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争与超越：“那不勒斯四部曲”中的原生家庭叙述

埃莱娜·费兰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讲述了莱农和莉拉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长达六十多年的友谊与各自生活的故事。由于对母亲强势而粗鄙的言行及原生家庭的自卑与焦虑，“那不勒斯四部曲”叙述主人公莱农通过不断学习知识而逃离那不勒斯的原生家庭，成了旧城区第一个大学生，也成了一位有出版作品的作家，在向外自我分化的过程中，获得自我价值的实现，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失却皈依。在知识的充盈与家庭身份角色的转换之中，莱农重新明白原生家庭的意义，与自己长期仇视的母亲和解，并努力为自己的女儿们创造更好的家庭。“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叙述带给我们的意义涵盖了作者对原生家庭给予更多关注的期盼，启发我们应该在家庭中去寻找一种更加平等和谐的对话模式，也应该让每个人拥有自我的视野，让家庭中的人拥有自我展示的空间。当每个孩子都能从允许自我表达的原生家庭中走出，这将有利于实现向自由、和谐与平等的社会迈进。

一、厌弃原生家庭

美国家庭治疗先驱维琴尼亚·萨提亚认为，人是由原生家庭塑造出来的。“原生家庭”是指人从小成长的家庭，也就是由父母照顾的家。每个人从出生开始，在我们的个性、人格，以及人际互动等方面都受到了原生家庭的塑造和影响。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携带着原生家庭的烙印开始成长的。

“那不勒斯四部曲”的开篇不同于往常人们对童年的美好回忆，叙述者莱农便提到她一点儿也不怀念他们充满暴力的童年。经济状况、生活条件的逼仄让夫妻间的争吵、家暴成为常态。莱农便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成长。因为文气、乖巧、读书认真，她被父亲视为掌中宝，也被弟弟和妹妹们喜爱。但是，她与母亲关系很不好。莱农觉得，母亲的一切行为只是想让她明白，在母亲的生命里，自己是多余的。莱农尤其讨厌的是母亲的身体：头发发黄，眼睛是蓝色的，体态臃肿，右眼歪斜，走路一瘸一拐，步子让人不安。因为这些因素，莱农总想追寻美好而稳定的外部世界。在学校里，她上课很认真，也对老师充满了尊重，认为总能够学到东西。小学老师奥利维耶罗对她也多多关注，认为莱农的认真与努力将让她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五年级时，老师把一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的家长叫去谈话，让父母一定要支持小孩儿继续学习，不仅要完成小学毕业考试，还要参加中学升学考试。莱农费尽心机想让父亲而非母亲去谈话，是因为父亲是市政府的门房，而母亲“走路一瘸一拐，又是斜眼，最主要的是她总是怒气冲冲”，让莱农感到不甚体面。

至初中，在一次成绩公布时，莱农还具体地叙述了老师与母亲形象的对比：“老师看起来那么体面”，而“我母亲畸形的腿、破旧的鞋子、黯淡无光的头发，还夹杂着方言、错误百出的意大利语，让她应该也感到屈辱”。在强烈的反差描写中，足见莱农心中因家庭成员的不体面而感到的自卑。在这些自卑与羞耻的感情之下，她不断深化着对于原生家庭摆脱的期望。

为缓解家庭生活和经济上的压力，莱农常做家务，还帮助弟弟和妹妹们学习，放假也兼职补贴家用，把赚来的钱全部交给母亲，但莱农和母亲的关系依旧不好。母亲不顺心时会语言粗鲁：“你去做饭吧，赶紧去！小心我给你一个耳光。”

精神分析的家庭系统理论指出：家庭是一个有机情绪整体，其中每个成员的行为都会影响系统中其他成员，一个人的行为与情感必须放在家庭的语境中方能得到解决。小说中，父母日常生活中的争吵、母亲以强势的语言对莱农的辱骂，以及肢体暴力冲突不断的环境，让莱农有着强烈的对于原生家庭的焦虑情绪。而家庭中最直接伤害着莱农的母亲，又让莱农从她的样貌、举止上更生恐惧。小说将笔触聚焦于叙述者内心隐秘的对害怕变得像母亲一般残疾、丑陋的描写，实际上揭露的是莱农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整个原生家庭环境的不自信。

家庭系统治疗的奠基者鲍恩阐释过关于原生家庭的自我分化理论：在个人分化出成熟健全的人格前，个体对家庭的情感依附必须解决。实现精神上的分化就意味着感情与思考将分化开来。未分化的人几乎不能做任何区分，其生活完全被情感驾驭，无法做客观思考，只能表现出对人们的盲目依附或全部拒绝的极端状态。分化的人则能够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既有强烈的情感自发性，也能抑制情绪的冲动。简单来说，自我分化是指个体区分理智与情感的能力，在重要关系中平衡亲密与自主的能力。莱农此一阶段表现出的即是对于家庭中的母亲的厌弃，即一种对原生家庭拒绝的极端状态，也印证着此刻的莱农正是处于一种尚未实现自我分化的阶段，这种由于母亲的伤害造成的强烈的心理不平衡为她后期寻求自我分化的逃离铺设了伏笔。

至高中二年级，莱农参加了小学就辍学的莉拉的婚礼，并目睹了婚礼中混乱嘈杂的事物和人们不文明的交谈。高中知识的教养、校园文化的氛围，与婚礼场所中的喧嚷和亲人的粗蛮形成文化的反差，让莱农陷入无法弥补和自洽的撕裂中。莱农看到的正是自己赖以生存的原生家庭的鄙俗，也看到了旧城区更多大同小异的原生家庭的缩影，不由更扎深了摆脱原生家庭环境的决心。而对知识的不断追求既是莱农挣脱原生家庭环境的诱因，也是助她逃离的长梯。

二、逃离原生家庭

经历了莉拉那场奥利维耶罗老师口中“庶民”般的婚礼，莱农激发了强烈的学习热情。她在高中最后一年加倍地努力，最终被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录取，成为全家的骄傲，也成为靠学习走出那不勒斯的第一个人。那列载着莱农驶向比萨的火车，象征着这场对于原生家庭的逃离胜利的开端。

在大学时代，她结识了彼得罗·艾罗塔。彼得罗不仅家境富裕，而且每个家庭成员都是低调而谦逊的知识分子，都拥有非常体面的工作。在与彼得罗及其家人的相处过程中，莱农看到了艾罗塔家庭民主、平等、开明的家庭氛围，“我看到了我从来没有过的体验，我永远都不可能有的体验……那也许是一种因训练而得来的能力”。越与艾罗塔家庭的成员接触，莱农越对于自己的原生家庭环境感到自卑与羞怯。艾罗塔家庭讨论的话题有时让莱农几乎无法参与，但莱农极度地渴望自己能加入这样的氛围，渐渐地，“我越来越担心会失去彼得罗”。莱农希望成为艾罗塔家庭中的一员，但这种向往并非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而是一种出于希望自己有一个民主开明的家庭作为她的后盾，让她毫无顾忌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向往。莱农并不爱彼得罗，但彼得罗确属她目前能抓住的最好的结婚人选。借助与彼得罗的婚姻，莱农成功改变了自己命运，她的文章通过婆婆阿黛尔的关系得以发表，她成了一个有出版作品的作家；她的地位因为丈夫晋升教授而有所提升，她成为教授的妻子，也进入了知识分子的圈子。

与经典的灰姑娘原型那样在幸福的婚姻上戛然而止不同，“那不勒斯四部曲”另外精心构建了主人公自我搭筑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向代际蔓延开来。在莱农与彼得罗的婚姻里，两人有了第一个孩子黛黛后，彼得罗因为忙于工作而经常直接忽视照顾孩子，莱农也不希望因为做一个如自己母亲一般的家庭主妇而完全放弃自己的写作事业，于是夫妻争吵起来，婆婆阿黛尔被彼得罗请出面。阿黛尔来到夫妻家中，聘了一个保姆很快地解决了问题，并冷嘲热讽地告诉彼得罗不能让女性在家中一直承担各种家务。莱农在善于交际与经营的婆婆阿黛尔的照顾下，获得一种强大的安全感，这指导着她不断成长走向独立。在莱农的认知中，婆婆比她的母亲更像一个母亲，她不断从这位理想的母亲身上汲取着力量，这也是莱农由于从小在原生家庭中缺少母亲的温柔的爱，继而转换对象的一种心理投射。

奥古斯都·纳皮尔在《热锅上的家庭》中指出：“如果有任何一个离婚的种子是事先埋下的，那很可能就是在个人还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我之前，便一头栽进婚姻这件事。”事实上，现代女性向外扩大生活经验的需求往往极为强烈。心理治疗师等职业的工作，从业人员发现在很多婚姻中，丈夫或许是没有办法及时配合满足妻子迫切想要成长的需求的那一方。如果丈夫不能在家庭生活中适应和调整妻子求新求变的进取心，那么婚姻将濒临危险的边缘。

在莱农生育了第二个孩子艾尔莎后，夫妻的境况让莱农渐渐感觉越来越糟糕。彼得罗在生活中期待的仍旧是“全能的妻子”，能二十四小时照顾好孩子，也能随时满足他的性爱需求，还无条件地追随着他。除此，他还不希望莱农和他作为女性主义者的姐姐马丽娅罗莎有过多的交流，两人曾因为这个问题吵了起来，最终彼得罗当着女儿黛黛的面打了莱农一巴掌。后来的故事里，黛黛在和一个小男孩儿玩“过家家”时，黛黛教育那个小男孩儿说：“你应该给我一个耳光，明白了吗？”可见，莱农为自己的孩子们搭建的原生家庭的环境中，也暴露了一定的问题。在家庭角色“妻子”与“母亲”身份的压抑下，莱农有强烈的对自由的追求。她渴望发表作品，渴望参与政治运动，渴望真正的幸福，这些欲望本身是对禁锢自我身份的不满。她想打破所谓“贤妻良母”生活的一切规则，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莱农的情人尼诺的出现引燃了所有的欲望，让它们真实地暴露出来。莱农最终作出了她一生中最叛逆的选择，抛下孩子，与尼诺私奔，后来最终也与彼得罗离婚。尽管这些会让艾罗塔家庭收回对她的所有支持，也让两个孩子常被放在爷爷奶奶家照顾着而导致和自己的生疏，但这一场放肆的，看似是对自己从小暗恋对象的追逐的私奔，实际上是莱农将那个想要追逐自由的自我释放出来。她不甘心被困于无能的境遇里，不甘心虽然已处在一个富裕阶层的家庭环境中，却仍要重蹈身处那不勒斯旧城区家庭中母亲的覆辙；她希望自己的朋友看到的还是之前那个有思想的自己，潜意识里说明她自己对不写书、不看书，成为一个像自己母亲那样的家庭主妇的厌恶；她始终希望摆脱那样的境地，她心中对于原生家庭摆脱的渴望战胜了对家庭温馨的顾虑。

莱农就是这样从原生家庭的束缚中摆脱，又从进入婚姻生活后所建立的家庭（核心家庭）中逃离，在不断地追逐中，她消泯着自我与知识、自由的距离。

三、回归原生家庭

长时间对自我实现的追逐，无可避免地让莱农的孩子们落入缺失母爱的境地，也让莱农陷入无所皈依的迷失。

有时，莱农也把两个女儿带到马丽娅罗莎的家中，马丽娅罗莎会在家中主持一些晚间课程。有一次，马丽娅罗莎也让莱农主持了一场晚间课程，此时两个女儿也很认真地坐在第一排听课，彼时黛黛对母亲莱农“并不了解，她也不想了解”，莱农也自知“我是她母亲，什么都不让她做，她受不了我”。奥古斯都·纳皮尔认为，在一个和谐的家庭中，不论孩子的年纪多大，父母以一种贬低或摆布的方式对待孩子其实是不被认同的，大人的力量实际上并不应该靠厉声严斥来表现。而在马丽娅罗莎家开展晚间课程那一次，“她（黛黛）用一种之前从来没有过的专注在听我讲，她可能自己也感到非常惊异。可能，她喜欢我用那种平静的语气回应马丽娅罗莎出人意外的批评”。由此分析，在日常生活中，莱农与自己女儿的相处模式是：莱农很多时候是作为一个权威型的家长，女儿们不得不听从，而这与她从自己母亲身上所感受到的教育方式不无关系，莱农在旧城区的原生家庭中也曾被这样对待着。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鲍恩认为家庭功能的严重失调是家庭情感系统延续数代的结果。在家庭关系中，如果父母一方无法对自己的原生家庭作出适度的分化，则容易以自过往的原生家庭经验作为婚姻生活事件的决定或处理的准则。莱农在日常生活中与女儿们的不和谐的相处模式也就证实着她仍旧未完全地实现自我分化，她将母亲与自己的相处模式照搬至自己与女儿们。而女儿们渴望的家庭模式也在这场呈现平等沟通的课程中无意间表征出来—她们希望拥有的是一个平和的愿意对话的民主型母亲，也期盼着一种彼此和谐、互相尊重的家庭氛围。

敏感如她，因为有类似的被母亲对待的经历，又怎会不知此时女儿们对自己的情感？与女儿之间的关系常常让莱农陷入纠结，她常常在追逐自我和教育孩子之间矛盾着。而这样的境况，直到莱农与自己母亲的关系实现转变，与女儿们之间存在的隔膜才慢慢消解。

在莱农怀着尼诺的孩子时，莱农的母亲病弱入院。莱农发现自己的母亲已不再是那个年轻、暴躁的母亲了，母亲在岁月流逝之中悄然变成一个敏感脆弱、焦心忧虑的老太太。文中叙述到此处，话语权转至濒临死亡的母亲，让母亲表达她对莱农的看法。读者渐渐明白，其实，莱农的母亲一直爱着莱农，但那份爱总被母亲言行中的强势隐去了，让人后知后觉。在后来照顾母亲时的交谈中，莱农也逐渐发现了那个从“母亲”角色中脱离出来的母亲—伊玛。她们说起让莱农从小耿耿于怀的瘸腿，说起人老来对死亡的看法，说起伊玛与丈夫的婚姻。在医院里，慢慢看到这样真实自我的伊玛，体会到母亲的爱意，莱农才终于与母亲和解。文中此处又巧妙地安排着给三女儿起名字的互文情节，之前莱农为第二个女儿起名字时，母亲曾经争取用自己的名字伊玛，但那时被莱农毫不留情地拒绝，她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成为像母亲伊玛那样的人，过着像母亲那样的生活；而在理解了作为本真的“自我”的母亲后，三女儿的名字最后取的正是莱农母亲的名字—“伊玛”，这意味着莱农对母亲的理解与最终的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