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比分析《觉醒》与《红楼梦》中的女性主义元素

在20世纪前夕，美国女性主义迎来第一个高潮，美国作家凯特·肖邦的《觉醒》就诞生于此时。而在更早的18世纪，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也诞生了一部被誉为中国千年来女性主义文学发展的巅峰著作—《红楼梦》。虽然两部小说有着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但其中所包含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女性主义元素则有很多可比较之处。本文将以《觉醒》为立足点，结合小说中的时代社会背景，从人物形象、意象、哲学生死观这三个角度，对比分析《觉醒》和《红楼梦》中的女性主义元素。

一、人物形象

在两部小说的作者各自所处的社会时代中，剖析社会女性形象及心理并将其作为中心主题的文学作品可谓寥寥无几。作为女性主义题材作品的“先锋者”，《觉醒》和《红楼梦》都塑造了性格鲜明、复杂多样的女性群像，同时都选取了一位女性角色作为群像中心进行重点描绘。

从社会时代背景来看，两部小说中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成了时代洪流中的“牺牲品”，女子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只需要是“贤内助”“大家闺秀”；其行为举止处处被人“监视”，稍有偏颇便会被打上“古怪”的标签。《觉醒》中始终单身的瑞兹小姐和故事后期住在“鸽子屋”，以绘画为生的埃德娜都打破了当时社会给女性强安的条框，而分别被传称“怪姑娘”“疯女人”；《红楼梦》中贾母赞不绝口的薛宝钗是封建时期最为标准的“大家闺秀”模板，生性清冷孤傲的林黛玉与薛宝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终究成为社会约束下的“牺牲品”—埃德娜跳海自杀，林黛玉在贾薛成婚之日死去。

从积极面来看，两部小说中女性角色的闪光点都是女性主义倡议的自由本我。埃德娜和林黛玉因为传统女性教养和受“女德”的束缚，都需要表现得温婉隐忍、柔弱如水，但实则二人都有一颗敢爱敢恨的炽热之心。埃德娜拒绝被物化，坚持做一个追求自由的新女性，反叛单调枯燥的婚姻而去追求全新的激情生活；林黛玉在封建时代勇敢地追求爱情，大胆地质疑传统并挺身反抗，她们都有违背传统“女德”的叛逆精神。寻常上层女性都是举止典雅的“大家闺秀”，然而埃德娜和瑞兹同史湘云、贾探春一般，都是天性洒脱恣意的独立女性，举手投足之间显出一种不同于深闺女性谨小慎微的大气和豪爽。比如，探春掌掴冤枉她偷东西的下人，湘云醉卧芍药裀，埃德娜畅快地游泳和骑马。同时，她们也是各自时代女性解放的先驱—贾母深明大义，是老一代女强人的典型；宝钗和黛玉饱读诗书，才华不输男子；王熙凤和探春掌管两府大小事务，管理能力出色；后期的埃德娜拿起画笔谋生，移居“鸽子屋”，实现了人身自由和经济独立。在她们所处的时代，女性普遍无法拥有职业，但她们初步显露了不凡的能力，具有很强的自我表现意识和实干精神。这些女性是新女性的代表，不因社会施于女性的禁锢而压抑自己的天性，在不断反省中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价值。

《觉醒》和《红楼梦》中的一些角色也形成对应。拉蒂诺尔太太和薛宝钗一样，在她们所处的时代中受传统女性教养模式的熏陶，成了传统女性的标杆：标致的容貌，得体的外交礼仪，出色的家务能力，对婚姻的顺从，永远将家庭摆在第一位，逆来顺受。她们的一举一动只是比对着传统社会给女性定制的框架，从而使自身的本我的光辉黯淡，与埃德娜、林黛玉、贾探春等独立女性形成鲜明对比。再看两部小说的男主人公：贾宝玉的性格充满矛盾，想要摆脱世家贵族的管束却又不得不依附之去生存，他的纯真多情、叛逆却又软弱的性格同面对爱情中途退缩的罗伯特何其相似。在他们的映衬下，敢于追爱的埃德娜和林黛玉的身上的女性主义光辉越发耀眼。

二、意象

在《觉醒》中，作者运用大量意象来体现人物性格、命运的转变及暗示主人公女性意识的觉醒历程；《红楼梦》中也存在着许多暗指角色性格、思想和命运的意象。两部作品在意象的运用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以两部小说的地点背景为例，《觉醒》中的格兰德岛远离城市喧嚣，有着世外桃源般的风景和富足闲适的氛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亦是如此，大观园围墙高大，自成一处，不问世事。它们是小说中女性角色的“伊甸园”“乌托邦”，在这样的环境下，这些心底向往自由的女性突破传统桎梏，解放天性，孕育出那个时代的女性主义。《觉醒》中的大海是埃德娜逃离现实纷扰喧嚣，使精神得以喘息的场所，是她灵魂获得指引和救赎的圣地。她从大海中获得了自信和力量，品尝到自由的喜悦，意识到外部的束缚和枷锁。《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淡雅闲适的诗意山水为女性角色提供庇护心灵的场所，唤醒了她们的真性情和真才能，赋予她们更加鲜活自主的人格。但是，这座“世外桃源”未能隔绝封建社会的伦理束缚，最终不可避免地衰败了，导致人物流离失所的悲剧命运。这个“乌托邦”的破灭也透露着作者对于社会景象和女性主义后期发展的悲观想法。相比之下，大海是自然的一部分，不会像大观园一样因人为因素而消弭，因此埃德娜投身大海的选择比起大观园众人被迫接受现实的无奈，多了自由、自主的寓意。

此外，两部小说都以“鸟”作为意象，暗示女性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抗争，并以“鸟”的命运暗示女性角色的悲惨结局。《觉醒》中作者用“一只翅膀受挫伤的鸟儿”来暗指敢于挑战世俗，追求爱与自由却遍体鳞伤的埃德娜。小说开头出现的困于笼中却大声叫嚷的鹦鹉就象征着以埃德娜为首的被囿于传统价值观之下的女性。文中，埃德娜聆听一段简短哀伤的钢琴曲时，想象海边“一个男人……极目眺望着远方一只展翅的鸟儿，看它越飞越远”，这段想象也预示了埃德娜的宿命—她最终投身大海，寻求鸟儿般的自由和解脱。埃德娜选择走向孤独漆黑的海洋时，小说写道：“一只折翼的鸟儿拍打着空气，拼命振翅盘旋，终究还是无力地打着圈，沉沉坠向海面。”正如这只鸟，埃德娜斗争过、反抗过，有对自我和自由的追求，却难以同现实妥协相容，最终只能将肉体交予大海，期待灵魂的新生。在《红楼梦》中，鸟也有重要的隐喻功能和诗谶意味。林黛玉所吟唱的《葬花吟》中，“香巢已垒成”暗指宝黛的婚事已有迹象；“梁间燕子太无情”暗指婚事变故，宝玉离家出走；“花魂鸟魂总难留”表明宝黛姻缘终结，阴阳相隔，这是二人抗争封建礼教的失败，也是女性追求爱情和自由意志的失败。在第三十五回，黛玉的鹦鹉长吁短叹，鸣叫着《葬花吟》的句篇“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试看春尽花渐落，便是红颜老死时”，暗示了林黛玉的忧郁软弱性格和悲剧命运。此外，林黛玉的两个贴身丫鬟“紫鹃”和“雪雁”的名字也暗指林黛玉“啼血仇怨”和“背井离乡”“形单影只”的结局。

同时，两个故事中出现的信物也暗指了主人公爱情故事的发展和结局。在《觉醒》中，戒指作为信物象征着埃德娜的婚姻与束缚。埃德娜曾满心欢喜地接过庞德烈的戒指，体现出她的忠诚、顺从，以及对婚姻关系带来的优渥生活的满足。但是，在埃德娜遇到罗伯特后，她的自我意识觉醒，想逃离这段婚姻，不甘再局限于贤妻良母的角色和男权社会的附属品。可罗伯特懦弱出走后，埃德娜的激情理想被击碎，她的生活又回归冷酷的现实，她摘下戒指摔在地上，用鞋跟踩它，想把它碾碎，但戒指仍然完美无缺，最后她重新戴上了戒指。这暗示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下，传统婚姻对女性的束缚仍难以破除，埃德娜的反抗也注定失败。《红楼梦》对宝黛二人的信物—手帕也有意象描写。宝玉效仿《西厢记》，将旧手帕赠予黛玉，黛玉在上面题诗，以表心迹、私订终身，这是女性主义无畏追求爱情自由的表现。在第九十七回，黛玉得知宝钗和宝玉订婚时，一病不起，临终前挣扎着起来将宝玉赠予的旧帕撕碎烧毁，体现黛玉被恋人辜负后痴情的破碎，一生被封建势力和命运安排无力反抗的绝望、愤恨和失败。

三、哲学生死观

《觉醒》和《红楼梦》的女主人公都无可避免地以死亡为其女性主义斗争的结局，蕴含了作者对哲学意义上生与死的理性思考和相似观点。

在《觉醒》中，以埃德娜从大海游泳归来为开篇，又以其裸身投进大海为结尾。对于埃德娜而言，大海是其觉醒全过程的指引者和见证者。一方面，大海为她注入“生”的活力，激发她内心深处的激情和对自由的向往；另一方面，大海也成为她选择“死”的场所，代表了她女性主义意识觉醒的巅峰。赤裸裸地站在蓝天之下，埃德娜感到自己“宛如一个崭新的生命，在这熟悉的世界睁开眼睛，却发现自己竟对它一无所知”，此时，生死二元对立的矛盾已被她完全解构，她回归自然—大海的怀抱，将自己融入宇宙大化之中。在这里，死生存亡连成一体，是死，亦是生，是永生。死亡对于埃德娜而言不再是令人恐惧的终点，而是和传统女性束缚和形象的告别，是自我意识的重生和精神追求的升华，体现了埃德娜的女性主义觉醒对其生死观的影响。而这种亦死亦生、生死变化交替的思辨精神同样也于《红楼梦》中有所体现，如贾宝玉与林黛玉前世今生的木石情缘，贾宝玉再入太虚幻境时又遇见同王熙凤、林黛玉等模样相同的人。李纨的判词当中“如冰水空相妒”一句也化用了唐代僧人寒山《无题》中的“欲识生死譬，且将冰水比。水结即成冰，冰消返成水”，生死荣枯就如冰水相转化一般相生相伴、变化交替。

另外，《红楼梦》中蕴含“色空”生死观的哲学思辨：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如色，自色悟空。红尘中虽有些乐事，但不能永远依恃，瞬息间则又乐极悲生，人非物换，究竟是到头一梦，万境归空，“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贾宝玉一生纵情享乐，终却遁入空门，出家为僧；黛玉葬花，以花喻己，感怀自己在芳菲逝去后，也将落得“花落人亡两不知”的境遇。贾惜春参悟到良辰美景皆虚幻，看破贾府好景不长、终将衰败的前景而决意皈依佛门，摆脱人世间痛苦而修成正果。《觉醒》中的埃德娜对生命也持有类似“色空”生死观的哲理思考。罗伯特的陪伴给她空洞单调的生活中增添了“情”和“色”，而在收到罗伯特的诀别信后，埃德娜发现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罗伯特她没有任何留恋的东西，且终有一天罗伯特和所有与他有关的记忆会在她的生命中消失，她和罗伯特的情爱终有一天会消亡，她的灵魂终将永久地囚禁于家庭的苦役，这便是一种“空”。这种“色空”驱使她选择抛弃疲惫和饱受桎梏的躯壳，沉溺在深海。

女性主义的出现，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平等意识的进一步觉醒，即女性注意到了自己在社会中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我们分析这两部小说后可以看出，无论身处何种文化，对女性天性和意志解放的愿景都一样；但是，社会发展程度和形态的转变也局限了女性主义的具体内涵。文本讨论的两部小说在对于女性主义的阐释上因此有了差别：《觉醒》女主人公的意识转变着眼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自身家庭角色的认知；《红楼梦》涉及的层面更加深刻，相比单纯的天性解放和对不公正待遇的反抗，其还深入到女性主义在社会层面的呼吁。例如，贾探春有政治头脑，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在王熙凤病倒时代理大观园进行改革，这都可以看出女性可以与男性平等争取领导者的社会角色。两部小说的阐释说明在那时女性主义还处于萌芽阶段，随着社会矛盾的爆发，女性主义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女性也敢于去争取更平等的社会角色。正是有凯特·肖邦、曹雪芹这样敏锐细腻的“观察者”将对于社会问题的反思反映到自己的作品中，才有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些问题，引领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才有了现在这样的社会环境，让男性和女性能够享有更平等的社会资源。现今，仍有部分问题未得到解决，我们对女性主义的理性深入探讨仍要坚持，且须结合多种文化下的女性主义作品进行归纳总结，以推进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平等。

本文系华中农业大学大学生科技创新基金（SRF）“对比分析《觉醒》与《红楼梦》中的女性主义元素”（项目编号：2022420）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