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中国古代有女娲造人的传说，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女性形象也占据着文坛的一席之地。由此可见，女性自古以来都是时代关注的重点，而女性形象也成为文学作品中绕不开的话题。在中国封建社会产生的经典文学作品中，女性常常以刻板的模式出现，或是受制于三纲五常的伦理约束，形象单一。《诗经》和乐府诗作为早期的文学作品，对女性着墨颇多，是古人为我们遗留下来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意义。因此，对《诗经》和乐府诗中女性形象的分析也存在着很大的价值。

《论语·为政第二》有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综观《诗经》全篇，描绘了千姿百态、形象各异的女性，她们或是天真烂漫的少女，或是求之不得的淑女，抑或是贤妻良母的贵妇，各个阶层均有涉及，向我们展示了先秦时期的女性形象。乐府诗则不同，汉代封建统治秩序尚未完全建立，女性地位及形象正发生转变，加之儒家在汉代逐步走向独尊，民歌中的女性大多以弱势地位出现，但她们在维护自我时，仍展示着独特的风采。

一、《诗经》与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对比分析

（一）未婚女性形象

1.天真活泼、开放大胆型

在《诗经》中，《褰裳》中的女子简单而直白地要求心上人和自己见面，对心爱之人大胆表达自己的情感；《溱洧》中的少女，举止言谈大方自然，邀请心仪的男子花前月下；更有《东方之日》中的女子追求男子直接追到对方家中。

在乐府诗中，《上邪》中的一位女子立下决绝震撼人心的誓言；《江南》借助描写鱼、莲来表达少女恋爱后的愉悦，虽然没有《上邪》那样炽热，但是也可以体现出纯情少女对爱情的向往。

2.羞涩矜持、默默等待型

在《诗经》中，《东门之墠》中的少女，心仪邻家的小伙子，却不敢主动接近，少女深沉的内心世界与矜持的性格特点展示得一览无余；《大车》中的女子在爱情上矜持羞涩，害怕得不到回应。

在乐府诗中，《子夜四时歌·春歌》里也有这样的少女。春光明媚，风景宜人，情窦初开的少女却为爱愁绪万千，苦闷不已。

（二）新婚女性形象

在《诗经》中，《女曰鸡鸣》中的新娘期待着成婚后的幸福美好；《鹊巢》和《硕人》细写贵族女子的盛装出嫁时的场景；《桃夭》从侧面展示婚礼时的热闹，桃花不仅形容了新娘的美艳，还用桃树的枝繁叶茂和桃子的硕果累累来祝福新婚夫妇多子多福。

在乐府诗中，除了描写女子初为人妇的羞涩欢喜外，更注重向百姓传达恪守妇道的价值观念。例如，《同声歌》借新妇之口，略卑微地表达要尽妇道，伺候丈夫，与丈夫长相厮守的想法。

（三）婚后女性形象

1.弃妇形象

《诗经》和乐府诗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作品在描述丈夫是负心汉的弃妇。她们不知反抗，只叹息自己命运不好，遇到了喜新厌旧的男人。《氓》中的女子通过回忆，诉说了自己婚前和婚后截然不同的境遇，通过写桑叶的新鲜和掉落，展示了女子从天真烂漫到沮丧抑郁。《日月》中的女子说：“乃如之人兮，德音无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这个女子是更加理智的，知道止损，对忘恩负义的丈夫没有不舍和留恋，能够勇敢地及时抽身。也有女子对负心汉抱有浪子回头的幻想的诗，如《江有汜》中的女子以为丈夫会后悔，盼着与丈夫重归于好。《狡童》中的女子因为失恋而“使我不能餐兮”“使我不能息兮”。

乐府诗中也有委曲求全的女子，如《上山采蘼芜》中的女子即使勤劳能干也难逃被休弃的命运。钟嵘评价《怨歌行》说：“《团扇》短章，辞旨清捷，怨深文绮，得匹妇之致。”作者用合欢扇来指代女子，用“秋扇见捐”揭示了古代女子低下的社会地位，写尽了她不能做主的人生。

2.思妇形象

《诗经》中的思妇形象多为心理描写，直抒胸臆地表达了自己对丈夫的思念，也有许多对环境景物的刻画描写，渲染悲凉的氛围，让人不由得对诗中思妇产生浓浓的同情与理解。《卷耳》写思念征夫的妇女，因为过于思念丈夫，觉得周围的事物也没有了热情。《伯兮》中的妇女孤独一人，思念离家服役的丈夫，带入妇女的视角想象丈夫在外的样子，因为过度思念也不想去打扮自己，所以只能通过种下忘忧草来寄托情感。《君子于役》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出发，写到连鸡都回笼了、羊牛都回家了，但是丈夫还没有回来，言外之意流露的是无限的哀愁。

乐府诗中的《行行重行行》《庭中有奇树》与《明月何皎皎》都描写了被迫与丈夫分离的闺中思妇形象。她们孤独寂寞，夜深人静时暗自神伤，即便如此，也希望自己的丈夫在千里之外可以平安。乐府诗的诗名更加唯美动听，对周遭环境的刻画与社会现实的描写突出了一个个可怜可悲的妇人形象。

3.贤妇形象

在《诗经》中，《缁衣》通过衣服的描写赞美了一位一往情深、贤惠体贴的女子形象，可以看出那个时代对女子的普遍要求；《素冠》中的“蕴结”等词体现了女子的体贴，情感深厚，对心上人充满爱意，希望与他共进退、同患难，充分体现了女子的忠贞不渝。

乐府诗中刻画最出色、最深刻的贤妇形象莫过于《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文中用大量文笔着墨于她的美丽与贤惠，然而贤惠的女子只得到了悲剧结局，不禁令人感叹女子的悲哀。

（四）《诗经》与乐府诗中的烈女

除了那些占据大量篇幅的思妇、弃妇等形象，还有一群女子活跃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不容忽视，那就是烈女。“烈”是指她们内在所具有的一种坚毅、有节操的品质。她们刚毅而果敢，执着而坚强，敢于追爱，也敢于舍弃，既有家常儿女之情，又怀有天下大国之志。

在《诗经》与乐府诗中，她们具有绝对的抗争精神和反抗意识，坚决守护自己的独立人格与爱情尊严，如《羽林郎》中的“不惜红罗裂，何论轻贱躯！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多谢金吾子，私爱徒区区”。虽然胡姬面对的是强权霸主，但她敢于拒绝。这种反抗精神在《行露》中表现得更加强烈，“虽速我狱，室家不足！”面对着已婚男子的纠缠与威胁，女子表达了对自己清白的誓死捍卫。

还有一类相似的女子，她们曾经对婚姻充满了期待，却最终遭到丈夫的背叛，面对破碎的婚姻，决绝地提出了分开。乐府诗《白头吟》中有“躞蹀御沟上，沟水东西流”之句，其实不仅是女子对自己过去生活的诀别，还是与男子的诀别，与自己破碎爱情的诀别。《氓》中的女子“夙兴夜寐，靡有朝矣”换来的却是丈夫的背叛，但她没有自怨自艾，“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既然这样，那也就到此为止吧。《白头吟》也好，《氓》也罢，其记述的都是被丈夫背叛的女人。这些女子，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始终坚持自己独立的人格，拿得起，放得下，既勇敢地作出选择，又勇敢地承担选择所带来的后果。

尽管《诗经》和乐府诗有很多不谋而合的地方，但它们仍存在着差异。乐府诗中的女子性格果敢刚烈，更多地表现在自己的小家之中，而在《诗经》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儿女之情，更看到了她们如男子般对国家大事的关注与焦虑，彰显出一种英迈之气。《载驰》开篇一句“载驰载驱”便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因担心国家而快马加鞭的女子形象。身在国君之位却不为国谋事的男儿与心急如焚为国担忧的女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心急如焚，即使是遭到他人的阻拦，也还是“陟彼阿丘，言采其蝱”，而“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更是直接表达出该女子对那些优柔寡断不为国谋事的人的控诉与指责。

谈及《诗经》与乐府诗中的烈女，其实不管是婚前敢于拒绝男子调戏与挑逗的女子还是在婚后遭遇丈夫背叛却敢于分手、放弃的妇女，她们的形象看似不同，实则在本质上呈现出相同的精神品质。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对象，她们都能够勇敢拒绝。这是属于她们的独有品质，是一种对自己独立人格的守护，是一种对自己忠贞爱情的捍卫，更是一种超强的抗争精神和反抗意识。

二、影响《诗经》与乐府诗中女性形象的因素

（一）礼教的束缚程度及社会稳定状况

1.传统的纲常伦理的束缚

《诗经》收录的诗篇大概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这一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动乱，对女性的要求和束缚比较低。汉代董仲舒提出人性的“性三品”说，建立了“三纲五常”后，封建礼教逐步成型，女子的地位和思想也被“男尊女卑”的提倡所影响。因此，对女子的约束程度，汉代高于《诗经》创作时期。礼教影响着一个社会对女子的要求，礼教对女子的束缚也会影响到女性形象。从儿时学习琴棋书画，到父母包办婚姻，婚后相夫教子，女子没有自我选择的机会，也不可能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只能无条件地服从。这也激化了部分女子的反抗精神，她们主张自由恋爱，追求自我的幸福与价值，敢于选择，也敢于放弃，反映到文学上来，便出现了《诗经》与乐府诗中的烈女。

2.历史背景的差异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当时处于奴隶社会的末期。在争斗与战争的影响下，女子的爱国意识也被激发了出来。而乐府诗的出现，相对是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历史时期。人们的生活安稳，少有战争，没有家国之患的压力，女子对国家大事知之甚少，更不用说家国情怀。正是这种时代背景的差异，在《诗经》中会出现对国家抱有强烈的归属感与豪迈气概的女性形象，而汉代乐府诗多是描写儿女私情。

（二）地域差异因素

在对女性形象的分类中可以看到，造成女性形象差异的不光只是女性个体的独特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有着相对紧密的联系。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女性形象的归纳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规律可循。以下是笔者对规律相对明显的地域进行的整理和分析。

第一，周南、召南。马瑞辰在《毛诗传笺通释》中考证认为：“此周、召公采邑之分地也。以今陕州之陕原为断，周公主陕东，召公主陕西。”由此可见，周南、召南接受周王朝政治和文化教化是较为直接且深刻的。因此，其中的女性形象也显得十分淑勤俭敬。比如，被誉为“后妃之本”的《葛覃》的主人公，《芣苢》中通过女性劳作而体现的平静安宁，《野有死麕》中女子的知礼端庄，都能够较为明显地看出周礼的影响。

第二，邶风、鄘风、卫风。《汉书·地理志》载：“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诗·风》邶、鄘、卫国是也。”邶、鄘、卫三风中所描写的大多是卫国的历史，而卫国地处殷商故地，且国君大多昏庸，因此战乱频繁，百姓苦不堪言；而君主的花天酒地也影响了民间，由此出现了众多弃妇形象。

第三，王风。周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便呈现出衰微之势。郑玄在《诗谱》中认为：“王室之尊，于诸侯无异，其诗不能复雅，故贬之，谓之王国之变风。”因此，王风中的女性并没有表现出大国风范的典雅与端庄。在《中谷有蓷》中，弃妇的孤苦飘零无不是周王室横征暴敛、态势衰微的体现。

第四，郑风。郑国作为一个晚兴国家，且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受到封建礼教的束缚比较少。郑风中的女性形象也爽朗坦诚，活泼娇媚，如《狡童》中泼辣多情的女子，《褰裳》中强势傲娇的女子，或是《溱洧》中活泼奔放的女子，都让人感受到少女本性的一面，令人爱怜。

第五，齐风。齐国为姜太公之封地。《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太公至国，脩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齐国作为东方强国，其国风则显博大宽厚，齐风中的女子也充满着豪情与明快。

第六，陈风。《汉书·地理志》载：“周武王封舜后妫满于陈，是为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元女大姬为周武王长女，地位尊贵，因而在大姬当政的影响下，陈风中出现众多赞美女性的诗，如《宛丘》中对巫女舞蹈家的爱慕与赞美，《月出》中所构造的风姿绰约的女性形象。陈风中女子清丽美好的形象，为后世贡献了女子古典之美的范本与典型。

本文分析了《诗经》、乐府诗中的女子的形象特征并进行了分类，同时简要探讨了《诗经》中的女子形象与地域的关系，重点分析和对比了《诗经》与乐府诗中的女子形象异同及原因，探讨了女性形象的研究价值。

通过简单的概括分析，笔者发现《诗经》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和女性个体有关，还和地域有一定关系。因此，笔者对不同的女性形象和不同的地域之间的联系做了简要探讨。

《诗经》和乐府诗中的女性形象的异同让我们了解到汉代在思想以及社会环境方面出现的变化。

古代女性的形象地位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古代的思想演变，研究古代女性的形象地位可以让我们更多地了解到古代的社会制度及古人的价值观、世界观。

另外，对女性形象的研究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不同时代、不同形象所体现出的女性不同的思想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