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爱洛漪丝》情感叙事新探

《新爱洛漪丝》写于1761年，被誉为“18世纪最重要的小说”。全书名称是《于丽，或新爱洛漪丝—阿尔卑斯山麓下一个小城中两个情人的书简》，与《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共同构成了卢梭的理想社会的宏伟蓝图。卢梭继承和发展了英国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的代表人物洛克的感觉经验论，强调感觉是知识的来源，没有外界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就没有认识。此外，卢梭与18世纪法国感觉论代表人物孔狄亚克有着密切的往来。卢梭继承并发展了孔狄亚克的唯物主义感觉论，《爱弥儿》便是受他的影响而创作的。在《新爱洛漪丝》中，多处体现了卢梭对于人类感觉和情感的挖掘。正如他在《忏悔录》中所写的“我只有一个向导还忠实可靠，那就是情感之链”，他对事件的分析、梳理和叙述，以及从中引申的原则大多都依循个体情感这条线索进行。

一、由情感关系驱动的故事结构

霍根在《情感叙事学：故事的情感结构》中提到“故事结构从根本上要受到人的情感系统影响并最终由其决定”，“情感系统不仅仅决定着故事叙事的目标还影响着故事的发展方式”。作为浪漫主义的代表，卢梭在《新爱洛漪丝》中极力宣扬情感，强调情感解放。因此，我们也同样可以将情感看作组织故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主要因素。受难以抑制的情感影响，圣·普栾无可救药地爱上了他的学生—贵族小姐于丽，但于丽的父亲早已将她许配给了自己的救命恩人，企图通过女儿来还清恩情。这也是故事开篇追求目标的“不稳定状态”。经过圣·普栾对事业的追求、于丽对家庭的抗争，以及爱多阿尔阁下的努力，两人终归未能如愿。但在嫁给德·伏尔玛尔先生之后，于丽始终用道德约束自己，为他孕育子女，打理庄园，成为一名值得人尊敬的女主人。故事的结尾，于丽去世，众人齐聚，是从“不稳定状态”再次重归相对平衡。可以说，小说中的情节完全是由主人公的情感驱动的，主人公面对事件产生情感并作出相应的反应，采取行动，推动情节发展。例如，于丽的表姐格兰尔小姐作为两人爱情的见证者，始终密切关心着两人。而正是这份关心，也使她在于丽嫁为人妇之后难以抑制地与圣·普栾擦出了爱情的火花，最终结为夫妇。“见证者”与男主人公相爱，这在一般的情感类小说中是极为罕见的，这完全是依循情感的结果。面对两人的爱，于丽表达了自己的祝福，她的反应和行动都推动了接下来情节的展开。

在情节叙述的过程中，每个情节并不是平等的，作者将更多的笔墨放在了关键性事件的叙述中。关键性事件可以刺激主人公更多的情感体验，如圣·普栾第一次进入于丽的房间，这也是两人关系突破性进展的一步，而小说通过圣·普栾的视角充分展现了他的激动与忐忑。赵毅衡在《广义叙述学》中也认为：“叙事在根本上是一种时间性表意活动。叙述也是人感觉时间，整理时间经验的基本方式。”在信件的整理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对时间的刻意安排。在圣·普栾追随爱多阿尔阁下去外地打拼之时，于丽只能通过书信了解他在巴黎的所见所闻，而这时的时间显然对于丽来说是格外漫长的，每封书信都诉说着她的思念。人们对世界的经验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情感编码的，对空间和时间的体验本质来说都是一种情感体验。

二、由情感个性主导的主人公品格

关于人物在作品情感表达中所起的作用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注重叙事功能的“功能性”人物观和注重心理意识的“心理性”人物观。无论是结构主义叙事学家还是形式主义者都在努力消解人物的作用，认为其是功能性的，服务于情节发展，但是，在实际创作中则不尽如此。莫言便曾说过，人物对小说来说至关重要，是小说的核心。人物的核心就在于人物的思想，同时人物的思想又是作者的思想反应。《新爱洛漪丝》中的人物形象便是为作者的思想表达服务。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写道：“人拥有针对自然规则选择顺从和反抗的自由，这使得人类远离规则而进行过多的行为。也正因如此，自由赋予了人类灵魂以精神性。”小说中的几位主人公于丽、圣·普栾，以及两人爱情的见证者格兰尔小姐和爱多阿尔阁下都体现了情感自由解放这一主题，但均秉承美德至上的观念。

小说的开篇便是圣·普栾热烈而真挚的大胆表白：

当我爱上您时，我远没有料到我给自己造成了那一切不幸！起初我只感到那是一种没有希望的爱情，以为理智凭借时间之力能够战胜；后来认识到更大的不幸在于惹您讨厌；如今我又体会到所有苦恼中最厉害的是您自己痛苦的那种感情。于丽呀！我痛苦地看到，我的倾诉扰乱了您的宁静；您保持着顽强的沉默，但什么都逃不过我关注的心。

仿佛对于他来讲，于丽便是他的全世界，他的所有情绪都因于丽而起。他竭力克制住自己这种在当时看来是罪恶的，甚至可能给自己爱的人带来麻烦的感情，却难以抑制地写下封封书信表白自己的爱意。可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章节名由“致于丽”变为“自于丽”，由此我们看到了这一被爱慕对象的心理活动。她也深深被自己那才华横溢的家庭教师吸引着，但同时又纠结于两人身份的悬殊，她竭力表演出不属于自己的那面，可这反而使圣·普栾更加着迷。在抛开情人视角对叙述的影响之后，读者方能发现全书中真正具有勇气，值得歌颂的角色恰恰是于丽，而非圣·普栾。她理性、冷静，却不乏对情人的火热之爱。于丽更像是卢梭理想中的女性形象，她过于完美，以至于许多读者甚至认为其人物设定前后出现了矛盾之处。在少女时期，面对圣·普栾的鲁莽，她耐心劝导，指责他武力并不能解决问题：“一所演武厅便是一切正义的审判厅；除了武力，没有别的权力；除了杀人，没有别的理性。”面对情人的赞美，她也始终保持着清醒：“爱情的幻觉是多么可爱呀！它那奉承话里确有真实的意义；理智默不作声，心却在说话。”而在婚后，她更是极力履行自身作为一个妻子和一个母亲的职责，即使对情人的爱再难以克制也始终未越雷池半步。

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中对叙事原型的选取也有所涉及。他认为文学作品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主要分为社会规范化人物和个性化人物，但在需求特征的支持下，往往个性化人物更受读者青睐。因而，作者的创作也受其影响，偏向描写社会规则的反叛者，便于矛盾冲突的制造。在传统印象中，如圣·普栾一般的知识分子往往才是作者重点书写的形象，因为作者将自身投射到主人公之上，将自我代入，赋予其反抗精神，给予他爱与美德，让他成为大胆的反叛者。这种显著的个性化情感标签在情感科学中被称为“情感性格”。可在这部书中，圣·普栾虽然具有美德，却不似其他三个人物具有完全理想化的人格，他也有冲动易怒暴躁的一面，也有傲慢轻佻的时候，更像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例如，他因偏见与爱多阿尔阁下拔剑相向，置于丽名誉于不顾；喝醉酒对于丽口出狂言，甚至在某次喝醉后被当地妇女诱骗留宿；得知于丽嫁给门当户对的德·伏尔玛尔先生时，第一反应不是去体谅情人的苦衷，而是扬言要“撕裂她的胸膛”。但与李却德逊《克拉丽莎》中放荡的男主人公劳佛拉斯相比，圣·普栾终归是温柔而体贴的，并非“金色青年”。

小说中的配角同样具有高尚的品德。出身贵族的爱多阿尔阁下不计前嫌，努力帮助两人修成正果，为此不惜与于丽的父亲争辩，“如果需要，我甚至可以把财产分给他一半”，“假如您爱好理性胜于爱好偏见，而且假如您爱自己的女儿胜于爱您的爵位，您就应把她嫁给他”。在小说后面的情节，他更是主动承担了男主人公栽培者和照顾者的角色，这样超前的意识、高尚的情操、慷慨的性格，也体现了作者本人的价值倾向。毫无疑问，作为既得利益者，他本可以安然享受贵族的各种特权，但他并未如此，而是始终崇尚理性，崇尚美德，最终在爱情与美德之间，他还是作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个英国人依然态度坚决，他高尚的心灵经受住了考验。”

三、由情感抒发选定的书信文体

叙事作品作为人类活动的产物，描述情感的变化和状态，是一种对情感的具体化和形象化。霍根在《心灵及其故事》一书中谈到故事讲述者以个人习语的方式编造和讲述故事。勒山克尔在他论卢梭的著作中引述卢梭的自白“书信体不是我的体裁”，但显然书信体这一体裁符合他内心流露的风格，符合他传达思想教化世人的需要。针对书信体小说对情感表达的作用，目前学界已经有了许多研究。书信体这一特殊的写作形式也对《新爱洛漪丝》中主人公情感的表达起到了一定作用。“赫尔德说，书信是对灵魂的翻印；信件也有面相，它的折叠处被称作皱纹；那些无法被言说及书写的心绪被用无数的‘噢！’‘啊！’来转译；还有数不尽的破折号，词汇的重复，用以倾诉思念的问号与感叹号代替着叹息，像话到嘴边被吞下一样的书写中断以及戛然而止的结尾，仿佛此时开始了无声的啜泣。”（刘晓《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与书信文化及文字性》）另外，书信体的运用也是卢梭对理查生模仿和学习的体现。在《新爱洛漪丝》中，卢梭是以编者的身份出现的，将这165封书信整合起来，他通过对信中语句的注释来表达自身的观点，也增加了叙事的真实性。在叙事过程中，他也通过“编者按”“文中注”等诸如此类的形式参与进故事之中。

不同于以往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漪丝》收录了多人的书信，便于读者从多视角勾勒出事件的全貌。马丁·霍夫曼认为，语言的叙述也会促进移情。受移情反应的影响，读者通过阅读作品，基于自身的经历和想象产生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情感体验，对故事中的人物作出有限的回应，通过对各个主人公之间书信的连接，仿佛令读者身临其境，透过书信揭开尘封已久的故事。这种多声部的叙事也有利于观点的碰撞，在这种论辩中增强说服力。显然，作为情感的载体，书信体的形式十分有利于情感的抒发，因为他可以站在主人公的主观视角进行书写，直接显露角色心情。在这里，读者仿佛这些信的接收者，能够直观感受主人公的情感波动，也能更好地站在主人公的视角理解他们的内心活动：

是否应该否认我对您怀有爱恋之情呢？……我，我怎能说出这种丑恶的违心之言！对于一颗受您主宰的心，这样卑劣的谎言能相称吗？啊！如果必须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不幸吧；我错在轻率冒失，但我绝不说谎，也绝不卑怯；我的心既已犯了罪，我的笔就不能加以否认。

我们可以看出，圣·普栾发现自己对于丽的爱慕之后复杂而矛盾的心理。他既是狂热的，也是纠结的；他既担忧于丽拒绝了他的示好，也担心自己的爱慕之情一旦宣之于口便会遭到世俗的唾弃，毕竟社会地位悬殊的两人注定是难以得到祝福的。

作为一部著名的书信体小说，《新爱洛漪丝》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比如，同处启蒙主义时期的歌德受其影响著成同为书信体（与《新爱洛漪丝》不同的是，此篇小说是用维特的视角，以日记的形式写成的）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也是歌德生命中唯一一部小说，同样讲述一个知识分子恋上贵族女子，而女子嫁入门当户对之门的爱情悲剧。维特对爱慕者绿蒂的真情流露与情感波动，不逊于圣·普栾分毫。同样取材于作者本人的经历，维特和圣·普栾有许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蔑视传统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都是大胆的反叛者，但他们也有许多不同点。比如，圣·普栾再次见到早已嫁作人妇的于丽，选择了压抑内心的情感，顺从于丽的心意，让美德占据上风；但维特始终难以压抑自己的深情，最终在绿蒂明确的驱逐下心灰意懒，郁郁而终。茨威格的短篇小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同样是利用书信体的形式表露情感，作者从女性的视角为读者徐徐讲述一个长达一生的暗恋故事。这个“陌生的女人”因为年少时对作家先生的惊鸿一瞥，便爱恋了他一辈子；终其一世，不过是努力追随他、靠近他。讽刺的是，这个连管家都记得的女人对作家来说不过是一次艳遇，和无数个在他家留宿过的女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由此可见，书信体小说对于主人公情感的表达具有其他体裁难以比拟的特殊作用，而分析《新爱洛漪丝》也离不开对其体裁的分析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