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宋话本内容主题之新变

在中国古典小说和戏曲中，宋话本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自上承接唐传奇的故事性，自下启发了明清小说的通俗化，作品流传甚广，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人物，值得学术界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发掘其中的文学价值。历来学者们对唐传奇和宋话本有诸多研究的角度，并且试图建立两个文学样式之间的联系，研究古典小说发展的脉络。对于唐传奇和宋话本的分析，学术界各有侧重和角度，本文以脉络化的思路研究宋话本小说其中的价值，通过对经典的文本《快嘴李翠莲记》的细读，再以《莺莺传》作为比较，从内容和主题上论述宋话本与唐传奇的不同，它的变化是如何通过内容和主题呈现出来的？这一问题将是本文探讨的核心。

在学界，关于宋话本的研究多集中于女性人物形象、叙事特征、有时间范围的研究综述上，而针对《快嘴李翠莲记》，研究者们通常是从语言学和女性形象角度分析，参考资料有限。我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从内容和主题上建立文学史和文学作品之间的联系，通过对不同时期两个经典作品的比较，探究宋话本之新变。

一、女性人物变得棱角分明

与唐传奇相比，被鲁迅先生说“实在是小说史上的一大变迁”的宋元话本发展坎坷，光从发展环境和文本的界定上看，就有相对成熟稳固与模糊含混的分别。“早期的话本小说作为一种口传文学的底本，本身的形成就存在一个长期积累初步完成、最后刊刻定型的过程，其中往往存在不同时代的信息符号，使已然严格的断代工作遭遇许多困难。”由此可见，能够被完好保存流传至今的作品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快嘴李翠莲记》就是如此。

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首先是要求在内容上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本文的研究对象《莺莺传》和《快嘴李翠莲记》皆是如此。它们分别作为唐传奇和宋话本的经典作品，塑造了典型的女性人物形象，故事虽然都是以悲剧结尾，而且在文学史的价值上有其时代的创造性意义，但是从具体内容上分析，它们是各有不同的。

首先，由于创作者和环境的不同，创作者由文人作家变化为勾栏瓦舍的说书人，女性形象也发生了变化，虽然崔莺莺和李翠莲都是具有叛逆色彩的聪明、自主、有思想的进步女性，但性格上出现很多差异和变化。崔莺莺是温良恭顺、温柔沉静的，尤其是在最初与张生相见时，“久之，辞疾。郑怒曰：‘张兄保尔之命。不然，尔且掳矣，能复远嫌乎？’久之，乃至。常服睟容，不加新饰，垂鬟接黛，双脸稍红而已。颜色艳异，光辉动人”。从一开始，就呈现出样貌姣好、出身名门、家教颇严的形象。而“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和柔美，也表现了她最初的拘谨和内敛的性格特质。下文，“大数张曰：‘兄之恩，活我之家，厚矣。是以慈母以弱子幼女见托。奈何因不令之婢，致淫逸之词？始以护人之乱为义，而终掠乱以求之……’言毕，翻然而逝”。显示出她是知书达礼、恪守规矩的大家闺秀。后文她勇敢突破礼教私下与张生相爱，分开时的不舍、思念、离恨、矛盾的状态，展现出崔莺莺外柔内刚的美。

而反观《快嘴李翠莲记》中，李翠莲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嘴快，而这与古代社会中贯彻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思想是不同的。她的性格开朗活泼、大胆直率、敢说敢做，语言上显示出伶俐机敏，行动上显示出坚强果断，人格上显示出自尊自爱。文本中所具体体现在几个地方：

其一，婚后亲家相见，婆婆找母亲告状后，李翠莲解释道：“母亲，你且休吵闹，听我一一细禀告。女儿不是村夫乐，有些话你不知道。三日媳妇要上灶，说起之时被人笑。两碗稀粥把盐蘸，吃饭无茶将水泡。今日亲家初走到，就把话儿来诉告，不问青红与白皂，一味将奴胡厮闹。婆婆性儿忒急躁，说的话儿不大妙。我的心性也不弱，不要着了我圈套。寻条绳儿只一吊，这条性命问他要！”一番话有理有据，后文也如此，对于婆家的不满作出一系列言语上的解释和回击，话糙理不糙的形象跃然纸上。其二，在出嫁当天，媒婆对李翠莲的不满和婚礼的混乱，遭到李翠莲的言语指责和行动上的反抗。媒人的离开并没有让李翠莲感到孤立无援，反而是直截了当地指明：“才向西来又向东，休将新妇便牵笼。转来转去无定相，恼得心头火气冲。”机智地面对突发状况，不畏惧，不退缩，坚强果敢。其三，先生在婚房中念祝辞，撒五谷时，先生说道：“撒帐后，夫妇和谐长保守。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一下激起了李翠莲的不满，“说那先生撒帐未完，只见翠莲跳起身来，摸着一条面杖，将先生夹腰两面杖，便骂道：‘你娘的臭屁！你家老婆便是河东狮子！’一顿直赶出房门外去”。赶出门外这一行为，有了之前语言和人物形象的铺垫，也不显得突兀。维护了自己的尊严，强调出女性不应该对丈夫俯首帖耳，也不应该被骂作河东狮。这些描写使李翠莲敢于与传统抗争、不被压抑和束缚的形象更加丰满，这与崔莺莺外柔内刚的性格相比，她是有一种直截了当内外一致的坚定、胆大、直率，性格特征更加鲜明。

其次，人物塑造展现矛盾的侧重点不同。《莺莺传》中，作家重点通过对崔莺莺的心理变化，发掘崔莺莺作为进步女性的特征，是既传统又叛逆。例如，“时愁艳幽邃，恒若不识，喜愠之容，亦罕形见。异时独夜操琴，愁弄凄恻”，通过侧面写弹奏曲子的伤感，来表明崔莺莺的矛盾心理，她想冲破封建对女性束缚的牢笼，但最终又反抗失败陷入一种自我的矛盾中。作家试图通过崔莺莺的神态动作、心理内化其冲突，而《快嘴李翠莲记》则是另一种思路和描写。李翠莲性格的展现是被一系列人物激化出的，娘家人和婆家人都对她的快嘴心生不快，但她并没有因为外界的声音而选择改变，或者逃避内心真实想法，而是用自己的语言不断激化冲突。例如，“婆婆休得要水性，做大不尊小不敬。小姑不要忒侥幸，母亲面前少言论。訾些轻事重报，老蠢听得便就信。言三语四把吾伤，说的话儿不中听。我若有些长和短，不怕婆婆不偿命！”得罪了婆婆，又在敬茶时说：“二位大人慢慢吃，休得坏了你们牙……这些古人能说话，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公要奴不说话，将我口儿缝住罢！”得罪了公公，直到后面出现了张家要休妻的结果，李翠莲作为一名女性和其他人背后的封建思想作抗争，以一敌百，以小博大，更彰显女性形象的抗争意义，极具进步性，文本也把女性追求自由平等的思想和传统封建礼教的约束对立展现无遗。

最后，因为题材不同、叙述的主体不同，所以女性形象有单薄和丰富之别。《莺莺传》和《快嘴李翠莲记》中崔莺莺和李翠莲都是女主人公，小说都是第三人称叙述视角，但是差别在于《莺莺传》的叙述是以张生为主体，张生是小说的核心，作者依旧是以男性的视角讲述爱情故事。然而，《快嘴李翠莲记》中，李翠莲作为中心人物，是叙述的主体和主要的对象，她的丈夫张狼全篇只在结婚当天和休妻时作为次要人物出现，作者描写得只寥寥数笔。诸如当公公提出要休妻，作为儿子文中有这样的叙述：“张狼口虽应承，心有不舍之意。”“张狼因父母作主，只得含泪写了休书。”内容短小，笔墨简洁。而李翠莲的反应则是：“公休怨，婆休怨，伯伯、姆姆都休劝。丈夫不必苦留恋，大家各自寻方便。快将纸墨和笔砚，写了休书随我便。”在休妻前后，小说内容不仅表现了李翠莲的勇敢、聪慧、博古通今，家庭上不委曲求全，思想上不固守礼教，而且通过写张狼的反应，表现出大家族家长制的权威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没办法自己掌控生活和命运的悲哀。如此对比，在同样是悲剧的结局下，崔莺莺的选择是一种无奈和被迫，而李翠莲在公公提出休妻后，并没有改变态度，而是不卑不亢。虽然，最后她皈依佛门，但与前者相比显示出了选择的主动性。所以，《快嘴李翠莲记》中的女性的形象更丰富和鲜活。

此外，因为《莺莺传》中张生始乱终弃的形象过于突出，导致崔莺莺的反叛和进步性被削弱，在读者眼中变成了对她的同情和惋惜。虽然《莺莺传》开创了才子佳人小说的先河，有历史的进步意义，但女性角色还是依附于男性角色而存在的，女性角色本身存在其妥协性和动摇性。而到宋朝，《快嘴李翠莲记》作为一部婚恋题材的小说，更切入到生活中，把唐传奇中美化和虚拟的故事发展成更真实的事件，从美好爱情的沉溺和冲动，转变到现实婚姻的复杂和琐碎里。它们尤其表现在女性的金钱观、人格独立上。例如，《快嘴李翠莲记》中“众人都来面前站，合多合少等我散。抬轿的合五贯，先生、媒人两贯半。收好些，休嚷乱，掉下了时休埋怨！这里多得一贯文，与你这媒人婆买个烧饼，到家哄你呆老汉”，李翠莲主动提出自己对赏钱的分配，这一细节化的处理也丰富了女性追求独立平等的形象特质。

二、情节叙述变得集中

《莺莺传》和《快嘴李翠莲记》都是一个时期文学艺术创作的结晶，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然而，在内容的叙述中，研究不仅要从人物形象上分析，还要看到其中情节的变化。《莺莺传》中，主要围绕着崔莺莺和张生对彼此感情的变化来推进故事，文章有十个段落，一段有一个层次，感情起伏变化，一波三折，层层递进，但结局是通过张生一系列行为进行铺垫，显得在意料之中。而《快嘴李翠莲记》中，故事的时间首先集中在四天内，情节紧凑，内容围绕着李翠莲出嫁展开，在家庭和道德伦理下，矛盾一步一步激化。全篇开始是一个欢快明亮的调子，而出嫁前一天，李翠莲活泼、自信、孝顺的性格，表现在“她巧妆自饰，又强烈流露依依离情：‘今日你们将我嫁，想起爹娘撇不下;细思乳哺养育恩，泪珠儿滴湿了香罗帕。’”她对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也是有着美好的憧憬的。而后文由于语言风格没有《莺莺传》的文雅和诗意，也因为要延续李翠莲反叛的女性形象，情节上以喜剧的调子最后呈现出一个悲剧的结局，尤其是在结尾，休妻时矛盾被激化，而李翠莲完全没有自怨自艾，悲苦凄凉，而是表现出一种决绝。这样的结局有一种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设计，也看出作者想表现李翠莲不被封建礼教压抑的女性形象，从而使小说的主题指向明显，主题上批判意味比《莺莺传》更浓。

三、思想主题反映市井生活与文化

婚俗和佛教文化在宋朝的话本中是两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在主题的展现中，带有浓厚的时代特色。以《快嘴李翠莲记》来看，宋朝时结婚前后“相媳妇”“坐花轿”“撒豆谷”“拜先灵”等新婚俗被展现出来。而新娘也是从上花轿到下花轿需要经历三种仪式—起檐子、障车和拦门，在小说中都有展现，描写细致，语言生动。例如，“翠莲祝罢。只听得门前鼓乐喧天，笙歌聒耳，娶亲车马，来到门首”，接着，“张宅先生念诗曰：‘高卷珠帘挂玉钩。香车宝马到门头。花红利市多多赏，富贵荣华过百秋。’”这段文字将宋朝婚礼的一些相关婚俗都描写得相当明确。有学者说：“作为文学作品的话本，被人看重的往往是其表现出来的文学性，以及对于市民小说发展的推动作用，但作为反映市民文化的民间资料，可以为史学家所参考、借鉴，从而找出其更多的史学价值。”由此可见，文本的内涵丰富，意义深厚，主题也有助于我们对宋代市井文化风俗的理解。而结尾，李翠莲选择剃发为尼，也是和当时文化相关联的。《快嘴李翠莲记》并不像《莺莺传》中，男女主角都各自组成了家庭作为悲剧的收尾，而是加入了佛门清净、避世、逍遥自在的环境，李翠莲既可以维护自己和家族的尊严，又可以不受“三从四德”封建的束缚，即使苦修佛法，也寻得心灵的安静，她自称：“纵然不做得菩萨，修得个小佛尔也罢。”从内容主题表现了婚俗和佛教文化，宋话本的变化可想而知。

本文用清晰的思路，从《快嘴李翠莲记》小说的内容上出发，分析了其中女性人物的形象和主题情节的变化，回答了宋话本的变化具体如何表现这个问题，同时针对女性人物形象塑造进行了详细分析，而针对情节紧凑和反映宋文化的论述，少了笔墨，研究仍有不足。《快嘴李翠莲记》从叙事结构、语言风格等角度还可以有其他的研究价值。而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宋话本的开创性意义，从流传广度、审美宽度、文学性上给出更多的解读，这是对先人为我们后世留下的宝贵遗产的一种保护。