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城楼上的他在遥想什么

柳宗元是唐朝“古文运动”的代表性人物，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永贞元年（805），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失败后从鲜衣怒马的青年才俊贬为永州司马，不久母亲去世，孤独而悲凉。宪宗元和十年（815）春奉诏到京师，被贬到柳州任刺史，同时被贬的还有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这四人分别被贬到漳州、汀州、连州、封州担任地方官。时年六月，柳宗元至柳州任所，不久便写下了《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这首诗：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一、独登城楼失神魄

柳宗元独登柳州城楼，看到狂风暴雨的景象，百感交集，“愁思茫茫”，流露出政治失败的痛苦，抒发了自我极致孤独之感，对四位同时被贬边州的朋友也表达了思念之情，含蓄而又简明。诗中蕴含了柳宗元无法与自己所处的空间相处的孤独之感，就如百年前的诗人陈子昂在《登幽州台歌》里所诵：“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多年的外放流离，在到底该如何面对生命的渺小与代谢这个问题上，柳宗元觉得茫然无措。年少有为、意气风发的时候突然跌倒，从长安贬到永州，十年蛰伏，终于得到机会重返长安，但又不被重用，随即再贬到柳州，如此坎坷的身世、险恶的仕途，使诗人郁郁寡欢。之前他是出入宫廷的青年才俊，而此时他是一个被束缚在“囚山”“愚溪”等蛮荒之地的罪臣。

结合颔联看，“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描绘了一种慌乱、失控、无序、无所依归的乱象，这种乱象正是诗人灵魂孤独、精神空白的现实状态，非常切合柳宗元当时杂乱、多变、无奈、悲忧、郁闷的生活状态。一阵阵的“惊风”“密雨”不断地飐飓着“芙蓉”“薜荔”，“乱”“斜”二字更突出了“惊风”和“密雨”的肆无忌惮，也把“芙蓉”“薜荔”当时无依无助、任由摆布的情状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不就是当时诗人的真实写照吗？沈德潜《唐诗别裁集》中曰：“惊风、密雨，言在此而意不在此。”俞陛云《诗境浅说》中云：“以风雨喻谗人之高张，以薜荔芙蓉喻贤人之摈斥，犹楚辞之以兰蕙喻君子，以雷雨喻摧残。”诗歌中的“惊风、密雨”指的是造成柳宗元左迁永柳、亲人离世等诸多险阻的“谗人”，而“芙蓉、薜荔”则可以看成诗人的“贤人”化身。因为参与了那场政治革新运动，柳宗元遭到了政敌的不断攻击，京城里愿意和他交往的人极少，只有一些一起被贬谪的人和他来往。于是，他的内心生出了强烈的孤独感，他就像被遗弃在了世界的边缘，同样被遗弃的，还有人生的种种可能。诗歌中，诗人借助景物来描写遭遇政治打击之后的心灵颤悸、失神丧魄的精神情状，虽然诗歌的确蕴含了对朋友的思念之情，但这不是诗人在诗中主要想表达的情感，他只是用诗歌的方式把自己此时此地的烦乱心绪发泄给四位朋友，基本上属于单向的告知，而四位朋友其实并不是诗人情感的主要接收者。那么问题来了，在当时的心境之下，站在城楼上的他，其内心情感主要放在哪里？谁才是诗人情感主要接收者呢？而这个主要接收者应该就是即将出现的“千里目”的目标。

二、遥想圣地九回肠

柳宗元在颈联中写道：“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诗人这里写的不仅仅有自然现象，还有自我意识。这里的“千里目”并不是说诗人真的能眺望千里之外，准确地讲，这“千里目”应该是一种遥想。那么，柳州城楼上的诗人到底在遥想什么呢？对此，《唐诗鉴赏辞典》解释说：“自己目前是处于这样的情境之中，好友们的处境又是如何呢？于是心驰远方，目光也随之移向漳、汀、封、连四州。”金涛在《柳宗元诗文赏析集》里说：“它已不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中的那个‘千里目’，仅仅表示望尽远处景物的意思，而是包含着对家乡、亲人、朋友‘此时相望不相闻’的苦闷。”看来，诸多人把本诗中的“千里目”理解为对亲朋好友的忧思，让我们结合“江流曲似九回肠”这一句，来看看这样的解释是否恰当呢？

“九回肠”来自西汉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是以肠一日而九回。”《辞源》对“九回肠”的解释是：“肠屡次为之回转，形容忧思之甚。”司马迁因李陵事件被汉武帝处以宫刑，“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最下腐刑”的奇耻大辱让他痛不欲生，“肠一日而九回”。唐代冯延巳《酒泉子·芳草长川》：“风微烟淡雨萧然，隔岸马嘶何处？九回肠，双脸泪，夕阳天。”词中的思妇因为征人没有归来而为之肠断泪枯，看来只有这种极度的悲伤才配得上用“九回肠”来形容。贺铸《江南曲·踏莎行》：“不辞寸断九回肠，殷勤更唱江南曲。”词人写伤离别恨，把“九回肠”与“寸断”联系起来，肠似乎往复翻转，将要“寸断”，还唱出了忧伤的“江南曲”。从上面使用“九回肠”的例句来看，其体现出来的绝对不是普通的忧愁，而是刻骨铭心、没世难忘的痛苦和伤感，包含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打击。可见，“九回肠”不是轻易可以拿来形容的，其背后蕴含的情感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

那么，柳宗元和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几位朋友的感情能否支持他“九回肠”呢？四位朋友当中，柳宗元与刘禹锡关系最好。“共来百越文身地”，他们一起被贬“百越”，而且分离之后已经许久未见，但是从二人所写的互和的诗歌来看，他们之间的友情尚不足以使人因为思念而肝肠寸断“九回肠”。而且刘禹锡刚到连州出任刺史，连州虽然地处偏僻，却也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让柳宗元感到悲伤万分。当年杜甫与李白在兖州一别，那“一樽酒”再无机会同饮，杜甫写了七首怀念李白的诗歌，没有哪一首的感情达到了“九回肠”的程度，并且从常理上看，友情不适合用“九回肠”来表达。再加上堂弟宗直、表弟卢遵等都随柳宗元一同来到了柳州，而柳宗元的父母、妻子都早已离世，那么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哪些亲友能够让他产生肝肠寸断的“九回肠”呢？答案是没有。

与柳宗元的“千里目”相似的表达在唐诗中并不鲜见。李白在《登金陵凤凰台》中写道：“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看不到长安的李白为何“使人愁”？贾至在《岳阳楼宴王员外贬长沙》中写道：“停杯试北望，还欲泪沾襟。”北望的贾至为何“泪沾襟”？他在望什么？实际上，结合柳宗元之前在永州的经历，就会明白诗人的“千里目”与李白、贾至的“不见、北望”的目的地是一致的，那就是儒生们心心念念、终身仰望的圣地—京城。

三、贬出京城终不归

京城不只是一个地域概念，更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代表着最高绝对皇权的图腾符号。皇权可以决定臣子、读书人政治理想的实现与否，是京城的核心。儒生们自幼饱读“四书”“五经”，从儒家文化中秉承到义不容辞的社会和国家的巨大责任，自信有着经天纬地的才能，怀抱着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他们的政治抱负必须在君王和国家的意志之下，必须为君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只能表现于对君王和国家的效忠。君王是墨客骚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的关键，所以他们会对君王产生精神上的依靠和畏惧。李白要“直挂云帆济沧海”，贾至也身怀“济苍生”“安社稷”的壮志，他们实现理想的过程都被皇权控制着。儒生们遥想京城，表达对“京城”的渴望，是因为只有进入京城，才能被君王发现和重视，才能进入或者重回政治权力的中心，找到精神的安顿之所，实现自己政治理想抱负。

之前柳宗元被贬永州之时，就时时刻刻想着重返京城长安。刚来到永州这个穷乡僻壤，他的内心可以用“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江雪》）来形容，压抑的心情表露无遗。当时，韩愈的古文运动，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已经轰轰烈烈爆发于文坛。柳宗元只能在他那偏僻的永州不断反思，开始接受这样的人生处境，经营自己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并写下了很多著名的篇章。例如，《封建论》《非国语》《天说》等，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历史哲学世界观，还有那著名的《永州八记》也是诞生于这个时期。我们不能认为《永州八记》只是单纯排忧解愁的文章，实际上，那时候的柳宗元虽然经常游历山水，但并没有获得真正的洒脱。他经常会把自己的不幸遭遇和山水结合在一起，还时时流露出对时局的感慨、不满和抗争，正如他在《游朝阳岩遂登西亭二十韵》中所写：“谪弃殊隐沦，登陟非远郊。”柳宗元认为贬弃不同于隐逸，所以诗人希望摆脱此种精神上的压抑，而要做到这一点，重返京城就是无法回避的话题。在艰难的政治环境和“千山万径”之中，柳宗元仍然独立思考、坚持理想、坚定信念，就是为有朝一日回到京城做准备，就如他曾经所说的“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

永州成就了柳宗元的文学与哲学，也保留了他的政治理想，但唐宪宗和他的恩怨是横在柳宗元面前的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元和元年（806）唐宪宗曾经下诏：“左降官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准、程异等人，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这就相当于要把他们永远禁锢在被贬谪的蛮荒之地，永远无法重返京城，也意味着理想的消亡。但柳宗元仍不甘心，他写信到京城，写信给友人，甚至给政见不合的武元衡写信低头认错，希望能得到同情和帮助。在多方努力下，元和十年（815），朝廷决定将刘禹锡、柳宗元、韩泰、韩晔、陈谏召回长安。在重返京城的路上，柳宗元创作了“南来不作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为报春风汨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汨罗遇风》）来抒发自己内心的兴奋和喜悦。但命运弄人，由于政敌的阻挠，不同意重新启用，柳宗元并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而是再度被贬为边州刺史，“复出为柳州刺史”，不禁让人掩卷长叹。再次被贬出京城的柳宗元，来到柳州后，登楼远眺，悲愤地喊出了“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这“千里目”所遥想之处，必然就是诗人心中的圣地—京城！而渐行渐远的京城，已经让柳宗元无法看到，甚至可能永远也无法看到！这时，痛彻心扉的“九回肠”也就不可避免了。

儒士们一旦遭到屡次流放或贬谪，便可能会失去精神上的依托，精神大厦就会轰然坍塌。贬谪就如同君王对儒士的精神断奶，它的外在意义是君王在距离上疏远儒士，内在意义则是君王在精神上让儒士产生失重感，表现出儒士们精神的贫瘠和脆弱。所以，当柳宗元站上柳州城楼的那一刻，其心境恐怕已经是“去国魂已游，怀人泪空垂”（《南涧中题》），在梦里魂游那已经告别的京城，怀念故人的眼泪白白流下。诗人再次被贬放逐后忧伤寂寞、孤独苦闷。终于，公元819年的冬天，忧郁的柳宗元在贬谪之地柳州郁郁而终，在这方面，他算是一个典型代表。

基于日常积累，我们有时会想当然地把柳宗元的“千里目”理解为遥想家乡、亲人、朋友，不过柳宗元始终是无法脱离残酷的现实政治，也无法忘怀自身的不幸遭遇，政治理想的破灭、官场仕途的失败、一贬再贬的哀怨不断在他心中浮现，这种情绪继而体现在他的诗文中。我们只有从文化、政治等多重角度来认识柳宗元的“千里目”，才可以全面把握诗歌所表现出的诗人的精神世界，真正理解他何以“九回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