年间，陶渊明时隐时吏，最终厌弃官场生活，“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隐于“南山”。

二、以酒与菊隐理想田园

在陶渊明笔下，清新田园与肮脏官场相对，田园是诗人身心得以安顿的理想场所。诗人在隐居田园时期，喜乐之情溢于言表，赏菊与饮酒更不断绝。诗人在仕与隐中作出了价值抉择，解决了入仕与本性的冲突，但是隐于何处？是山林还是田园？魏晋时期大多隐于山林，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中记载了魏晋时代名士的风貌，《栖逸第十八》记载了十七个小故事，其中的主人公都有极强的出世情怀和寄情山水的趣味，以寄托自己漠视世界的情怀。他们谈玄论道，与名士交往，甚至有士族为其提供丰厚的物质条件，如故事第十三则有“许玄度隐在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又如故事第十五则有“郗超每闻欲高尚隐退者，辄为办百万资，并为造立居宇。在剡为戴公起宅，甚精整，戴始往旧居，与所亲书曰：‘近至剡，如官舍。’郗为傅约为百万资，傅隐事差互，故不果遗”。陶渊明不同，他断绝与官宦来往，与农人交往甚密，选择田园，贫困一生，如《饮酒二十首》其九有“褴缕茅檐下，未足为高栖”。像如此归隐的鲜少，即使与他同为“浔阳三隐”的周续之、刘遗民实在不堪与他并论。酒是陶渊明理想田园中生活与文学的标志，陶渊明的“酒”既与时代风气密切相关，又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是沟通物质与精神的桥梁。“菊”是陶渊明的化身，是他的知己，菊花不妖媚、不流于世俗，它成为陶渊明归隐的代言。菊与酒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诗人的现实动力。

菊，“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郑思肖《寒菊》），绽放于西风凌厉、寒霜施威的秋季，百花此时纷纷凋零，秋菊凌寒独立，孤芳自赏，这似乎是陶渊明对菊花情有独钟的理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饮酒二十首》其七）诗人以菊花色彩上取意立香，秋菊盛开正鲜艳，含露润泽采花英，描绘了一幅菊花独立寒秋的秋菊图，营造了一种清新的意境—这正是菊的不同流合污、坚贞不屈、刚烈不阿的清高品质，陶渊明不就有着和菊一样耿介不阿的性格吗？秋菊不也给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饮酒二十首》其四）的美好世界吗？陶渊明爱菊，是由他的刚烈不阿的性格和不屈服的精神决定的，菊之对于陶渊明，是诗人得以找到“知己”的庆幸和快乐。称陶渊明为“仙菊”实在是恰如其分，他的一生确实如顶寒风、迎傲霜、清正高洁的菊花一样闪耀着金色的光辉。

酒，“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李白《客中行》），醇香馥郁的美酒，能浇熄绵绵如水的哀愁。爱饮酒者，多为性格刚烈、直率真诚的人。陶渊明不但狂饮，而且诗中“篇篇有酒”，诗中的酒是对自我的解说。《饮酒二十首》小序中写道：“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欢。孤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以后，辄题数句自娱。”这是诗人对酒醉以后赋诗的自我阐释。诗人爱酒，偶得美酒便酣饮以抵绵绵长夜，大醉仿佛已经是诗人的日常，诗人饮酒以促进诗情，饮酒和作诗成为诗人不可或缺的伴侣。诗中酒亦是咏怀的重要手段，“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觞弦肆朝日，樽中酒不燥”（《杂诗十二首》其四）。意至四海，济世苍生本是诗人的理想，然而现实不如意，胸怀不能实现。居安田园，才是“我”的归宿，痛饮一樽酒了却“我”的胸怀。难道饮酒不比趋炎附势、追名逐利之世俗之事更有意义吗？

晕染了菊的色彩，弥漫着酒的芳香，陶渊明以菊与酒隐于田园，以酒浇菊更见馥郁芳香，以菊入酒更得超然之境。陶渊明的田园，是菊与酒的田园，构建了他沉醉于物外、守志不阿的旷达情怀。

三、以酒与菊构诗意人生

陶渊明的田园生活不是消极遁世，归田不是浮于表面的远离世俗、安于享乐，田园的生活是“云无心而出岫，鸟倦飞而知还”（《归去来兮辞》），“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二十首》其五）的自然意趣和旷世情怀，同样有“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的尴尬境地。但是，对于自己的价值抉择而言，诗人不曾后悔，以菊与酒构建了属于自己的诗意人生。陶渊明的菊与酒构建的诗意人生并不是空穴来风，他的诗文存在大量安贫乐道的典故事迹，按具体的人物分，有商山四皓、颜回、荷蓧丈人（植杖翁）、长沮和桀溺、邵生、伯夷、叔齐、荣启期、张挚、杨伦、扬雄、蒙袂拒食者、子思、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黄子廉、於陵仲子、丙曼容、郑次都、薛孟尝。其中，颜回出现的次数较多，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颜回在陶渊明诗中出现了六次，如“被褐欣自得，屡空常宴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颜生称为仁”“屡空不获年”（《饮酒二十首》其十一），颜回是安贫乐道的维护者，陶渊明在诗中对其大加赞赏，可见他对安贫乐道的认同，视富贵如粪土，固守自己的气节，安贫乐道。陶渊明在构建诗意人生时自然选择了酒与菊这二者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

陶渊明是天生的思想家，他以自己独特的思想和视角，观察人生和世界，造就了自己的诗意世界和人生。他凭借菊与酒构建丰富的精神世界和营造了文人的精神家园。在自己的园地里，他将身心寄托于饮酒、赏菊花。在自己的诗中，他自由地抒写自身意志；在喝酒时，他心中的块垒得到暂时的消解；在赏菊花时，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知己，卓然屹立在世俗之外，独自芳香，心灵得以告解。天地自大，陶渊明有菊酒陪伴，享受万物馨香，“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张九龄《感遇十二首》其一）陶渊明的诗意人生在他的《桃花源记》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诗人借助武陵渔人的行迹，描绘了理想式的乌托邦世界，“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和平安乐的环境是他理想中的世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灿烂芬芳的菊兰花草，有自身的高洁之志。文的结尾，世俗之人寻访桃源仙境无果后便不再追求，而诗人自己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逐，剖露“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桃花源诗》）的心愿，诗人构建的诗意人生，依托于酒与菊得以升华，他也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归宿。

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其五扬名于世，诗歌浑然天成、挥洒自如，在归隐的日子里他任诞、洒脱，酒与菊不可或缺，诗中构建的理想世界，为后人塑造了一个可寄托的精神家园。“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诗人将茅庐建在人群聚居的地方，此处没有车马的喧闹声，即使有，“我”也听不到。问“我”为什么能够做到？只要志存高远，自然就觉得所处之地僻静了。于东篱下采菊，抬头看见悠然的南山。日暮的岚气，若有若无，浮绕于峰际，山色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更加美丽。成群的鸟儿，结伴而飞，归向山林。生活的意趣、生命的真谛，“我”难以用语言表达啊。诗人执着地生活在人世间，不追求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佛境”，不执着于奔走追求名位禄利，不介入相互倾轧的官场，在污浊的环境里独善其身，“富贵非吾愿”是陶渊明的人生态度。排斥公认的价值尺度，诗人自耕自作，保持纯朴自然的本性，东篱下赏菊花傲然东风，采菊花酿酒，秉受天然的灵气，酣然一杯足以慰藉疲倦的灵魂，以恬静的态度顺应自然的化迁，其中蕴含的哲理，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辨，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的道家风范，最终形成了“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超然旷世的境界。仔细把握陶渊明的心境，他在寻找一种解脱的方法：在自己向往的田园中创造自己理想的生活，在东篱下采摘品质清洁的菊花，在怡然自得中恬静地享受生活的意趣，摒弃所有的烦恼与忧愁，获得灵魂的解放自足。田园是童话般的园地，田园是天性解放的乌托邦。菊与酒使陶渊明摆脱烦忧、消解痛苦，构建了自己的诗意人生。

陶渊明诗中的意象繁多，菊与酒最能恰当地象征其“理想—现实—归隐”的人生范式，借用菊与酒的主观意象，诗人将其精心地凝练并且组合，于深层里则真实地传达自己的感情，构建自己的诗意人生。陶渊明在写诗，也在写自己。

陶渊明的一生有奋斗的快乐，亦有诗意的痛苦；有人生理想的寄托，亦有孤独的悲凉；有光亮，亦有阴影。诗人从仕途到田园，再从田园走向桃源，在这条人生路上，陶渊明以菊与酒作为人生两翼，以酒解人生、赏得菊花情，找到了人生归路，也为历代文人构建了精神家园。菊与酒是陶渊明的精神寄托，他在我们的心中也将永远如美酒般散发醇香，如秋菊般傲然挺立，吐露芬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