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诗词中再解曹操之性格

在《三国演义》中，“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赋予了曹操形象更多批判色彩，然而，画像上的曹操则是名儒雅书生：头戴儒者方巾，而非影视剧中的九旒；神态亲和，而非凶恶；微倾作揖，而非手持宝剑。他复杂的性格是善与恶、宽广与狭隘、仁爱与弑杀等两面性的交织，但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其形象中的负面因素与中国正统观念的冲突越发尖锐。许多文学作品对其功过是非有夸大之嫌，而诗歌的盛行使他的形象艺术化，更是妖魔化。先入为主的印象难以改变，唯有通过文字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偏见才会有所消解。探究曹操的诗文作品将会丰富与影响读者的认识—他实则是一个关怀个体人生与群体生命，灵活通脱，坦率与阴鸷相统一之人。

一、开怀人生与仁爱之心

汉末，百姓困苦，文人志士挺身而出，一方面关注个体理想，另一方面关怀人民与国家罹难。曹操在个体生命的书写里有冲破时代羁绊，不因人生短暂、壮志难酬而消沉的开怀；在群体生命书写里有对天下的仁爱，体现在对现实的披露与理想家园的蓝图绘制中，对恩人、部下等普通人的温情里。

个体生命的开怀。魏晋时期，个体超越短暂生命是十分自觉的行为，曹操诗歌中欲建立千秋伟业的壮志总是跃然纸上。《观沧海》曰：“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三军统帅最终凯旋，东临碣石，萧瑟秋风卷起千堆雪浪，大海苍茫雄浑、吞星吐月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远大理想仿佛唾手可得。然时光易逝、大业未就、求取人才的急迫又让曹操的书写多了悲凉之气。《短歌行》的“慨当以慷”哀叹“壮士不得志于心”（许慎《说文解字》），《秋胡行》其二的“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都让他心系伟业与人才的形象跃然纸上。可他是开怀的，“慷慨悲凉、古直沉雄”的评价正来自他的宽大胸襟与昂扬气度。虽功业未就、人才稀缺，却未灰心丧气，他用“山不厌高，海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胸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老而弥坚，“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的饱满状态自我激励。同是壮士之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凸显生命有限与精神状态的内敛下沉，但曹操展现了精神的无限，生命的张扬饱满。曹操对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思考体现了他对个体生命的开怀，使其诗文跌宕苍凉、格调恢宏。他虽有郁闷的时刻，但总体上是开怀的，能自我舒展开。

曹操对群体生命的仁爱体现于多方面。首先，诗文披露社会真实。《薤露行》叙述用人不当、篡权动荡，百姓被上层政治裹挟而尸骨盈野，哭声遍地，“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蒿里行》描述关东义士讨伐董卓，争权夺利，互相残杀再到生灵涂炭，社会凋敝，“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都表现出他对百姓的无限同情和对国家罹难的担忧。作为军事统帅，他不只着眼于军事利益与抱负宏图，还将个人意志上升到了关怀百姓、时代、社会的高度。其次，曹操早就绘有理想蓝图：君主集权的国家理想、举贤黜邪的吏制理想和与民休息的社会理想。《度关山》正是曹操受儒、法、墨三家影响所描绘的理想社会，“天地间，人为贵”凸显儒家以人为本、仁爱的治政理念，接着表述自己的政治理想—君主贤明，法规统一，去奢从简，退昏庸，举明智。全诗表达了曹操以“让”与“兼爱”为基础的大同思想。他对国家统一、天下安定的渴望正是对百姓、对群体而言的仁爱与关怀。此外，仁爱还有多方体现。难忘知遇之恩，感念伯乐，“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陈寿《三国志》）“太尉桥玄，世名知人，睹太祖而异之，曰：‘吾见天下名士多矣，未有若君者也，君善自持。吾老矣，愿以妻子为托。’”（陈寿书，裴松之注《三国志》）所以，《祀故太尉桥玄文》里曹操牢记桥玄戏言，感慨“非至亲之笃好，胡肯为此辞乎？”可见知己深情。对待从军士兵，有《军谯令》：“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他用质朴语言道出对故乡罹难百姓的关怀，为活人提供田地、教育、寺庙，让死者安息。然而，这很可能是满心战绩之人会忽略的人道主义关怀。他还在崇尚厚葬的时代力行“薄葬”之习，虽平生喜好赏乐，但在《遗令》中嘱咐，“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遗物、衣物不可烧，“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终令》也主张“薄葬”，勤俭节约，珍惜人民的劳动成果。诗歌描绘了一个心怀大义、关注现实的君王，他的仁爱体现在宏观的群体生活中，也细致到对普通人的温情中。

曹操的人生时而一筹莫展，但总能自我开怀、冲破羁绊；对群体生命也常怀仁爱之心，在以性命为代价的战争年代不视百姓牺牲为理所当然，而有意识地放低姿态，切换视角，弥补对百姓的伤害。

二、坦率与阴鸷并存

“奸雄”也有“雄”之气魄，因此曹操诗歌的意象便有着吞云吐月的磅礴气势。曹操必然是坦率的，他敢于将一匡天下、发展全局的内心独白洒于笔尖。但是，当他被权力异化而无所不用其极地守护个人权力、封建统治，玩弄操纵权术时，残忍的一面也令人心惊肉跳。

“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赤裸裸地表现他匡扶正义、功高盖世的自我评价，这是君王心系天下的坦率。《举贤勿拘品行令》中的“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是即使与选贤用能、才德并举的传统观念相违背，却依旧将政治观念裸示于人的坦率。后人不得不承认他是坦率的，不只个人志向与博大胸襟是袒露的，就连脱离传统观念的思想也能公之于众，曹操性格的负面因素亦成后世话柄。美好的品质固然存在，但面对损害其利益之人，他从不仁慈，如杀吕伯奢一家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就为后人痛斥。《三国演义》中的“杨修之死”体现了曹操的表里不一。此外，曹操夺天下，荀彧功居其半，重要决断几乎都有荀彧的谋划，却因反对曹操进爵魏公而招致杀身之祸。曹操思虑公开杀之，既失天下谋士之心，又会破坏自己所营造的形象，于是借南征孙权之机上《留荀彧表》奏请荀彧督军，将他骗至军中再设计逼迫其自杀。曹操虽会同情、愤慨麾下的牺牲，但他们若触及其底线，仍难保性命。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他性格的复杂多面让诗文独具特色，也正是真实的诗文展现了其真实的人物形象。他的坦率与阴险狠毒就这样赤裸裸地呈现在文字间。

三、灵活通脱

写作文风和手法能表露作者的真实性情，而通脱的写作之风正能体现个人的因势而变与灵活。“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侈陈”重视情感的真实流露，“藻玄思”侧重文辞去艰深，“通侻”大体指文章不拘泥写作常规，以个人想法淋漓尽致为目的，侧面反映了为人处世的灵活应变。通脱的特质除了体现在如《蒿里行》这种敢于突破传统，开创以乐府古题写时事，还集中体现在叙事说理突破修辞程式的充分表意—叙事中大比例客观事实增强真实性，引导读者立场，说理中多典故增强表意。

大比例客观叙事。文人叙事重视抒情与场景刻画，如《春望》中“花溅泪”“鸟惊心”“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倾注了杜甫无限忧愁。曹操注重是否充分表达，他铺垫大量客观事实来引导读者的感情倾向，自己情感的抒发却一句带过。《让县自明本志令》中的“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充分铺垫，后大篇幅讲述个人身世及思想历程，接着叙述董卓之乱后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通过讨伐董卓前后自己兵力不过数千的关键情节，表明“本志有限”，自己并没有所谓的狼子野心，又进一步叙述如何击溃各路军队，并不夸耀自己的功绩，最后才发出这一句豪言，也正是这些铺垫说服读者接受了豪言。《薤露行》中的“惟汉廿二世，所任诚不良……播越西迁移，号泣而且行”叙述何进智小谋强，董卓废少帝放火烧洛阳的事实，但仅“微子为哀伤”简单抒发情感。曹操善用重大事件和细节为自己的立场与观点增强说服力，产生事实胜于雄辩的效果，获得读者支持。

典故增强说理。第一，曹操没有完全依照一个句子、两个典故的常规，而是详解一个或多个典故来反复说明观点，为自己的态度寻找充分依据，虽降低了典故效率，但增强了读者对典故内涵的深刻理解，对客观事实的认识，进而提高了对主旨的认同感。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对齐桓、晋文、周文王的事迹反复、详细叙述，如“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详细描写三人垂称今日的原因，点明今昔异同，越详细就越能将曹操彼时之境与古人联系起来，也就能将曹操的态度呈现出来。曹操借史实比拟现状，用历史寻找身份定位，表明政治态度。第二，多典故同时说理。《与王修书》载：“昔遏父陶正，民赖其器用，及子妫满，建侯于陈；近桑弘羊，位至三公。此君元龟之兆先告者也。”这里用周武王重视陶器生产而封赏遏父及其儿子和汉代桑弘羊因对盐铁事业的贡献而位列三公的历史来充分证明盐铁官极其重要的观点。《善哉行》用古公亶甫、公刘和太伯等大量历史事实推行仁义的政治理念，增强了理念的可信度。

写作不拘泥常规，随需求而变。曹操对写作的驾驭体现了崇实尚用、随机应变的通脱。文学创作讲效率，与他为人处世上的洒脱肆意、灵活应变存在相通之处。

乱世与权位使曹操具有八面玲珑、复杂多样的性格，而世人对曹操的认知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多数历史现象被部分人主观阐释，但许多问题唯在长时段的考察中才能彰显意义。读者沉浸于诗文能更直接地与人物对话，感受他说理的立场与所受的牵绊，重新解读一个深入人心的形象。读诗文能减少先入为主的干扰，再结合旁人解读能得到一个较为公允的结论。本文仅从一个浅显且直观的角度做出论述，欠缺全面性与专业性，对曹操性格全面解读还有待更深入的阅读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